经济学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

 一 引言 
  
可靠的 历史 记载和调查材料，使我有理由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 中国 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从万历到乾隆的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我曾采取了史籍 研究 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 ，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 工业 进行了调查，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它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足以填补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 分析 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 问题 以及中国近代 社会 经济 发展 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就是：究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那些特点?这一萌芽时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的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发达的程度怎样?这个历史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 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我愿意通过一些典型材料的具体分析，试作一个初步的解答。 
近来有不少文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作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有的说中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远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可以看到，有的认为明朝初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的又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也有的认为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明显的转折阶段。依我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并不太早，说得太早的人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比如有的文章似乎想令人相信元朝至正年间，约当公元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这些文章所举的唯一证据，乃是徐一夔著的《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我认为这一类说法有很大缺点。《织工对》所描写的钱塘相安里一个富家有杼机四五具、佣工十数人的情形，只是个别的例子，此外还没有其他有力的例证。如果把这样的个别例子突出地抓取出来，当成大量的现象，那末，我们在元朝以前更早的时候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个别例子。唐朝定州有一个名叫何明远的，"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是《朝野佥载》上写得很清楚的。可是，谁能够根据这一个个别的例子来判断唐朝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显然，离开了对一个 时代 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同样，也有的作者根本否认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有什么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在他们的眼里，当时只有农奴劳动和非商品的生产，而不可能有任何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 我以为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同历史的情况不相符合，这是对于历史情况作了另一极端的片面观察的结果。 
还有的作者拘泥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因素"等名词，认为它们的含义不同，不能混淆。殊不知"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这并不会引起什么意义上的混淆。 
根据近来研究所得，我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它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它的萌芽期就在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个时期，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说来，中国无疑地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表现了中国封建历史所特有的"停滞性"。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较，却有重要的新的特点。 
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地主阶级剥削农奴劳动为其经济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在自给自足和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官府手工业尽管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它们却只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并且它们是用了"工奴"的劳动来生产的；民间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束缚，不能出头。同时，在封建土地买卖制度之下，资本不断地被吸引和冻结在土地上面，更加巩固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形成了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加深了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 
在明朝万历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之间，情况却有不同。这个时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它的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它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地妨碍资太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就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的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这个时候，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地和直接生产者分离，特别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逐渐被掌握到少数人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的劳动队伍逐渐形成，他们日益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业工场以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工场，从这里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同时还出现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孕育着新的阶级雏型，酝酿着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所以会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的这个期间逐渐发生，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历史条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万历年间有一些经济措施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开矿，它的规模是以前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本来明朝的采矿业在万历初年还不很发达，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才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地合法地进行。结果在两方面发生了影响。一方面因为那些太监到处勒索，就引起了各地人民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矿厂从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就活跃起来，给了资本的活动以许多便利。其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在一方面表现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的进步性的改革，它给货币经济的新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经济的措施以外，万历年问还举行了正义的"抗日援朝"战争，这是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抗日。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第一次战役和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战役，明朝耗费了二千六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每年由四十三万两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两。这个战争对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措施和国家财政都有不小的影响。中国的银币也是在这个战争中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才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 
万历年间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 科学 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 音乐 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 文献 ，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不可否认，在公元十七世纪开始以后，约有四十多个年头，明清两个王朝的军事斗争日渐剧烈，接着爆发了农民的大起义，明朝的统治垮台，清兵乘机入关，中国本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一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它使得清朝初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停顿。但是，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所以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而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 
为了说明上述论点，我准备把实地调查和收集的材料，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陆续加以整理发表。现在我先通过北京门头沟煤矿业的一部分材料，来论证中国北方地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生的具体过程和它的特征，对于其他材料的研究，留待以后另写文章。 
二 一百座民窑的遗迹 
  
我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矿区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我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有窑图两张。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附近也同时出现。 
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在元朝已经有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煤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一带开始出现了民间的采煤业，它同斋堂、周口店等地一样成为供应京畿地区煤炭的主要釆源地之一。《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它所指的主要就是门头沟和斋堂两地的煤田:《清一统志》记载"宛平、房山二县出煤"，它所指的则是门头沟斋堂和周口店这几个相连的采煤地区。其中门头沟出产的煤炭,一开始就直接供应北京城市的需要，居于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带的煤窑，从明朝万历年间起，逐渐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窑；相形之下，官窑却日益衰落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据《明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的记载，当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官窑；第三八一卷又引顺天府尹许弘纲的奏疏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到清朝乾隆二十九年的时候，据《畿辅通志》《榷税篇》的记载，这里也仅仅"有煤窑一座"。这一座当然是官窑。除了这座官窑以外，事实上却有许多民窑没有被记载进去。只有朱彝尊编的《日下旧闻》第二十四卷引宋启明《长安可游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现在人们在门头沟还可以找到潘阑庙、天桥、孟家胡同等古老的地名，并且在大峪村附近还可以找到一座废窑，据说它就是明朝的官窑。从这里往北，在九龙山的半山腰，我看到一所颓废不堪的"净明禅寺"，里面有明英宗天顺二年的石碑，碑文中有一句是："敕赐净明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西山大峪窑之地。"这样看来，大峪村旁边在明朝确有官窑。当时的官窑是规模很大的官府手工业工场。它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由封建宫廷直接派太监担任"总管"。我在九龙山净明寺旁边还看见有一个"明故御用监南监韩公之墓"的石碑，据查这位韩公就是万历、天启之间派到这里的官窑当总管的。这座官窑一方面对后来许多民窑的兴起有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对民窑的发展却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的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发展过程的一个显明的特点。 
然而，我在这里要着重论述的却不是这个官窑以及它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阻滞作用，而是在它的附近连续出现的许多民窑，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官窑。这许多民窑的情形，从来没有人加以详细的记载，但是，当地有些老窑主的家里却保存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契约和文书。当地也还有好几辈子开煤窑的老先生能够帮助访问者了解许多历史情况。 
由于京西矿区党委书记景振洋同志、区长龙文耀同志、门头沟镇委书记傅长有同志和区政府矿务科科长李成敏同志、工程师陈毓龄同志、技术员王善祥同志等的帮助，我从门头沟收集到许多民窑的材料，访问了许多老窑主。根据这些材料和史籍记载对照来看，门头沟民窑兴起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大盛起来。七十几岁的老窑主阎锡珍曾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并且对我说："别处我不敢说，这道沟里，早年老百姓开的窑，是明朝就有的。"问他是明朝的什么年间，他说不上，他只能告诉我："由清朝往上数，还不止三辈，早就开了煤窑。"我认为他的话是可靠的，因为这同历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中使四出，大开矿硐"，近在京畿的门头沟煤矿当然也大开起来了。《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条下载："内官监监宫王朝奏开西山煤窑，每年变价五千两，年终解进；有旨：准开取，以济工用。如有附近势豪侵霸违抗的，着指名参处究问。"这大约是万历二十五年的事情。同卷《内库进奉》条下又载："七月，西山煤监主朝进內库银三千两，卒旨：以后府卫首领州县佐二以下都兵千把总等官，听你责委，如有疏虞，必罪不宥。"这是列在万历二十六年之下的一项记事。当时的太监只顾向地方上勒索矿税，至于如何开矿，他们完全不管。于是，许多民窑就逐渐大开起来了。虽然，当时门头沟民窑的数目究竟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一年二月顺天尹许弘纲的奏疏上说的"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推断当时门头沟民窑的数目不会很少。而且，从万历二十五年下旨开采到万历三十一年初，已经有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民窑所占的比重，逐渐地超过了官窑，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期以前，也许门头沟已有民窑，但缺乏材料的证明，不能判断。材料充分可以证明的惟有万历年间的事情。万历三十一年督管西山煤矿的太监王朝，极力向民窑大肆勒索煤税，曾激起了民窑的业主和窑工们的联合反抗。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提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太监王朝从万历二十五年起在西山督令开矿以后，放肆地勒索民窑，反复催交矿税。民窑的业主们因为负担过重，再三拖欠。王朝竟又选派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民窑的业主们推举王大京等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仗势逞威，又假传圣旨，把王大京等人逮捕起来。《定陵注略》卷五写道,"三十一年二月逮窑民王大京等。督理煤窑内官监丞王朝疏参大京等，有旨：逮问。"这就激怒了民窑的业主们，他们联合了采煤的工人、运煤的脚夫等劳动者，结成巨大的群众队伍，拥进了北京城，向明朝封建政府示威请愿。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群众联合向封建统治阶级举行的震动全国的大示威。《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叙述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是： 
"王朝蔓将西山一带概行肆扰，且私带京营选锋，劫掠立威，激变窑民，几至不测。朝怒，遽以欺隐阻挠上闻，邀厂卫扭解之旨。于是（原字为上敖下黑）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 
当时在"填街塞路"的"（原字为上敖下黑）面短衣之人"中间，民窑的业主们只能占少数，而最大多数是在煤窑里做工的雇佣劳动者和运煤的脚夫等劳动群众。这个群众的队伍，声势浩大，对于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一个威胁。因此，当时内阁辅臣的奏疏中说："马穷则攫，兽穷则啮，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可不念?"工科都给事中白瑜也说："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这个事件的结局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明朝封建皇室在民窑的业主们和劳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撤回了王朝。《定陵注略》卷五载："吏部尚书李戴等，顺天府尹许弘纲等，给事中胡忻、白瑜等，御史袁九皋、汤兆京等，各疏论王朝激变，俱不报；已而该监陈永寿题请撤回，从之。"同时，神宗又下旨，由太监陈永寿代替王朝继续催索西山矿税。虽然，用当时顺天巡抚刘四科的话来说，"永寿代王朝是以暴易暴也"；但是，这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重大让步。另一方面，经过了这次事件，民窑实际上被承认为合法的了，这就更加促使民窑的兴起。后来有的民窑不但随便开、随便停，甚至连契约也不税了。但在同时，有许多民窑的经营状况很不稳定，有的时开时停，时分时合，形成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 
门头沟在明朝有许多民窑存在，这是无可置疑的。现在门头沟东辛房以东、大峪村以西，还有三百多公尺长的一道"明沟"，即煤窑的排水沟，老窑主们都说它是在明朝开窑的时候挖的。既然明朝的官窑只有一二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排水沟呢?这无疑的是许多民窑为了排水的需要而挖掘的。但是，这一带的民窑后来因为清朝八旗兵马入关，到处圈地，一度停止。现在很难找到关于明朝煤窑的文约。我从门头沟收集的民窑契约中，有一张明朝崇祯六年的契约，是刘文举把祖遗的两座煤窑地卖给康如春的时候写下的。卖价只有十二两五钱银子，契上写明"其地原系无红契地"。这种"无红契地"的私相买卖，据说在明朝后期是普遍的现象，在清朝初期也还相当多。这些民窑在清兵入关以后不久，就又恢复了经营。从顺治初年的契约中，我看见有些民窑的字号是明朝就有的。如顺治元年十月初二日的一张契约上写道："立合同人高义、赵明因门头村地方下嘴窑一座，先年旧例……今离乱之后，乡亲议合，其窑按六分开采。……"又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一张契约上写道；"立合同人焦云路因有高义等祖遗萝卜窖窑一座，明朝曾伙同焦云登出本开做生利，今清朝高、杨复出工本开做，焦等愿将昔年费过工本，画饼付东流，将此窑议同以六十日为则，……言定煤出之日，除完工本，见利均分。……"由这些契约还可以看出，清朝初年有许多煤窑是照着明朝的旧例开采的。 
我们晓得，清朝统治者在 政治 上、经济上曾不得不保留了明朝的许多制度。并且清兵入关以后，急于用人，为了安定地方，收买民心，在各地还使用了不少本地人管理经济和行政事务。宛平县门头沟虽然是畿辅重地，但是清朝统治者一开始也在这里吸收了一批本地人管理他们所熟悉的本地经济和行政事务。《宛平县志》《列传》中刊载了许多这样人物的事迹。例如，"鲁道焜，字睿卿，号男奇，宛平人，明崇祯丙子科举人。……我朝定鼎，急于用人。……甫一载即升工部主事，督理三山，若煤窑，若灰窑，若石窑，俱为厘剔。"鲁道焜当时所管辖的当然只是官窑，至于民窑实际上仍然不在他的管辖之内。民窑的业主们仍然自己订立合同，自开自停。因此，在清朝初年的煤矿业中，官窑日益衰落，民窑更加发达，就连许多在旗的人看到民窑也有些眼红，极力想插足进去，追逐煤窑的利益。 
我从门头沟收集的截止于乾隆以前的一百三十七张民窑契约，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民窑的字号。它们可以证明那时侯民窑日渐发达的趋势。为了便于查考，我现在把这些民窑的字号列举在下边； 
明朝留下的有四座民窑的字号，就是： 
上南坡窑、下南坡窑、下嘴窑、萝卜窑。 
清朝顺治年间又有新的十八个字号：  
宝平山窑、大兴窑、沟子窑、风门窑、水泉窑、桥头窑、枣园窑、樱桃窑、天井窑、水沟窑、道儿窑、风口窑、常儿窑、下坟窑、下坟窑、李家窑、菜园窑、椿树窑。 
康熙年间除了有些是顺治年间已有的字号以外，又出现了新字号五十一个： 
白草地窑、坑子窑、冷窑、龙家窑、柿树窑、得意窑、岩子窑、蛮子窑、藤花窑、高门窑、东坡窑、吉利窑、杏树窑、椹子海窑、安家坟窑、赵家新窑、水港窑、普殛窑、福兴窑、升官窑、天平窑、海青窑、喜鹊窑、白石头窑、兴利窑、恒库窑、财库窑、财神窑、明井窑、井门窑、双得窑、兴盛窑、桃树窑、胁肢窑、破石窑、杏树窑、小殛窑、松树窑曹风窑、尾子窑、李乐窑、院子窑、皂角树窑、姜家坟窑、马家窑、酸枣窑、扒王港窑、彩意窑、黄蒿窑、盈库窑、永盛窑。 
雍正年间除了以前已有的字号以外，还有七个新的字号： 
陡门窑、菜地窑、巧利窑、沙果树窑、兴地窑、东坡窑、宽普水沟窑。 
到了乾隆年间，不但原有的民窑字号有许多继续保持，而且又 
有二十个新的字号出现，这些就是： 
吉祥窑、岩下窑、道下窑、德胜窑、公善窑、菜畦窑、苦子窑、生财窑、新门窑、胡炭窑、普水沟窑、万顺窑、人和窑、吉兴窑、平和窑、开库窑、霍家窑、广泰窑、栗树窑、三义窑。 
总共截止到乾隆年间，我发现的门头沟民窑字号前后恰巧达到了一百个。据《畿辅通志》所记，乾隆二十九年这里只有煤窑一座，可见当时官方典籍只记官窑而不记民窑。惟有光绪年间刊行的《顺天府志》卷五十七《经政志》的《矿厂》条下，才第一次记载了民窑的字号，其中列举宛平煤窑九十九座，都是门头沟的民窑。然而，事实上早在乾隆以前，门头沟民窑的数目已经陆续出现了一百座以上。这些完全不是光绪年间"仿效泰西、变法图强"以后产生的，而是民间长期自发的 企业 。 
乾隆四十九年直隶布政司印发的布字拾陆号窑照上有一段文字写道："宛平房山二县已未开采煤窑为数较多，且产煤山场俱系西山一带，地方僻远，……各窑有无藏奸等情，均难随时查考。"这样看来，当初民窑究竟有多少，开采的情形怎样，封建官府根本不知道清楚，他们只笼统地知道有的"已开"有的"未开"，而且"为数较多"罢了。至于大多数民窑连窑照也不去领，封建官府就更无法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