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忧思与展望：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当 中国 的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字眼，那时候，在媒体上，"改革"这个词总是和"春风"这个词连在一起，"改革的春风"在当时听来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 自然 ；那时候，初尝改革成果的老百姓总是希望改革能够进行得快一点，好早一些多多享受春风一样的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然而，就在改革似乎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老百姓充满热望并且热切推动的改革却开始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担忧起来，而且这担忧没过多久就转化成了恐惧。正是因为这恐惧，正在进行的重要改革几乎都遭到了越来越广泛而且强烈的非议和抵制，习惯于强制性推行政策的政府也不得不将"改革"的步子急剧放缓下来！蓦然间我们也发现："改革的春风"这个曾经频繁使用的词组现在竟然在即使习惯唱赞歌的官方媒体中也看不见了！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 经济 发展 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即使在亚洲 金融 风暴后的最近七、八年里，中国经济也一直以平均超过 8% 的增长率高速发展着！那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人们反而会感到不满呢？

 

　　首先，让我们来品味一下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尚占世界总额的 5% ；经过 26 年平均每年 9.4% 、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高速增长之后，到 2003 年，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量的比例反倒跌至 3.9% 。 1978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六， 2004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反倒变成了第七（虽然用汇率法比较国与国之间 GDP 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它能被广泛采用，无论如何也能说明一定的 问题 ）！--回过头再想一下， 9.4% 的增长率可信吗？

 

　　 2003 年的国家统计局审查显示：全国 85 个城市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 670 多家分支行，有高达 98% 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连朱镕基自己都说，他拿到 GDP 数字，都得打个八折。

 

　　即便如此，中国经济在这些年的增长还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杀的。但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仅仅单纯的 GDP 增长就能说明一切吗？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 组组长、首席 科学 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003 年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不到 4 ％，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 1/3 左右！

 

　　一位清华退休的老教授发表文章说，中国这 30 年来资源消耗率，是过去 300 年的 11 倍！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大量的伐木挖煤，可能已经透支中国未来 200 年的资源，并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 2005 年初向媒体披露了一组数据：我国的化学耗氧量（主要是水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我国每 1 万美元产值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 7.1 倍、美国的 5.7 倍、印度的 2.8 倍。我国 1/3 的国土被酸雨侵蚀， 7 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即丧失水功能，不可农业用、不可 工业 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专业术语称为"劣五类"）占 41% ，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 20 年前增加了 3 倍， 1/4 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 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 20% ，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 32%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中，中国占 5 个。在 5 月的《财富》论坛上，潘岳又指出：中国 45 种主要矿产 15 年后将剩下 6 种， 5 年以后 70% 以上的石油将依赖进口。另外，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目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 38% 。人均可耕地面积由 1980 年的 2 亩降到了 2003 年的 1.4 亩。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2 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 1500 万人患支气管病。

 

　　瑞士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 12 ，居第 133 位。

 

　　根据中科院测算，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很显然，如果算上生态成本， 15% 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损失减去 9.4% 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每年的 GDP 增长实为负值，用那位清华教授的话说，就叫亏本生意。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耗费有限的资源，追求眼前利益而取得的。

 

　　另外，中国这些年特别是近些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下了高得惊人的内债和外债。到 2002 年底时，各种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等加起来，以最低数字计，高达 162,826 亿人民币。而所有这些都是要将来和后代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中国不但是早早地用本属于子孙的资源，而且是早早地用本属于将来的资金来发展现在的经济的！

 

　　这样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呢？如果一个人有良心、有责任感的话，那么，他就不该为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而骄傲，反而应当为如此无所顾忌地吃子孙饭而良心不安！--而且，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强大的根本也并不在于 GDP 的增长，要知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

 

　　这些怵目惊心的数字所揭示的中国近些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正是不少有识之士对改革不满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实，这些数字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对改革的不满、抵制绝大多数也不是为此而发；而且，即使人们对这些都了解了，更多的人也不会去关心这些，更不用说为此去忧心了：因为资源、环境毕竟是大家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毕竟还没有到来，而一个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连现在的负担都难以承受、连眼前的困境都难以摆脱的人，还顾得上整体、顾得上将来么？

 

　　这里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悖论：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的负担反倒越来越重、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呢？

 

　　"房改是要把你口袋掏空；教改是要将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给你提前送终"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以夸张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近些年来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严重 影响 。让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些数据：

 

　　 教育 ： 1988 年以前大学教育是免费的， 1989 年开始收费，学费是 200 元，相对于人均年收入，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已经算很高。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 5000 到１万元不等，涨幅为 25 倍到 50 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按 2004 年的学费和年平均纯收入 计算 ，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 4.2 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 13.6 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 7000 元，相当于贫困地区９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４年最少花费 2.8 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３５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实际上，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 1 万元以上。据报道，相对于国民人均收入，中国的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的三倍！

 

　　 1988 年前，小学到初中的学费一般是 2 元到 8 元，而十几年后，在不停地喊着义务教育的同时，即使在 农村 ，小学收费一年 500 以上，初中 1000 以上却已相当普遍！有人以 2000 年为例做过详细计算，仅仅学生缴的杂费、城乡居民缴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附加费，以及捐集资经费，就比国家各级政府预算内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多出 635 亿，也就是说，总体上，国家不但在义务教育上（至少在农村）一分钱没花，反倒赚了一大笔（当然都让官员们拿去了。这还不包括义务教育经费被挪用，挤用，占用部分，以及城市捐集资经费、择校费等）！

 

　　另外，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

 

　　医疗： 20 年来，工资上扬了 10-20 倍，而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则在 100-200 倍！据调查，中国"贫困农民"中有 40% 以上是由于生病、又遭遇高昂的医疗费而"返贫"的。调查发现：我国有 48.9% 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经医生诊断该住院 治疗 却未住院的达 29.6% 。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 188 位，在 191 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位

 

　　据了解，中国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属于世界最低一档，非洲最穷的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高出一倍。

 

　　现在，曾经在中国被消灭的许多传染性疾病如血吸虫病等，在不少地方又死灰复燃。

 

　　住房：目前中国 90% 的城市居民都买不起房或者需要高负债买房。月收入两千，在全国应当算不错了吧？但是如果买 100 平方商品房，在大中城市不吃不喝也需要 20 多年！到 2004 年时，全国为普通工薪阶层所建的"经济适用房"在商品住宅的投资中竟然只占 5-7% ，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房基本上就是为少数富人们所建的！房地产商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就是国家或者全民，自己则从高价房中牟取暴利。而且，在地产开发中，官商勾结，强行拆迁、强占土地的事情屡见不鲜。房地产业是如今中国第一大暴利产业，仅仅在北京，平均两天就会产生一个房地产界亿万富翁！

 

　　原本刚刚起步、却也相当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经过改革之后，现在已经基本解体，而新近改革的贡献就是带来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除此之外，国企改革，通过改制将 企业 以特低价卖给个人，使少数人一夜暴富，却让 5000 万无辜的工人遭遇被强行下岗、然后许多人又迅速沦为依靠微薄的最低生活保障生活的失业者的命运（许多失业人员还根本就领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税制改革，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税负最重的国家，而且，沉重的税负主要落在了工薪阶层的头上，这样，在其他国家本来用来"劫富济贫"的税收，在中国却成了"劫贫济富"的手段！股市改革，变成了背后操纵股市的银行、国企以及各级权贵圈钱的一种手段：中国股市市值从 01 年的 1.7 万亿元缩成 05 年的 7000 亿元， 1 万亿元的市值人间蒸发。据国内财经网站的股民调查显示， 2001-2005 年 4 年以来，在沪深股市开户的 7000 万股民中，有超过 94% 的人亏损一半以上。再看看电力改革的结果：仅仅三年时间，电荒出现了、电价上升了、五大电力集团已经有两家亏损了，电力改革中资产流失了。于是又有了"电改是要让百姓重新去点煤油灯"的说法。

 

　　不能说进行这些改革的初衷不好，但总体上，这些改革实质上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性质：尽可能多地从老百姓身上取得更多的钱，以此来维持经济的表面繁荣。看病、念书、买房没钱吗？那就去借；借还不够咋办？那就到银行去贷。总之，不但要让你把现在的钱尽可能多地掏出来，还要迫使你连将来的钱都拿出来！--似乎很诱人的 GDP 的增长，就这样不但是建立在牺牲国家将来利益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将来利益的基础上的！

 

　　老百姓支持改革，是希望改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然而，当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是种种难以承受的负担、是今不如昔的生存处境时候，他们还会支持、拥护改革吗？老实说，近十年来，工人、农民的 社会 地位降低了；有数千万的人实际上变得更加贫困了；大多数人的收入虽然有一点点提高，但各种负担却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昔日的安全感没有了；上亿的农民外出打工，备受歧视，备尝艰辛，备历讨薪的伤心，而且家人长年不能团聚，夫妻分居，老人得不到孝敬，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爱、照看和教育；另外，还有无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做一些下贱的工作服侍那些富人，没有人格和尊严，本质上与奴隶无异！更可怕的是，每年有上万民工死于各种矿难，在其他行业更有无数的民工在打工中受伤、致残甚至死亡。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实质上不能不说是降低了！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 2003 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据《纽约时报》报导， 2004 年中国共发生 6 万起抗议示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

  然而事实上，对改革的不满不仅仅表现在作为近些年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的社会的底层，而且也广泛存在于大体上可以称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中上阶层。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中国过去的改革基本上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经济改革中富裕起来的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他们还希望有更自由的言论、更多、更大的 政治 权利，因此，他们对当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很不满意；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不合理以及与之有关的极严重的腐败现象，或者由于近些年在改革决策中的不少重大失误，以及由之引起的种种不公和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有社会责任感、富于良知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们强烈希望消除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纠正甚至停止正在进行的许多错误的、将可能遗患无穷的不公正的改革措施。

 

　　腐败： 2003 年，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指出，最保守地估计，腐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百分之三到五，最多可能达到 GDP 的百分之十五。另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基层政府中有 90 ％的官员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腐败活动。社科院李志宁研究发现， 2002 年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比全国工资总额还要多出将近一倍半。显然，其中的一大部分便是腐败的非法所得。

 

　　 200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66705 件，结案 166590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70850 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5966 人、厅（局）级干部 431 人、省（部）级干部 16 人。

 

　　那么，实际查处的权力腐败有多少呢？

 

　　国土资源部披露： 2004 年全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16.8 万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比例是千分之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是万分之五点六，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党纪政纪处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刑事责任，基本上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了！--由一斑可窥全豹，其他就不必说了！

 

　　腐败是许多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也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表现！

 

　　教育不公： 1 、以 2002 年为例，占总人口 60 ％以上的农村（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居住）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 23 ％。 2 、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 艺术学校，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 学习 ，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因为学费或者其他种种因素大多无缘其中。 2003 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 38.8 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 35 分。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在大学里由原来的 60%-70% 降到了现在的 30% 左右。 3 、农民工子弟在城市读书要交高昂的借读费。 4 、东部和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 20% 的人享受 80% 的教育资源，严重忽视西部贫穷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 3 、重视大学教育、重点教育，轻视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 7 、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地区比其他有些地区低 100 多分。 8 、教育腐败严重，权、钱、关系大行其道，使弱势者遭遇更直接的不公。

 

　　医疗卫生不公：据有关资料显示， 2000 年 80% 的卫生事业费集中在城市，其中 2 ／ 3 又集中在大 医院 ，新增卫生经费农村仅占 14% ，其中专项事业费又只占 1.3% 。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只占 15% ，而 85% 的人得不到医疗保障。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另外，干部的公费医疗和普通百姓的高价自费医疗形成鲜明对照。高昂的医疗、医药费用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医疗显然已经成了富人的俱乐部！

 

　　收入分配不公：中国民工以强度比一般工人大得多的劳动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如果能算是奇迹的话，从根本上说也主要是民工创造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精英也承认这一点。），而其工资待遇和生活保障却比一般城市工人差很多很多；与之相对，在知识分子扎堆的领域，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政府服务等，养尊处优者居多，付出的很少，得到的过多，享受了现行政策太多的偏爱。

 

　　城市有各种社会保障，如公费或部分公费医疗、中小学教育补贴、养老金、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而所有这些，在农村都基本上没有！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占人口 70% 以上的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超过 4% 。而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却是每年 GDP 的至少 60% （有文章说仅仅民工就创造了中国 GDP 的 70% ）！

 

　　再看看工人的工资。美国从 1930 年到 2002 年，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平均 65 ％－ 70 ％的水平，而我国呢， 1978 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5 ％，其后一直慢慢滑落，到 2001 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比重仅为 19 ％，另外 81 ％完全成了资本所得。据李志宁计算， 2002 年和 2003 年，工资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2%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 1/20 ，日本同行的 1/24 。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日本，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工人的剥夺、对资本的偏向竟到了如此地步！

 

　　但就在工资占 GNP 或 GDP 比重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 2004 年，作为调节居民收入的税收， 65% 来自工薪阶层），却从 1994 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 48% ，远高于 9% 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曾发布报告称，在全球 52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是最轻的"（《环球时报》 2005 年 8 月 5 日）。

 

　　还有，银行也是劫贫济富的。它总是把穷人的钱收集起来借给富人，让富人占有更多的致富资源。

 

　　如今在中国， 1% 的人拥有 50% 以上的社会财富。与之相对，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 18% 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 2.35 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博士生透露，不久前曾有几位专家做过相关调查，这项未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数）可能超过 0.6 （国家公布的数字是 0.465 ，但这里没有计算城市居民比全国工资高出一倍多的灰色收入）。大家知道 0.4 是国际警戒线。这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属于明显贫富悬殊的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是 0.2 。

 

　　立法不公： 1 、第八、第九、第十届人代会代表组成：总体上官员占 70% ，工人占 10% ，解放军占 9% ，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民仅占 8% ，而且这些工人、农民代表也基本上是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工人、农民。

 

　　最近一些年，还出现了不少充满歧视的 法律 ，譬如农民工劳动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按《劳动法》来办，而是制定有关于农民工的特殊法律；再譬如更加露骨的 交通 法中在赔偿金问题上对于城市人和农村人相差悬殊的区别对待；再有暂住证方面的法规；等等等等。

 

　　另外，我国在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使一大批国内外资本家和有关权力部门发了大财，却使处在社会底层的数亿农民、农民工利益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侵犯和盘剥。

 

　　司法、执法不公：上面所举国土资源部查处的案件中，一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16.8 万件，只有万分之五点六例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在农民工待遇和付酬方面，要找出一个不违法的恐怕都难之又难。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止 2003 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保守的估计在 1500 亿人民币以上。同时，农民工因为追讨欠薪被打伤、打残的事频见报端，最后却总不见关于行凶者被绳之以法的任何报道！强势者（包括执法者）违法的事件多得已经让人感觉正常得几乎不算违法了，而违法者（当违法者是强势者时）受到司法惩处之少都让人为这种惩处感到惊讶了！律师制度的实行、司法的不公使法律已经越来越成了为权贵和富人服务的工具。现在，打手吃香，黑社会猖獗，一方面是富人和强势者无视法律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正是法律不可依赖，个人只好自行其法的明证！

 

　　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公："东部象欧洲，西部象非洲；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这句揭示中国地区发展不公的话大家应当已经耳熟能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 90 年代以后，东西部差距整体上逐年拉大，城乡差距也逐年拉大（ 85 年以前例外）。人均 GDP 最高的省（不包括直辖市）和人均 GDP 最低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 1980 年的 3.52 ∶ 1 扩大为 2002 年的 5.43 ∶ 1 ； 1985 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 1.85 ∶ 1 ，到 2003 年时达到 3.23 ∶ 1 ，如果算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 6 ∶ 1 ，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 1.5 ∶ 1 （来自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

 

　　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而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就是大部分增值税要被产品制造地的政府所征收；而在产品销售地的政府，则只能收到少量零售环节的增值税。这显然是一个使富裕地区更加富裕，使贫穷地区更加贫穷的税收制度。

 

　　最近十几年来，农村的发展是一直让位于城市的发展的，政策上受到种种限制，农用物资价格不断上涨，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城市的豪华建设、奢侈消费让人惊叹，而许多地方的农村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校舍，许多地方的人温饱还得不到解决！

 

　　目前，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还有 3 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 1.5 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 1 ． 2 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落后地区的环境为代价的。

 

　　国企改革和农村政策中出现的不公：从砸'三铁'"、搞承包，到厂长负责制，再到厂长私人支配制，以至于最后搞转制再将大批企业贱价卖给私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企业主人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权益不断丧失，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相关实权人物却不断从中获益，大量的国有资产进入了私人腰包。类似地，在面临征地时，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了任何决定权，征地成了相关官员们牺牲农民利益为自己发财致富的捷径。

 

　　国有财产是属于全民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极其有限。

 

　　在国有资产（主要是国企）的私有化中，与东欧很多国家将国有资产平分给每一个公民相比，中国的做法也是很不公平的。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公。所有这些不公，综合起来，大体上可以概括为：重富轻贫，扶强弃弱。当然，有人要说了：政府一直致力于扶贫工作，一直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正是不公平的政策和法规，造成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不减倒增的现象（去年贫困人口又增加了 80 万），造成了在法律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却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假如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和城市一样的财力和政策支持，假如农村教育投入能跟城市大体持平，假如没有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哪里还需要什么"扶贫工程"、"希望工程"呢？剥夺了本该享受的根本好处，从另一渠道给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反倒成了恩惠么？当然，国家发展应当有个偏重，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当这种"偏"发展到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国民贫富差距世界罕见的时候，这种"偏"还合理么？还有价值么？

 

　　由于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道德沦丧，人情冷漠。近十几年来， 科技 成果少得可怜，思想文化领域一片废墟，娼妓盛行、毒品泛滥，假冒伪劣（包括人）大行其道。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１０％。去年审结的爆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就有 228174 件。另据《中国日报》报道，在中国每分钟就有 4 个人自杀。世界上 42% 的自杀发生在中国。--所有这些改革的副产品也是人们对近阶段改革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

　改革让老百姓不满，那么政府满意吗？其实，老百姓看到的主要只是表面的腐败和 社会 不公，许多一般群众并不十分清楚的非常严重的 问题 正摆在政府的面前。让政府头疼着。

 

　　 金融 危机 

 

　　一九九三年以来 中国 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就一直低于百分之三，远远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的国际标准（因为低于百分之八就等于银行已经破产）。也就是说，中国银行在技术上早已经破产了。它之所以没有破产，是因为整个中国政府拿国家的信用在那里支撑。另外，中国的银行的坏账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中国十二大银行，均被国际银行信用评估机构 -- 标准普尔定为风险最高的的高度投机级！以前中国的金融系统相对来说是自我封闭的，因而在 98 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加入 WTO 后，金融系统开始对外开放，金融的开放意味着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危机现在都有可能出现了！今年 9 月 20 日，世界银行一个国际金融 发展调查小组发布一份最新全球金融腐败报告。报告中公布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金融腐败指数，其中，中国以 0.62 成为世界第一金融腐败大国。！金融是国家 经济 的命脉，金融出现危机结果可想而知！

 

　　资金外逃与外资依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中国资金外逃现象日益严重。 2001 年外逃资本百分之一百三十，那一年外资进入中国只有三百六十亿，逃出去的是四百八十亿；如今资本外逃的趋势丝毫未见扭转。根据香港《开放》与《争鸣》杂志报导，我国是继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资金外流国家。 2004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 70%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资支撑起来的（ 2003 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贸利润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 企业 完成的。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经济将不堪设想（当然，外逃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是贪官向国外转移的资产，但这同样对国家经济是巨大的损害）。

 

　　能源危机

 

　　英国剑桥能源 研究 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 2000 年至 2004 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 40% 。上面已经说过：中国 45 种主要矿产 15 年后将剩下 6 种， 5 年以后 70% 以上的石油将依赖进口。那时候中国就会和发达国家发生能源争夺战。所以现在国内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在 2008 年前后这个阶段还可以稳定，至于 2010 年以后会怎样大家都没信心。

 

　　失业问题

 

　　现在，城市有 4000 万失业人员， 农村 有一半劳动力闲置，中国城乡的失业率总计高达 21.6% （有的学者估计为 28% ）。另外，大中专学生的就业率近几年国家一直说要争取达到 70% ，但实际结果是：有学者说甚至不足 50% 。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逼近或者已经到了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判断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达到 0.6 ），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在这样的高失业率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

 

　　老百姓不满，政府头疼，改革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地步呢？

 

　　网上有一篇介绍上届辽宁人大代表的文章， 112 人的名单中，政府高级官员占 37% ，企业董事长占 36% ，知识界的行政官员占 13% ，其余主要为民主党派及少数明星。只有 4 个来自基层的代表，其中三人为基层党总支或党委书记，另外一位是一位工段长，作为公民主体的普通工人、农民，在名单中竟然找不到一个！

 

　　一个"工农政权"，为它立法的、决定它命运的代表却基本上全是与工农相对的国家干部、企业老总，以及远离工农的各个领域的明星。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啊！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都成了一小部分强势者的专利，在这种 政治 体制下，为了中国崛起的改革最终转变成了为个人谋私利的改革，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现在，老百姓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社会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既成的现实是几乎不可能改变了，人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制度比较合理，社会比较和谐，较少腐败，较少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较小，而且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国家。

 

　　然而，现实是让人们失望的。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其实正掩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以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扶强弃弱的政策暂时得到抑制，新的改革路线尚不明朗，有人要退回去，有人要沿着现在的路继续往前走。在一些百姓极为关心也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人们正等着政府作出抉择。

 

　　首先：腐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政治民主化是遏止腐败的根本出路，那么，未来几年里，中国将继续只在经济体制上改来改去呢，还是与此同时，也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由于决策的非民主化，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明显强势群体化，许多牺牲下层、利益上层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显得非常随意，而且总能顺利通过，另外，官员们执行起来也非常积极。相反，惩治腐败和有利下层的改革措施总是很难出台，即使出台了，也难以执行下去；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即使执行了，也常常是扭曲的，使好事变成坏事。这样，腐败越来越严重、改革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公便是很 自然 的事情了。所以，政治民主化是惩治腐败的根本之路，也是使改革不走向邪路的有力保证。但是，如果不是迫于强大的来自下层的压力，主动放权的统治者是少之又少的。最近，胡温都公开强调进行政治民主化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不敢期望过高，但逐步的民主化则是必然的。需要提醒的是，其实，在当前 历史 转折关头，一定程度的集权也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快速实施的。不过，这里有个条件，那就是领导人必须是英明的，而且要相对无私；否则，集权绝对有害无益！其实，集权和民主并不总是矛盾的，实施政策时的集权和和对政策执行者的民主监督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常常能相辅相成。可以猜想，在未来几年里，如果经济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还会继续，基层的民主化程度有可能加强，但进展将是缓慢的，而且效果将可能不十分理想：脚的冷暖疼痛会 影响 腿和上半身，但只要脚的问题不十分严重，这影响必定有限，而本质上它是要受它上面的身体部位控制的。

 

　　其次，如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社会矛盾面临激化的危险，那么，政府会着力于减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还会继续下去吗？

 

　　在中国，"民主"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一些私营企业主的追求，一般下层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其实，以现在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政府在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上能够保持相对的公正，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缩小贫富差距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全会公报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其实，政府的提法通常总是正确的，但结果主要还要看具体的措施和执行情况。抛开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至少还有四大障碍：

 

　　其一、农村现在由于人均土地太少，靠种庄稼基本上是挣不了什么钱的，免除农业税和提高粮食价格对农民收入几乎没有多少影响。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只有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取消户口限制，并根据有无土地制定有差别的全民社会保障；二是提高较偏僻地区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并给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相当数量的经济补偿，使他们能够在城里买房，鼓励他们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三是增加农民工工资（同时也提高城里工人的工资）、使农民工享受和城里工人同样的待遇。但是，假如城乡二元体制被取消，农民就能享受跟城里人同等的国民待遇，那么，相对地，城里人的利益就要有所损失，国家从农民那里索取的就会减少，付出的就会加多，这是处于强势的城里人所不愿意的，也是把表面的经济指标作为追求目标的政府难以乐意去做的。所以，虽然城乡壁垒的去除是必然趋势，但短期内却恐怕难以真正实现。而且，由于中国现在外贸的依存度非常大（ 2004 年达到 70% ），而吸引外资主要靠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如果较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待遇和土地价格，就可能影响外资进入，甚至使许多外资撤离，并使中国商品在国外失去竞争力，从而严重影响国内经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加强自主经济，同时，农民工待遇的提高也会扩大内需。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来，自然又会影响领导们短期的政绩。

 

　　其二、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绝大多数最强烈希望的就是摆脱压在他们头上的 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但是，中国近些年能够一直保持 GDP 的高速增长，是与这新三座大山不无联系的。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去掉了，政府头上虚幻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就可能失去。在自己的面子和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之间，要想让领导们轻松地选择后者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其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特别重视以 GDP 的高速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而能使经济短期内较快增长的 方法 就是"傍大款"，就是依靠发达地区，依靠城市，依靠大量吸引外部现成资本。而为了吸引和维护资本，在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城市和农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各级政府必然偏向前者，必然保护强者（富者）压制弱者（贫者）。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以及现行的干部任命制不改，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和地区）、创造公平社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四、现在中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富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话语权，决定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有比较开明的有利下层的政策出台，要想真正付诸实施恐怕难之又难！

 

　　综上所述，虽然下层百姓不太关心政治，但自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要想依靠上层的仁慈和正直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绝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是幻想。不过，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过于严重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动摇政权的稳定，从而危及上层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几年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有可能得到遏制。现在，政府已经承认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并准备在未来五年内使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这是在减少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不过，这个步子还是让人感觉迈得太小了！

 

　　再有，对资源和生态的过度破坏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结果，已经严重威胁到以后的发展。那么，经济建设中惊人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会得到控制吗？

 

　　由于惊人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以后的发展，不顾及资源和环境，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发展观受到广泛指责，最近几年，很多人开始倡导"绿色 GDP "。所谓绿色 GDP ，就是把资源和环境损失因素引入国民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 GDP 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显然，这个主张是很好的，但是，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如果绿色 GDP 核算体系真正建立，国家和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变成负数，那么各级的官员们能答应吗？而且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影响人心。另外，以绿色ＧＤ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必然会对招商引资以至经济增长产生某种程度的抑制，而今，在持续的 GDP 高速增长的外表下正掩藏着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减慢甚至出现停滞，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就可能凸现出来，甚至爆发危机。因此，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上，"绿色 GDP "这个词没有出现；不过，" 科学 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再得到强调，说明政府对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将会比以前更加重视，只是不会让这种重视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已。

 

　　另外，中国工人工资待遇低下、资源耗费惊人都与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几年内就成了世界工厂。而这世界工厂是建立在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恶劣劳动待遇和对环境生态的牺牲上的。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急功近利的，而且现在也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一方面，它导致工农生活水平低下和资源过度耗费，另一方面它使中国企业长期处在产业结构的下端，很不利于 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且，由于经济上对国外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政治外交上这些年也变得越来越软弱，长此下去，就有从经济到政治都成为别人附庸的可能。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说："十一五"时期，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变化，它意味着二十多年来经济上一直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压低本国人民的福利和消费，在贸易保持顺差的情况下，从国外挣得更多的钱），将会被慢慢放弃，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上的富民政策将会逐步出台。确实，对外开放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到了该强调对内搞活的时候了。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会由出口导向型逐步向进口替代型转变，中国将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产业，扩大内需，富民自立。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成为政府内在的一种需要，贫富分化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以绿色 GDP 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才有可能建立，生态环境的破坏才有望真正得到改变；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二十多年来一直死气沉沉的科技领域才可能获得复苏，民族 工业 才有望得到提升；也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崇洋媚外的思潮才可能得到扼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才会真正得到加强。

 

　　不过，根据"自主创新"这个将"自主"偏重于科技的表述以及我们的现状，这种转变将是非常谨慎的，甚至是试探性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思想贯彻得好，这个转变将是具有革命性的。

 

　　最后，由于近些年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市场化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对市场化、私有化产生了警惕甚至抵制情绪。那么，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会进行下去吗？

 

　　现在，教育、医疗市场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国企私有化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停止私有化和市场化步伐，这只能说明，政府在私有化和市场化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刻了，现在的修正和暂时的犹豫不过是在考虑哪些领域应该或者不该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怎样私有化或者市场化才更加合理、更加公正。其实，加入 WTO 后，市场化已经成了必然的、不能不为的事情。新华社于 2005 年 2 月 24 日播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表明这届政府对于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道路是肯定和支持的，政府的经济思想仍然是以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主导的。不过，由于前些年极端的市场化政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以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步子显然会迈得更加谨慎。在国企私有化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如今很多人又在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是关系七、八亿农民命运的大事，土地一旦私有化，土地兼并将成为必然。在不能保证大量失地农民充分就业的状况下（这种状况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相信政府是不会贸然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再一次强调"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政府不可能再采取类似下岗失业、教育产业化那样的政策，为了经济增长而去牺牲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为了私有化以及市场化这样一种并不一定就管用的经济理念去牺牲几亿人的生存利益的。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即使给农民产权，也会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如今在民间，新左派的力量已经明显占据优势，恰与在上层居于优势地位而今已渐渐失势的主流经济学家形成对立之势。伴随民主化趋势的加强，新左派的影响将可能越来越大。不过，已成趋势的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恐怕是难以扭转的，新左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政府在未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更多地保持公正，更多地重视下层的利益，同时也更多地重视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使改革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本人同意愚蠢小猪的观点：彻底市场化将是中国的灾难（参看《刷盘子与读书》）！

 

　　反思中国现状，体会胡温新政，深幸中国已经从前些年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思路中走了出来，并且迈上了一条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利国利民的道路。然而，展望未来，前景并不容乐观：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已经触目惊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可能会使隐藏着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解决资源生态破坏和贫富差距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关键在于转变过去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更偏重自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机制。但这个转变是蕴藏着极大风险的，而且是要依赖老百姓严重不信任的官员们来执行的。好经还需有心的和尚来念，那么，对"和尚"的监督和裁判也许是现在最敏感，也是国家将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知道，"全面"不"全面"，"协调"不"协调"，能不能"持续"，领导们从简单的 GDP 数字所显示的政绩中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无数的老百姓的眼睛却能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