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3）

 方法 ：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 经济 研究 》的主题发言中，试图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作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他指出，当 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达到它的巅峰的时候，忽然趋于沉寂，开启了"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并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 现代 化范式"。当前，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 政治 、 法律 、宗族、文化、 教育 、思想、观念、 社会 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康乾盛世"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逼近近代社会的门槛。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突显，人们又从明清中国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这样，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 历史 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夏明方表示不同意有人把吴承明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仅仅看作一种"新瓶装旧醋"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1]；提出"现代化范式"是有意义的。他赞同张家炎的概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主义论"的同归于尽，以及"近代早期中国论" （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与"传统中国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 分析 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他不赞成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把新范式与老范式对立起来，否定过去的一切。他认为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学者对这一过程有所误解，以致在进行学术创新时将旧范式中内在的合理因素也一概抛弃掉了。他问道："当我们在改宗一种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非断然宣布它们的'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类模式所各自观照到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塔转换？"[2] 
夏明方在这里对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中，一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要继承和吸收过去研究的积极成果，二不要过于"赶时髦"，把传统中国近代化。尽管有些问题的概括和提法尚可斟酌，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我认为这些提醒是有意义的。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停止了。但这种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以往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颠覆"。 
像历史本身有延续性那样，历史研究也有延续性。现在的"再评价"的讨论，实际上是上世纪有关讨论的延续。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嵇文甫、邓拓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中国停滞论"进行批判。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秋泽修二鼓吹停滞的中国需要外力冲击来解套，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依据，受到吕振羽等学者的批判。因此，在当时史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中国社会停滞"的命题逐渐被" 发展 迟缓"、"发展阻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提法所取代。"发展迟缓"、"长期延续"，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封建制度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意义上讲的，并非否定发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已经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发展"。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新中国史学研讨的两大热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以至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现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界陷入"西方中心论"的例证[3]，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史学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肇始。因为对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我们今天争论的传统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或"不发展"）与当时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长期延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的讨论重点是生产力（也牵涉生产关系），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关系（也牵涉生产力，甚至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罢了。我们现在的视野比以前更宽，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但仍然是以以前的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因此，不应该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有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不管变换什么名词和提法，所要探讨问题的核心没有变化，而且现在的研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研讨所积累的认识成果[4]。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也不管你把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估计多高，当时的中国没有摆脱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被迅速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估计得太高，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反而无法理解了。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史学界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开拓或加强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历史上的 自然 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及其演变，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等等。中国经济史论坛的总主题正是"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倡导者的吴承明先生，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联系，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某些调整，由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主。我认为这种转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这样[5]。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什么新的研究范式来代替过去的研究范式。也不认为经济史界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6]。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例如，以前一度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和绝对化，现在一些学者干脆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前一度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现在生产力研究受到重视了，但一些学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消了生产关系研究，取消了生产关系考察的视角。以前一度对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究不够，现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研究都受到重视，但在一些学者中，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美化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倾向。似乎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有商品经济都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其实，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而且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经济都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7] 
现在让我们回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上。"再评价"讨论就是由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引起的。记得九十年代末起草《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尽管他主观上未必如此。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 影响 ，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 规律 ，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8]该文稿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问我："有那么多西欧中心论吗？"近年的讨论让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在"再评价"讨论中，对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有截然不同的估价。例如，在李伯重看来，"西方中心论"统治着经济史界，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9]；而在秦晖看来，"西方中心"之为"论"，是一个不知所云的"伪问题"[10]。对秦晖的论断，我不敢苟同，西方中心论是有相当影响的思潮，不宜否认；但现在泛化"西方中心论"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引进和运用从的西方经验 总结 出来的外国理论都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被一些人说成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不必说，连"李约瑟难题"也竟然被戴上"西方中心论"的"桂冠"。又有人认为，拿中国跟西方比，本身就暗含着"西方中心论"，只有反过来再拿西方跟中国比，才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甚至不同观点争论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西方中心论"，似乎只要把这个标签贴到对方身上，自己就占了道义的优势，无理也可以胜三分。由此看来，"西方中心论"未免太多太滥了，难怪陈高华先生要发出"有那么多西方中心论吗"的预警了。回头看我九十年代末的那段话，虽不能说错，但没有把界线说清楚，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说明。 
首先，应该区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及一般认识上的偏颇。认为西方比东方天然优越，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中心和主宰；东方则永远是幼稚、停滞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或走西方化的道路--这是西方中心论，其经典形态是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吴承明先生指出，要区分两种"中心"：近世海运和贸易发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形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是事实；认为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即所谓"历史中心"，则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需要批判的是后者。[11]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的"中国停滞论"，要害是不承认中国有自身发展的能力，需要外力的冲击和解救。因此，认为近世西方比东方先进，东方相对落后和停滞，只要没有把西方的先进绝对化，视为历史的顶峰或"终结"，没有否认东方发展的内在潜力，即使认识中包含某些不大正确的地方，也不能视为西方中心论。诚然，西方兴起以后，许多西方人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或囿于自身的经验和视野，容易以西方的观念、标准和价值观来衡量东方的事物，这些可以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有的甚至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学者中，有的也接受了某些西化的观念，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是努力寻找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即使在这过程中认识出现某些偏颇和失误，也不能与西方中心论混同起来。 
其次，应该正确分析和对待基于西方经验的外国思想理论。是否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都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不是的。自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帝国的腐朽充分暴露了，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 学习 ，除了学习西方的 科学 技术外，还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西方的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也包含了普遍性。近代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虽然我们不应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绝对化，但其中包含了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这些引进是完全必要的，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部分来源于外国；如果不用这些理论，我们的研究将寸步难行。就拿眼镜来打比方吧。眼镜本来就是外国发明的，从原创的意义上说，所有眼镜都是"外国眼镜"。"资本主义萌芽"是"外国眼镜"，难道"斯密动力"就不是"外国眼镜"吗？经济史学科中最普通的概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源配置等等，都是外来的，如果因为是"外国眼镜"而弃置不用，经济史就只能讲"轻重"、"本末"、"食货"了，这可行吗？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外国眼镜还是中国眼镜，而在于镜片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以及这些镜片是否符合你的视力状况。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理论源出西方还是源出中国，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我们对它的运用是否正确。西方理论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先进的，也有腐朽的。我们应该吸取正确的、先进的，拒绝错误的、腐朽的。即使是正确的、先进的，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引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所谓"民族化"和"本土化"。经过"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些理论就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纯粹的外国货吗？这和引进和改良外来作物的道理是一样的[12]。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西方中心论当然是毫不相干的。对待学习外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另外的态度，一种是全盘西化，这就是真正的西方中心论，另一种是"保存国粹"，这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表现为不同极端的态度，在认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能摆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西方中心论夸大了西方传统的普遍性，无视其特殊性；文化相对主义把本民族的特殊传统绝对化，否认不同民族传统之间也包含有普遍性。这两种态度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当然要反对不顾实际把西方模式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我们当然要用极大的努力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发现这种规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但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完全否认西方经验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就难免会陷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将中国与西方比较，以西方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系，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外部世界，人们观察中国历史时根本不会把西方世界作为参照系，顶多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在比较中不但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异"，也从"异"中发现了"同"，发现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中国人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自然是以西方为中国的参照系，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中心和标的，不能说这样做就已暗含了西方中心论，只有把西方的历史道路绝对化，把它变成僵死的模式或绝对的"标准"来剪裁中国历史，才会陷到西方中心论中去。因此，比较本身不会产生西方中心论，如果有西方中心论，那它是早就存在于比较者的头脑中。也不能说只有"双向比较"才能避免西方中心论。比较本来就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对于比较的一方来说，另一方是参照系，而不是"标准"，是视其异同，而不是量其臧否。比较中双方互为标准的提法并不妥当。正如一块布和一张纸比较，我们不能将布或纸当成尺子一样。当然，比较研究中更自觉地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比较，既以中视西，又以西视中，有利于开拓视野，避免片面性，是有意义的。但我不相信这种视角"转换"，就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因为这其实并没有超出"比较"题中应有之义，说这一来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未免言之过甚[13]。而且比较基础是对比较双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真切把握。衡量"比较"的成败和优劣，要看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联系把握的程度，要看是否真切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如果这些研究做不到家，以为靠如此这般的视角"转换"，就可以彻底突破几代学人陷溺不返的"西方中心论"，就可以彻底推翻几代学人研究的结论，那就不是学术而是魔术了。 
指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中心论，在一些学者中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吸收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深刻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对西方中心论表现形式之一的德国中心论和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对立的。或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以此作为普遍规律，即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概括主要根据西欧的经验事实做出的，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即使是西欧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分析和概括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研究的指南。马恩并没有把这些分析和概括绝对化，他们十分重视各民族基于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14]。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模式的是教条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处于另一极端的是修正主义或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或是上文谈到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从认识论上说，都是昩于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特殊性和普遍性。每个具体事物都是以其特殊形式存在的，而其中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一方面，普遍性不能脱离表现为特殊性的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特殊的具体事物可以穷尽全部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的完整体现而存在。世界上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不依附于特殊性的普遍性。事物是无限的，特殊性是无限的，普遍性同样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无穷无尽的过程。认识从具体的事物开始，人们在特殊性中发现其包含的普遍性，以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关联，概括为理论，又以这种理论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研究，在研究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以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ABC"，现在来温习它，仍然不无意义。马恩从对西欧等地的历史研究中概括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正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在后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南，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和僵死的模式。而且，我们还应该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校正我们以前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创立了关于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例子[15]。但总的说来，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中国无论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运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吸收其它外国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反映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承认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既是特殊的，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而反对把它当作教条，反对把西欧历史变成僵死的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强调从各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间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另一条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这些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等同于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我们赞成第一条思想路线，反对第二条思想路线。"[16]在"再评价"的讨论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存在吗？ 
上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与社会革命相呼应，进步的史学家倡导"史学革命"。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都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完成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又从进化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次飞跃，先后出现了新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两大流派。无论是新实证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二十世纪留给新世纪史学的宝贵财富。现在和上一世纪开始时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不应该对所谓"史学危机"作过分的渲染。新世纪的史学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继承上一世纪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而不必另起炉灶。作为中国史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需要从国外的新理论中吸收新的营养，需要从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实际中提炼新的理论，需要把已见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本土化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它的基本理论是经过了实践检验，不需要用什么别的理论来取代它，到 目前 为止，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