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１１—１９世纪的历程

     中国 传统市场的革命性变化［①ａ］至宋代已趋完成，同时开始了一个新的 发展 历程，即由分散趋向整合，由封闭趋向开放，由割据趋向统一。本文无力面面俱到地阐述这一进程的全貌，而是综合以往的相关考察，选择较为突出和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内容 ，试图展示１１-１９世纪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轨迹。
　　 一、市场资源配置与全国性 经济 地理布局的重组
　　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 工业 分布呈现强烈的 自然 均衡状态，各地的作物构成都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特征，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很大一部分通过政府调拨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特产品，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疏。"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这一民谚，直到唐代仍为商人恪守不逾，因为运输成本的巨大耗费会抵销商品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商业利润。
　　宋代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几个地区之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就是其显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粮顺江而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北宋时南方米谷通过官府及私商运至汴京。同时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崭露头角。如纺织品有，河北东路、京东西路一带蚕丝传统产区，成都平原的蜀锦，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越州的绢与罗，江西抚州的纱，福建、蜀川等地的麻布，都开始跨区域流通。此外，洞庭山等地的柑桔、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宁的糖霜、江州的鱼苗等各地的特产，都形成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远销四方。［②ａ］但总体而言，市场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及其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地理布局的 影响 相当微弱。
　　这些变化在明清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状况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最为突出。
　　蚕桑丝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作物，唐宋以前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明清则发生了深刻变化。 历史 最为悠久、产品质量上乘的华北蚕丝区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产领域，陕西、山西绝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东仅稀落残存于少数地区，如山东部分州县的山蚕。另一大传统产区川西平原清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衰落了。而江南蚕丝业则一枝独秀，并集中于湖州、嘉兴及杭州府的狭小的地域内，湖丝以其优良质地广布全国市场，鲜有竞争对手。珠江三角洲是明中叶以后新兴的蚕桑区，但其质量远逊于湖丝，即使在当地也不敌湖丝。丝绸织作，也是江南技压群芳，产品覆盖全国，集中于苏州、杭州、江宁和湖州、嘉兴等府的城镇。
　　陶瓷，唐末至两宋金元时全国各地名窑遍布，百花齐放，从元代开始至明清景德镇一枝独秀，逐渐垄断了全国市场，其他除了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瓷器等少数窑场外纷纷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窑址退化为低级陶窑，其产品仅在当地小范围内流通。［①ｂ］
　　以稻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虽然各大区域都有生产，但有的已不成为主业，几大商品粮基地形成。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珠江中上游的广西，华北的河南、山东等地，都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河套、 台湾 、东北等新兴的商品粮基地崛起。与此同时，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粮基地一变而为明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市场，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粮的输出地转变为输入地。
　　其他作物与产品大都发生了类似的产地集中与布局优化过程。棉花种植集中于江南、华北、湖北三大产地，明代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清代江南棉花部分海运福建等地，湖北棉花西入四川。棉布织作以江南最盛，其市场明代广布南北各地，清代有所缩小，但高质量棉布仍畅销全国。清代华北棉布在当地及西北占据优势，并辐及东北市场，湖北、四川棉布则占领西南市场。苎麻与麻布产地局限于南方的江西、湖南、广西、及闽粤部分州县，市场化不显著。此外，蔗糖以台湾、广东、四川及福建为集中产区；果品基地以闽粤的亚热带水果和华北的温带水果为主，市场除本区域外，均以江南最大；铁器以广东佛山、山西泽潞的产品市场最广；造纸以赣闽浙皖山区为最大基地，产品运销四方。
　　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状态下的低效率生产，那么 社会 总产量无疑不能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与自然资源的农业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以最大商品粮基地湖南和最大棉桑基地江南而论，湖南自然条件宜于水稻种植，而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江南，人均占地远多于江南。湖南相对粗放经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水稻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江南，每户可出米４０-９０石，比松江等地高出数倍。同时湖南等地生产投资少，生产成本较低，即使在湖南水稻生产集约化上升后，湖南米价仍大大低于江南，从而可以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与当地米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得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最低而生产成本最高的松江、太仓等大批不宜稻的沙地、及太湖南部不甚宜稻的低洼地退出水稻种植。这些土地用于种棉植桑，则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②ｂ］这就形成湖南水稻种植区、江南桑棉种植区的劳动分工，而这种分工促进了各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流通和资源配置。如高唐州有"水陆之便，故缯绮自苏杭应天至，铅铁自山陕至，竹木自湖广至，瓷漆诸器自饶、徽至，楮币自浙至"。［③ｃ］乾隆《安邑县运盐城志·风俗》所记，也典型地反映了全国市场对各地方市场影响。山西解州运盐城，唯产食盐，然"商贾取处，百货骈集，珍馈罗列，凡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周流，以苏杭等地棉布、丝绸及日用杂货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最为显著，可谓无远弗届。在明清各地方志中，苏杭杂货的记载，俯拾皆是。江西"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清代山东兖州府，"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广东英德县墟市，"苏杭杂货齐备"。远至塞北，亦不例外，宣化府大市中，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为商贾竞相争占；宁夏的苏杭杂货集于毓秀坊内。……［④ｃ］唯其如此，苏杭各类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具备有利的市场刺激。"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⑤ｃ］显然，市场是江南商品生产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推而广之，也是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诱因。商品粮产地、经济作物种植区、经济作物加工区、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商品对流，互为产品市场，彼此依赖，相互促进。当然，至传统 时代 末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局限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的资源配置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主导因素。

二、 经济 中心地体系与区域市场格局的调整
　　城乡经济往来并不一定要通过市场纽带来维系，可以通过赋税与地租的形式直接运抵城市，唐以前供给城市的农产品相当数量并非经由市场渠道。在城乡对立的普遍存在下，一些治所城市也曾获得较大 发展 ，乡村集市也能 自然 萌发，但城乡市场没有形成结构性的 网络 体系，这种状况直到宋以来市镇的普遍兴起才改变。一批镇市在商道要冲、城市附郭、农副产品集中产地及少数商品生产专业区内崛起。一些较大的镇上升为与县治同级的经济中心地，并对县城形成挑战之势，其中不少在规模与市场功能上超过了县城，个别进而超过了州府城市。
　　宋代的多数地区，都已形成以府、州、军等治所城市为核心的"州府市场"网络，它的地理范围往往以一个州府行政区或其部分地区为主体，也可以包括邻近州府的辖区，有的则由两三个州府组成。在州府治所（少数也以大县巨镇）之下，有县镇沟通城乡市场联系，网络的底层则是由集市、墟市、村市等构成的基层市场。
　　宋代的等级市场体系中，各级中心地多与行 政治 所吻合，因为传统 时代 政治因素对市场的 影响 愈往前愈强烈，经济的封闭性与地方性也很严重，宋代出现松动，但仍有限。这种突破至明清加强，中心地等级与行政治所等级分离。明清市镇的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在经济作物和工矿业的刺激下，宋代还很稀疏的专业市镇日趋普遍和壮大，商道市镇也在各地商品周流扩大的过程中强化和膨胀。新兴市镇的突出发展使之在市场规模与功能上出现等级分化，不再只是与县治同级的中心地，超过县城、超过州府治所的市镇比比皆是。还有十来个巨镇，甚至超越省府治所或与之并驾齐驱，成长为省级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地。清人述岭南、华中、中原等地巨镇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一段话非常典型："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到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到河南朱仙镇，又不止湖广一路矣。"［①ｄ］
　　区域市场是一个自然地域内中心地体系发育和市场联系加强的产物。在唐以前，还很难清晰地描绘出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网络。宋代的发达地区，由一定数量的州府市场网络整合而成的区域市场已开始形成。以成都为中心、川西平原为区域核心带的蜀川区域市场，北宋时以汴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域市场，南宋时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区域市场，都已形成了这种自成一体的内部有机联系的网络格局。明清时期全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大都形成有机的区域市场，并出现耐人寻味的现象，各区域市场和省级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往往不是省会，或不为省会独任之。作为区域市场的最高中心地，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大城市，它不仅是一个商品集散中心，还应该是初级产品加工中心；它不仅对本区域内部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而且是有足够的辐射力将本区域产品引向外地和远方市场。
　　例如岭南区域市场，由广州和佛山共同组成最高中心地，组织广东广西的商品流通，并担负该区域与省外、国外的交往。［②ｄ］在广西，商业中心功能由梧州府城及隔江不远的戎墟完成。湖广区域市场，汉口镇的中心地位自明晚期后远驾于两省会之上。在湖南，清中叶以前湘潭是最大的米市和商业中心。江西，省内外的物资周流以樟树、吴城为枢纽，超过省会南昌。［③ｄ］
　　华北和江南，因为政治沿革的原因，表面上有些特殊，实质上和全国的普遍情形相似。北京乃京师所在，是华北平原的最高中心地。而作为清代直隶治所的保定府，其市场中心功能远次于后来居上的天津。山东，商业中心城市为临清，而省会济南在省内外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湮然无闻，不仅远逊于临清、济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知该府邹平县下的周村一店。河南，开封和朱仙镇是最高中心地，清前期则几乎由朱仙镇独任其职。江南最高中心地在苏州，它可以称为江苏的第二省会，但在区域市场的中心地等级中高于南京和浙江省会杭州。
　　此外，山西的区域核心带在南部的潞安、泽州及绛州一带，与省会太原相距尚远。以福建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的影响，自流入海的各条江河，以入海口的城镇为中心，分别自成一个地方市场，与国内外的联系密切，而区域内尚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区域市场。云南、贵州等省至清代尚未形成区域市场。
　　由此看来，明清的农业经济区内，真正由省会城市承当市场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陕西的西安、浙江的杭州、四川的成都，而四川商业中心在传统时代末也开始由成都向重庆转移了。
　　虽然至清中叶没有出现如近代上海一样的凌驾于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形成几大超区域的中心城镇，如华北的北京，华东的苏州，华南的广佛，华中的汉口，有效地发挥着全国市场中心的功能。全国性统一市场在经济中心地体系的建立与变动过程中，在各大区域市场的重组与整合之下已趋形成。
　　省级市场、区域市场格局的形成过程，同时又是它们调整与重组的整合过程，并由于各地市场的相应配合与促进，传统时代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这突出表现于湖北、四川、广西商业重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既是区域经济摆脱政治纽带趋向市场轴心的结果，也是配合全国市场整合进程的必然变化。
　　唐宋以前，湖北、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在荆襄、成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与政治中心长安及洛阳联系更为便利的缘故，广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北部的桂林，同样是因为北向地与中原王朝联系的缘故。尽管川陕商道难于上青天，灵渠不过一人造小渠而已，显然它们无法承载沟通区域间市场联系所必需的大规模商品流通的容量--它们不可能成为全国市场联系的大规模通道，但足以胜任中央与地方政令的传输，并且是当时 交通 条件下与全国政治中心联系的便捷途径，因此区域政治经济中心亦随之分布。这种格局无疑更多地是政治因素作用的产物，而与市场因素不甚相关，甚至背道而驰。在市场发展的作用下，尤其是区域间市场联系的增强、全国性统一市场的整合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清时这种区域格局发生或完成了转移。
　　湖北的经济重心，自宋以来开始由荆襄一带向今武汉附近转移，至明中叶以后最高中心地稳定于汉口，并将湖南引入其市场吸纳与辐射范围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南决定性的主要输出商品米谷及木材与铁等重要输出品、重要输入品盐等都必须以汉口为枢纽。广西则由于珠江航运的迅速发展和广州、佛山的中心功能与辐射功能的扩大，被整合入岭南区域市场之中，其经济中心亦随之由东北部的桂林转移到东南部的梧州及戎墟。［①ｅ］元明时衰落不振的四川区域市场至清代复苏，并在长江航运的带动下，商业中心自嘉道时期开始由成都转移至重庆。［②ｅ］随着各地市场联系的加强、主要河道主干线承担的作用越来越大，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融入全国市场的整合过程之中。
　　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虽然与内地仍存在相当差距，但明清时经济已大有起色，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地区、东北，东南的宝岛 台湾 与海南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与内地市场的交往紧密关联。正是这种日趋密切的商旅与货物往来，将各边疆民族市场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之中，不过它们大多不是以统一市场内自成一体的区域市场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