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论清朝前期外贸政策中的内外商待遇不公平问题

 一、马克思认为清朝外贸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

    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 中国 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有下列意见：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1]

    马克思还认为，清朝实行对外闭关自守政策，不仅有着地理上和文化（人种）上的原因，同时还有着满清贵族统治全国的 政治 原因：

    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2]

    在上述文字中，马克思对于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做了两个方面的认定，一是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二是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排外性。而正是这种对外国人的排斥性决定了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闭关自守性。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自五十年代以来，基本上被我国学术界的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人们表述中国 历史 清朝对外关系 内容 的主流意见，即：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而闭关政策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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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2页。

[2]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6至7页。

二、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关于清朝闭关政策观点的补充或否定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虽然接受，但自80年代以来围绕着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闭关 问题 也有很多讨论。1979年，戴逸以其敏锐的学术灵感，率先著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他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与西方国家的早期接触中，曾经采取了闭关政策。"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1]在这里，戴逸对清朝外贸政策闭关性的认定，已从马克思那里单纯的对外商的排斥性， 发展 到对中国本土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性。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和戴逸的论文，胡思庸在当年则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我们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极力宣传的那种观念改过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不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条例，而应该是它对国内所实行的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刁难和迫害政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 科学 文化，都采取不加 分析 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奇技淫巧"而予以排斥；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上述那些工商业、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2]由此可见，胡思庸并不赞同马克思把清朝对于外商的排斥而作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依据，而认为主要依据应该考察清朝对于国内工商业和文化上的政策。

    不过，从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赞同清朝闭关政策论者多倾向于戴逸的意见，即清朝闭关政策包括有对本国商人和对外国商人的两方面内容。因此，在提出清朝实行闭关关政策的具体证据方面，不少人都把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限令广州一口通商作为主要证据。[3]

    而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方面，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观点也有不同看法。马克思认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戴逸先生虽然同意马克思所认定的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政治产物，但却还指出，"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 经济 的产物。"而"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4]胡思庸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一是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二是来自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三是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5]张光灿则是从政治、经济和思想等三个方面来认识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具体包括汉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清斗争，自给自足的封建 自然 经济、"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6]我本人也曾发表论文认为，"闭关政策是中国封建 社会 晚期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混合物"。"明清时期封建政治体制的高度垄断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尽可能的阻断中外之间的民间联系。而中国领土的幅员辽阔，使控制技术更成为一个中国封建王朝建立有效统治的关键。它不象邦国林立的欧洲，生存中充满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竞争。同时，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又为封建统治者的闭关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也限制了他们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边边防的长期威胁，又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而这种海防的薄弱，更迫使他们本能的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7]也就是说，闭关政策并不是清朝因为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政治产物，因为明朝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限制以及本国商人出国贸易的禁止更甚于清朝。[8]

    关于对清朝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实行闭关政策的 影响 和作用问题，我国学者多认为它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例如，张光灿认为，"闭关政策的历史影响是严重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恶果。首先，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直接阻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 时代 "；"其次，闭关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后，清代闭关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9]但高翔却认为，"闭关政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爆发，中国在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等重要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只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而"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社会变革未能产生于中国，只是对数百年中国落后历史的一次 总结 罢了，把这个落后完全归罪于清朝以及由它推行的闭关政策显然是不公正的。"[10]

    不过，我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马克思所认定的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观点。郭蕴静于80年代初就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提出了质疑。她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一文中指出，清朝统治者入关口，因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对外贸易。1655年以后，为了对付郑成功的反清力量，清朝先后出台了"海禁"令和"迁海"令，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对外关系的既定国策。她还认为，"一、历来任何主权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身的地位，在对外关系方面（无论政治或经济）制定的政策、措施，都带有限制性"；"二、清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无疑是严厉的，有些条文过于苛刻。然而，其内容和目的却没有超出'限制'与'防范'的界限，并不是从根本上断绝对外通商往来"；"三、所谓'闭关锁国'，并未见诸清代史籍、 文献 。而最早使用这一措词的却是西方列强，他们迫切希望扩大中国市场，愤于清政府的种种限制，而将之强加于清政府的"；"四、（清朝）即使关闭一些口岸，但并没有影响对外贸易的进行"[11]。后来，黄启臣、夏秀瑞、王永曾等人也通过自己的 研究 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2]

最明确提出马克思的清朝闭关政策观点失误的中国学者是严中平先生。他在80年代初给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的授课过程中，曾就学术界主流学者所引以为据的马克思关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观点，进行了专门的评述。他认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府是针对外国海盗冒险家的行径，限制他们只许在少数港口进行贸易，并加以管束监督的，这是出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宁所采取的国防措施。世界各国无不如此，中国当然也必须提高警惕。只要外国人在中国 法律 规章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贸易，他们就受到保护和优待。"实际上，据英国下议院东方贸易情况调查小组在1830年的调查，"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所以，他"不承认在历史上中国封建政府，曾经实行过什么'闭关自守'政策。更不承认，中国曾经出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对外实行过'野蛮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一个失误。"在他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清朝对外政策问题上产生认识上的失误，是由于深受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有关报道和议论的影响。当时，清朝面对西方人在华的诸多不合活动，"只许英商在广州一个口岸和政府特许的少数行商进行贸易，并对外国人的行动加以约束，禁止鸦片进口。于是在鸦片贩子的带头之下，向中国推销 工业 品的产业资本家，经营中英印贸易的商业资本家，从事欧亚航运的商船资本家，在英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活动的银行资本家群起鼓噪，一致叫喊中国仇外排外，贸易不自由。"于是，"闭关自守"就成为这些西方殖民者对清朝海外贸易政策进行诋毁和攻击之词。而事实上，清朝对外商来华贸易实行的是严格管理监督的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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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载于《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该文又收于宁靖主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91至98页。

[2] 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载于《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该文又收于宁靖主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99至124页。

[3] 除戴逸和胡思庸论文外，还可 参考 ：汪敬虞：《论清朝前期的禁海闭关》，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4至16页；张光灿：《论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载于《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20至25页；陈东林、李丹慧：《乾隆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任辉事件述论》，载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朱雍：《洪仁辉事件与乾隆的限关政策》，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第10至16页；王先明：《论清代的"禁教"与"防夷"----"闭关主义"政策再认识》，载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97至106页；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444页；吴建雍：《清前期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载于《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载于《四川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第131至137页。

[4] 戴逸：前揭文；又见于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08至409页。

[5] 胡思庸：前揭文。

[6] 张光灿：前揭文。

[7] 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6至107页。

[8]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一书谈起》，载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45---57页。

[9] 张光灿：前揭文。

[10] 高翔：前引书，第455页、第457页。

[11] 郭蕴静：《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2]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51至170页；夏秀瑞：《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载于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版，下册，第1106至1119页；王永曾：《清代顺康雍时期对外政策论略》，载于《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5期，第100至106页。

[13] 严中平：《科学研究 方法 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192页、第177至177页、第172页、第173页。作者按：这本著作虽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却是严先生给1982级研究生授课时的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