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央集权制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各国政府都以发展本国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科学 技术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所以在各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放在突出位置。中国从清朝末年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以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又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格外重视。

回顾近代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们发现科学技术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 规律 ，而且还严重依赖于 社会 经济其它因素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在这几百年里反复重演1。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所以正确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确立当代科学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将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章      前言

    一提到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 研究 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技术史领域李约瑟几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代名词，而李约瑟难题则意味着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

李约瑟的 问题 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其核心 内容 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对 自然 的数学化假设及其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只产生于伽利略 时代 的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一直享有比西方更辉煌文明的中国？今天的科学史家将这一关于科学革命和中国科学与技术演化状态的比较问题称为"李约瑟问题"。

不过，最近的研究揭示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马窦、庞迪我等人都指出了中国知识界在科学知识上的落后。（利马窦，p347； 张铠，p415） 1728年，法兰西科学院秘书梅德朗在给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落后"问题，后者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韩琦，p289－298）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涉足这一问题，波义耳、莱布尼茨、卡西尼、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休谟、狄德罗等人都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2。

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特别是经历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对社会经济（当然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件（或落后的原因）问题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被提出来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酝酿变法维新，一批新式 教育 机构也纷纷成立，对外 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20世纪初到抗战时期，大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更加广阔的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3。李约瑟对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也是在30年代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 影响 之后。

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时已是一个成功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并且已年近四十，当时他在几个中国青年学者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兴趣，进而又对近（现）代中国的落后状况感到困惑。李约瑟（2001 p6）提到他对中国古代 科技 产生兴趣的发端时说，"1937年几位年轻的研究工作者来到剑桥……他们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们激励我 学习 他们的语言；其二，是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代科学只是发源于欧洲？……越是深刻了解这些中国来的朋友，我就越发感觉到他们的头脑与我更为相似，当然我所指的是在智力程度方面。一个尖锐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为什么 现代 科学、加利略时代的'新哲学 '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呢？"他正式开始搜集资料是在他1942年担任中英科学合作所主任之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才有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诞生。

"李约瑟问题"或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之谜"、"李约瑟命题"等等。它们分别对应 英文 的"the Needham Problem (Question)", "the Needham Puzzle", "Needham The sis"等等。首先使用这一说法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经过美国社会学家雷斯蒂沃（Sal Restivo）归纳，以及席文等人的致以辩难，"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Problem）一说不胫而走，80年代初传入我国。

当代中国知识界对"李约瑟问题"的兴趣源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涵盖了当代国内对"李约瑟问题"主要的 理论 观点。

李约瑟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古代中国，而是源于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这里，近代科学指的是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在哲学上是指由古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见吴国盛）。不过，李约瑟从未有过这种难题。席文指出，现代科学在发展时留下的欧洲烙印太强，不能认为在全球到处均属可能。李约瑟也很早（至迟1956年）就说出中国古代"尽管有这些成就也未能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刘祖慰2001）

这里，必须清楚，中国古代并没有近（现）代意义的科学4，所以，不存在中国近代以前曾经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近代以后才逐步落后的问题。严格的说，古代欧洲也没有近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种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以理性来解释自然的知识形式。从这一点说，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产生于广阔复杂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环境，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探求产生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用科学技术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的标准去衡量产生它的土壤。 

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在讨论一个没有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5，因而没有学术意义。从能否被证伪的标准来看，李约瑟难题确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历史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却不能说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怀疑宋巴特、马克斯. 韦伯的以及默顿这些学者关于近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所做的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现代的落后状况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曾经领先还是一直就很落后。研究成功的历史事件和没有发生的"历史可能"学术意义是相当的。带着"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出发，对欧洲中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工业 革命和近代科技革命在西方历史上的"巧合"，因此很多学者也把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视为同一个问题。事实上提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三项历史事件中的任意一项都不能不提到另外两项。虽然已经有大量的 文献 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领域仍然期待有新的认识上的突破。对经济史学家而言，"李约瑟难题"也有中国古代工商业发达、文明程度很高，为什么到近代反而落后（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含义。李约瑟本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了科学技术革命的隐含前提，在他的逻辑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没能发展起来，所以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也没能在中国产生。（张孟闻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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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初杨光先反对汤若望按照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时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之说和三百年后张春桥的言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出一辙（参见楚夏夫《杨光先的"大义"》，《经济前沿》1997.11）。《官场现形记》披露的清朝末年引进机器设备的官僚们和当代国企某些领导的做法和结果并无二致：政府耗费巨款买回一堆废铁，甚至有时废铁也没有。

2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p176－190  本文转引自 刘钝2002，p8

3  仁鸿隽、梁启超、王琎、冯友兰、吴景超 、竺可桢等人分别发表了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李约瑟当时和这些学者也有交流。参见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1997，no.44,pp18-29，以及刘钝pp1-29,谢泳等。

4  关于近代科学的定义与起源 目前 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采用的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参见Roger Hart的"Beyon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Mario Biagioli,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5  参见 江晓原 袁幼鸣，《"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载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第二章  研究 现状综述及述评

从马可波罗到鸦片战争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对 中国 ，中国对西方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1。西方在这七百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脱颖而出，而中国则在1300-1840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并从天朝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这种巨大的 发展 上的反差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科学 技术被誉为"第一生产力"，在 社会 经济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刘钝（2002 p1）统计，自1980年到2002年，已发表的国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 问题 的论文有260多篇，专著30余种，如果把 网络 论文加入其中，数字还会大大增加。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回顾现有解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 理论 中从制度着手或和制度因素有关的文化、地理、科举制度和经济 政治 制度等主要理论，对其它主要理论只给出评价和指出缺陷而不一一赘述理论本身。

§2.1文化原因论

文化原因是很多学者偏重的一个阻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梁启超、冯友兰、吴景超等学者在20世纪初就提出过系统的论述（范岱年，谢泳）。当代有不少学者还在为文化原因论提出新的论证（Chen-lu Tsou1998）。

文化原因论所受的最重要的 影响 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2、宋巴特的《犹太人和近代资本主义》（发表于1911年）和R.K.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特别是默顿把清教主义对近代英国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到了一种 历史 的高度3。

当代学者（包括李约瑟）在考虑影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时，大体上还是前人的思路。文化原因论最大的成功在于摆脱了启蒙时期对宗教的单一认识，使人认识到宗教在科学发展历史上是有正面作用的，不再把中世纪的欧洲看作"漆黑一团"4。

文化解释者最大问题则在于往往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他。在默顿推崇清教的积极作用时完全忘记了宗教裁判所的作用，对宗教顽固分子在科学发展历史中的消极作用只字不提，也忘记了达尔文曾遭遇的困境。强调儒家在中国古代的消极影响的学者对海外华人的巨大成功和亚洲另一个儒教国家日本的创造的奇迹视而不见，日本只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加入了 现代 国家的行列，对于停滞不前的中国，难道仅仅谴责儒家影响就可以心安理得吗？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在一个时期往往是多种互相矛盾的文化并存，即使是在儒家一统天下的古代中国，道家和佛家也都占有一定的"市场"。无论古今中外，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文化的发展（变化）方向并不是文化本身能够决定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找社会经济根源。

§2.2地理环境原因

自然 地理上的原因最初多被国外学者或接受过西方留学 教育 的学者所强调，可能是我国学者缺少国际文化背景的缘故。最初指出地理上的区别的，是提出"东方专制"论的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他指出中国是以水利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时，实际上已经强调了中国和欧洲地理环境的不同。

1944年10月，李约瑟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友，他在一次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中，提到了自然地理上的原因5。他认为，地理方面，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故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这些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不一定，所以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土地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并进而形成不利于近代科学技术出现的官僚制度。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论述颇多，他很强调各国之间自然地理的差异造成发展模式的不同。他认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正是妨碍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原因。（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56,pp60－77；《中国大历史》pp21-23）

梁景文（Graeme Lang 1997，1997） 则对地理环境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机理做出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才是问题的根源。首先，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依靠自然降雨，6世纪到9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国家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不大，所以对这些城镇的控制比较弱，城镇得以发展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但是在中国，国家起源于大河平原，一直依靠大规模的国家性质的水利工程来稳定和提高粮食供给，其他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比上述的欧洲国家的政府要专制的多。因此相对独立的工商业城镇没有在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似欧洲大学的教育机构。并且，由于地理原因，欧洲长期以来都是由一群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这种多国体系对科学发展致关重要：第一，它使得各国长期持续为谋求在经济、军事、 工业 等方面的优势而竞争；第二，它给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周围各国也不能构成有效威胁。因此，中国在经济、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外来竞争带来的动力，军事上也一直以对付"民乱"和镇守边境为任务，在思想上非正统观点不仅得不到支持甚至生存空间也没有。

地理环境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最早见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魏复古（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关于集权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魏复古在其中提出了"水利农业"理论（hydraulic agriculture），系统论证了水利农业产生专制（集权）的机制。不过，地理环境影响论者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地理环境因素是无法直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必须通过中间机制--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影响了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产生相应的科学技术；第二，中国古代的大型农业水利设施多是在战国时修建的，这是当时各国之间激烈的军事经济竞争的结果。各个水利设施的有效范围都是地方性的，并且集中在北方，长江以南几乎没有大型的灌溉农业，所以用北方的水利农业影响来解释全国范围的持久的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其它的"因素"来加以补充。

§2.3社会经济制度原因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李约瑟也深受影响。当今面世的多数研究中国为什么落后问题的成果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教育是一种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社会制度，但是因为它对知识形式的演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也是学者们解答"李约瑟难题"时比较偏重的一个原因。梁启超在1924年发表了《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化学家王琎在1922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

李约瑟在1944年的科学社发言中也指出："古代之中国 哲学 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造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他认为："此当于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把近代中国科学的落后归因于社会经济制度是四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竺可桢在发表于1945年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6中他考察了中国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璀璨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他的结论是："重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中西500年比较》一书是国内最早系统比较中西差异的著作。它对近代十六世纪以来中西差异的制度着眼点在"皇权（专制）"与"王权"的差异上，把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主要归结为皇权统治、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pp15-42）。但是本书由于成书较早，中西方历史资料都比较缺乏，对待历史事件也大多沿用老观点，但其系统比较中西方差异的做法具有 方法 论上的开创意义。

当代经济学家在"李约瑟问题"的制度 分析 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他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pp244-273）来讨论中国近代的 科技 发展滞后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技术发明的简单模型，并且证明了近代（科学革命）以前，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技术水平是由该国人口数决定的。然后，他得出结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使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减低了。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往上爬的最终目标。为积累参加这类科举 考试 所需的特殊的人力资本，他们具有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些方面的足够激励，这些人做了官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激励在积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追加人力资本。因此，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林毅夫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贺卫在他的《寻租经济学》（p179）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林毅夫的理论，把林毅夫所说的"激励"直接解释成"租金丰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如此的强烈刺激之下，世人自是趋之若鹜。不过，贺卫还提到，另一方面又没有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茅于轼(pp.2-3)则指出了制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表面上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物质文明得到空前改善，教育普及，寿命延长，各种新奇的发明不断地满足人类无穷的欲望，这些是科技进步造成的，所以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科技的重大进步是发生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后，而不是在市场制度出现之前。计划经济国家对科技不能说不重视。但科技未能挽救计划经济走向贫困，中国和前苏联的经验都可以说明这一事实，科技之所以要依靠市场，因为发展科技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制问题，如果没有市场制度和在这一制度下产生的均衡价格，科技提供的新机会可能不是用一般资源去代替更稀缺的资源，而是相反这种科技不是节约了稀缺资源，而是浪费了资源，增加了稀缺性。人类要依靠科技来减少稀缺性，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必须能发明减少稀缺性的科技，亦即能赚钱的科技，能商业化的科技。这一点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更不用说市场制度为对社会有用的科技提供了巨大的激励。所以从本质上看，能够满足人类不断增长需求的是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只要存在市场和价格，科技就自然会产生出来。

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人们对彼此之间（相互）行为的限制。它包括正式的规则（宪法、成文法、习惯法、规章等）和非正式的限制（习俗惯例、一般行为准则、以及自律的行为规范等）以及上述规则限制的执行特征。（Douglass C. North, Five Propositions About 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既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它决定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早被人们认识到，市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母体作用"也早就是老生常谈，十八世纪的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已经在《蜜蜂的寓言》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十分敏锐的指出科学技术知识的增进是循序渐进的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这是一种试错性的摸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性的善恶，而是制度，而这些制度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并非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制度论学者们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各自系统化了这些观点，使得这些理论成为了科学。但他们的问题是各种理论之间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虽然说对于一个复杂问题不可能简单化地要求给出唯一的一种"终极解释"，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诸多制度因素之中，那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主要因素和其它次要因素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有，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本文在下一章论述主要观点的过程中，会兼带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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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前夕就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停滞状态，他指出，从马可波罗到他那个 时代 虽然过了500年，但中国给欧洲旅行家的印象却没有变化。亚当.斯密p.65

2  韦伯在这本出版于1904年的书中已经进行了一些中西方的文化对比，以此来表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参见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p52。

3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86 pp77-169。 默顿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谈宗教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加上其他讨论科学与文化关系的 内容 ，全书有近一半内容是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另外，默顿坦言他的新教观点是受到韦伯的影响。

4  批判宗教的消极作用的作品以罗素的小册子《宗教与科学》为代表，评价其积极作用的论文参见苏曼pp18-27；李建珊pp43-47; 炎冰pp72-75，另外有彼得斯等人编的《科学与宗教》探讨科学与宗教两方面的互动作用。

5  1944年10月24-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李约瑟、竺可桢、郑晓沧、王琎、钱宝琮等人参加。

6  竺可桢的这篇文章是他对1944年科学社年会发言的 总结 。

第三章 中央集权制度的对 科学 技术的 影响 机理  
   
   
本文认为中世纪中西方不同的 政治 经济 格局（ 社会 制度）是导致近代社会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在中西方不同 发展 模式和速度的直接原因。科学技术只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近代 中国 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停滞是一致的。新 历史 学派证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源于人们在不同 自然 环境的不同经历和需求, 上述不同还导致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后者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又会产生重要影响(诺思 1994 p12)。  
本章将 分析 中央集权制度和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各项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理。见图3.0，公认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因素包括小农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文化、科举制度以及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无不和中央集权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本章还指出，财产权状况、意识形态、和抑制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等和中央集权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特别是财产权，也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具有重要意义。  
区分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是看下层行政官员是否由上级（中央）委派并对上级（中央）负责1。与之相反在古代有另外两种形式决定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一种是封建世袭制，还有就是选举制度。封建贵族在其领地内的最高管辖权就是世袭权利，享有自治权的城镇官员一般由选举产生。和地方行政权利的来源相关联，有许多政治经济上的配套措施（制度）来保障。如果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而地方官职又不能世袭，中央政府就必须不断有大批新的官员派往各地，因而才有官僚阶层的形成和官僚选拔培训制度的演变（从举孝廉到八股取士），要保证中央的权利还必须有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军队，所以才有常备军队的建立，官僚阶层和常备军队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于是就要征调全国性的赋税，但是征调全国性的赋税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所以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形态被广泛宣扬。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存在的目的是抑制危及君主统治因素的发展，维护君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绝对利益。中国的中央集权具体是通过一个保持流动的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来实现，君主（皇帝）是国家的人格化代表，也是官僚阶层的最高责任人，儒家学说作为伦理标准是选拔和录用官僚的依据，官僚政治的运转也很大程度上依照这一伦理标准而不是 法律 或制度，所以私有财产得不到稳定的认可，财富的积累被政府有意识地加以阻拦。（布罗代尔，第三卷p601）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成功的维护君主统治的同时，也有效抑制了贫富分化，维持了社会发展的简单均衡，阻碍了 现代 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形成，最终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  
   
   
   
   
图3中央集权制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机理示意图  
   
§3.1中央集权制下的财产权状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央集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根本上在于它对财产权的定义、形成和实施有决定性作用，而财产权则是一切其它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在缺少明确定义和安全的财产权条件下，正常的追求效率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资源（人力和物力）就不会被投入到通过增进科学技术来提高效率的事业之中。当代最新的经济 理论 研究 表明，可靠的财产权是解决贫穷和落后的必要和根本前提。  
3.1.1中国古代财产权的特点--国家所有制  
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史上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否认了除开君王本人以外的贵族占有土地的特权，允许普通百姓占有土地的使用权，从而结束了封建采邑制2，并使国家的统治直接建立在自耕农之上，也为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创造了条件。  
从秦朝开始直到唐朝后期，尽管历朝历代在百姓使用国家土地的时间、交租方式上有各种变化，但民种王田、交王租、服王役、土地还受的原则却没有变化。国家与百姓之间，权利与义务是并存的，政府"均田地"，保证"耕者有其田"，农民则"交王租服王役"。秦国商鞅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请限民名田疏》《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从表面上看是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但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井田制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而是为了改变只有贵族才能合法占有土地的状况，从而打击削弱贵族势力，巩固和加强王权。所以他的变法所确立的只是君王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利和百姓（和贵族相对）有限的使用权。商鞅变法是秦朝在各国之中首先确立中央集权，最终统一各国的基础。土地私人所有在中国的实质是土地私人领有，这种"领有"和国家所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持续到近代。土地私有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国家政权的限制、干扰，而且国有土地制始终占主导地位。秦朝律文中的"受田"；汉代限占公田的"均田之制"及"限名民田"；曹魏屯田；西晋"占田科田制"；北魏到隋唐所行的"均田制"，无一不具有国家是土地主宰者的性质，这也是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基础。（陈国灿p392）  
地主、佃户制既不是封建制，又不是现代的地主（土地私有）制，而是一种中间性的地主制；在宋代以后的前近代中国，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农民间的关系，它可规定为国家的农奴制。而地主、佃户制即中间性地主制，则是次要的生产关系（中村哲p20）。地主对于佃农没有超经济的强制。当佃户不交地租时地主只能向官府申诉，根据官府的裁决征收地租，地主必须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力。中国的私人大地主完全不具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公共权利--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也不曾分割公共权利，这一点在性质上不同于封建领主。虽然在朝代交替之际，私人大地主有可能一时侵占国家土地所有制，掌握一部分公共权利，但这不是得到国家稳定地承认的，新王朝一旦确立，就要对之进行阻止和否定。  
私人大地主一般也没有免除国家税赋的特权。官僚及其家族，虽然拥有免除全部或部分徭役的特权（不能免税），但这是由于他们和国家的特别关系，即作为国家政治上的统治者的身份地位，一般地主通常是必须负担国家的赋役的。私人大地主一直受到国家的规范和限制，有时甚至被国家强制性没收，官僚和科考得第者的特权地位，至多及身而止，不能世袭，如果丧失了这种地位，就算是私人大地主所有者，多数也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衰落。所以，官僚和科考得第者的地位很难经历两代而保持不衰的（中村哲p25）。南宋政治家、文豪辛弃疾在《最高楼.吾衰也》中写下了两句著名的话以告诫他的后人不要过于追求物质财富，"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这两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们对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消极态度。  
3.1.2中国古代财产权状况的形成原因  
Abhinay Muthoo（2002）的研究表明，确定安全可靠的财产权源于势均力敌者之间的博弈，有几点对财产权的形成至关重要：一，如果博弈者之间的实力（主要是运用暴力夺取他人劳动成果能力）差异太大，则形成财产权的愿望就不容易达成一致；二，如果要维持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必须同时提高生产者抵抗暴力的能力；三，在形成财产权的愿望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期的博弈者之间的产出转移来达成妥协形成财产权；四，博弈者对未来收益的关切程度和财产权的形成可能性正相关；五，因为在非生产性的抵抗（或使用）暴力能力上需要人力物力投资，所以确立财产权的成本很高。  
但是在极端集权的中国，一方面不存在和中央政府对抗的分权者，所以才能实行国家所有制，民对官（各级政府和官员）得不到明确的财产权承认和保护，政府不仅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否认了任何个人完全自由拥有土地的合法性，还以"帅土之滨莫非王臣"否认了个人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个人之间财产权是存在的，普通地主并没有超经济的特权，即使是佃农也能保存契约规定的收成，一般情况下"巧取豪夺"被政府在法律和事实上所禁止。  
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民与官之间是按照上述的第三点--以赋税的形式转移产出来达成妥协以获得暂时的财产权承认，个人的财产不会受到侵占，但政府和各级官员却保有随时没收个人财产的权利。  
个人能力，消费偏好上的差异会带来财富积累上的巨大差异，土地兼并因而不可避免3，当土地兼并最终影响到中央财政收入的时候，进而会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整个官僚阶层上至皇帝下到县令都把"耕者有其田"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认为只要能抑制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他们的统治就能千秋万代，因而在施政过程中全凭个人判断干预个人生产、消费甚至财产分配。中国的遗产"诸子评分制"在清朝的法律化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对富人、大商人加以惩罚性的侵害财产的经济政治措施是各级政府的经常之举，例如汉武帝强迁十万富户到洛阳，明太祖徙江南富民十四万实凤阳，明成祖强迁三千富商到北京。朱元璋借"胡维庸案"、"蓝玉案"之机打击江南官僚缙绅、巨家大族，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破产。"1397年的户部报告，全国有土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全部名单可以呈送"御览"4。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莫不体现一种回复到"井田制" 时代 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如东汉王莽的变法，魏的"屯田"和"均田"制，唐初的"受田制"，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强买民间私田，明清时期政府对地主的强令"退田"。并且，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和富户，他们轻则被迫"捐纳"，重则在官吏的纵容或亲身参与下被饥民、流匪劫掠甚至性命难保。利马窦（p14）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道，"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冯.米塞斯(pp683－684)指出，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有产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的私有产权内涵有天壤之别。自给自足的私有产权的含义只是所有者对生产要素获得的产品的排他性使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产权的享有则包含有生产要素（资产和土地以及劳动）的所有者自由使用这些要素生产产品满足消费者（市场）以换取自身需求的满足的自由。从这个含义上讲，由于中央集权下实行的经济政策，中国古代的私有财产权的享有也是不充分的。  
3.1.3财产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个人能够完全保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最重要的财产权 内容 ，由此才形成了一系列以促进个人创新、提高效率为目的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现代激励机制。可以说，明确的财产权制度是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在中国不仅不能保障个人对生产要素收益的占有而且还限制了个人对受益的使用，所以市场机制在中国不能形成，严重依赖于近代市场经济活动的科学技术也没有生存土壤。  
中央集权下中国古代私有产权不充分的状态不仅扭曲了经济生产而且还对人口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很早就达到了欧洲在现代 工业 革命之后才达到的人口规模，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无疑也是一个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风车、水磨等节省劳力型机械在中国的衰退，近代大机器生产的纺织品最初在中国遇到的困难，甚至当代中国农业技术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人口过多。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对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中国古代人口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呢？中国的灌溉农业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大大增加，单位土地的抚养人口数得以提高，这是人口生产的物质基础。但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人口大量增加，是上文所述的私有产权的不充分才造成了经济条件对人口生产约束的失灵5才导致古代中国人口的过剩和节省劳力型技术缺乏发展动力。  
   


1  这个标准不同于现代标准。按照欧洲的分权（民主）政治传统，征收全国性的经常性税收、实行全国统一的司法标准和外交权就被视为实现了中央集权，本文第五章所说的中央集权是这个含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远远超过了这个程度，当然也包括这几个内容。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一个已知的确定概念，本文主要指政治经济上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需要而制定的制度、规定，或者在实质上起到维护中央集权作用的各种制度，并把维护、倾向中央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也纳入中央集权制度的范畴。  
2  西方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中的政治法律制度，大体上强调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利。参见马克尧p38。所以，本文不称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为封建君主制，而只称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3  参见 David Andolfatto关于个人消费偏好对财产积累的影响的论述。  
4  转引自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p67  
5  中国古代政府经常把山林池泽等自然资源无偿分配给新增人口，不定期地没收地主的"空地"分给无地"流民"，中央政府还强迫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集体迁徙到人口稀疏的地区，这些无视私有产权的政策直接破坏了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在饥荒时实行的物价管制和赈灾也客观上维持了人口的高水平。总的来讲，是对公共资源的"搭便车 问题 "和人口生产的"负外部性问题"导致了中国古代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