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并非荒唐的联想：嘉靖“倭寇”与当今中国房地产热

 　　【提要】明代嘉靖时期朝廷愚昧的海禁政策，导致了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人民顿失生计，被逼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嘉靖抗"倭" 延缓了 中国 社会 的 发展。当前过热的房地产和过高的房价若得不到遏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 ， 影响 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上篇：数百万人民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 

　　1980年以来， 历史 学家对明代嘉靖时期困扰我国东南半壁的"倭寇"问题进行了反思：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倭寇"的首领和基本队伍大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 工业 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开放；抗"倭"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①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这里，仅对窃以为还没有开展充分讨论的问题谈些看法，希冀有助于 研究 的深入。 
　　一、海禁使沿海数百万民众顿失生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 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岭。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广东人陈思盼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 ，弗许。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在内外交困下，海商集团首领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 者(唐枢：，270卷 ) 群起响应，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杀戮。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时"失其生理" 者几何？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已不可能。我辈所能做到的，仅是根据相关史料，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结论。本篇构思的前提，就是研究嘉靖"倭寇"绕不开的人物、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第一当事人--时任闽浙最高统帅的朱纨在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个官方数据：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即明军捣毁宁波双屿港的次月，浙江海域，"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余艘" (，205卷) 。 
　　这是一条被无数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引用过无数次的史料，恐仅黄仁宇先生认为，"数字似属夸大" (，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172页) 。笔者无力就此展开讨论，在此，仅引入一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史料。明礼部尚书、鄞人张邦奇(1484-1544) ，在欢送嘉靖时期的宁波市舶提举司陈克宽任满赴京考绩时曰："甬东……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温、台、汀、漳之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147卷) 。这说明，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 ，仅宁波府的违禁出洋的大船就达数百艘，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是海上走私贸易发展最快的几年。 
　　此外，朱纨集结6000将士围剿双屿所调用的380艘战舰，有部分是从闽浙民船中征来的，在海战中，又曾烧毁船舶77艘(部分是葡萄牙船)。也就是说，双屿之役前后，仅泊浙江的民间海船为1500艘左右。再据此推理，时在闽粤的双桅船应不少于500艘。所以，我们姑且假定，当时我国从事或可以参与海外贸易的船舶为2000艘。 
　　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外贸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数大概是100余人，内约三分之一是船员，其余多数是商人。不过，嘉靖年间直航日本、朝鲜、琉球或南洋诸岛的通番船不多，绝大多数走私商人仅在浙江双屿、福建月港等与葡萄牙、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华人进行转口贸易。因此，其参与船舶、人数的总体规模，似应作国内沿海往来的商船观。故我们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从业人员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员，余为商人。那么，暂且锁定嘉靖中，在东南海上从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员为8万人。 
　　笔者有从事过相关职业的经历，略知帆船 时代 ，如果从事海上作业的苦力有多少，与之对应的内河船舶、维修船厂、搬运装卸及饮食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似应不低于前者。同样，海商有多少，与之接轨的内地行商、坐贾似应不少于前者。假定海、陆的谋生者相等，则直接在新兴的海外贸易产业链上的从业人数为16万。又假设明代后期的户均人口为5人，这就涉及到80万人的生存。按：虽然，从业人员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个家庭，但是，一些舶主、商人的资本是借贷的，海禁会殃及另一些家庭，故笔者视两者的因素互为抵消。 
　　又不难理解，如果从事 交通 、贸易、服务的人员有多少，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开采、种植者应数倍于前者。同时，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则沿海商贩的过省舡和世代靠捕鱼打柴甚至晒盐等为生者，也为之受累。如此道来，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废食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二)百万仗海为活的民众"失其生理" ，这就是嘉靖"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外贸中心远离 经济 中心。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拓展，与是否拥有优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关系。而港口的生命力，除了天然条件，如港口的深度和广度等外，处决于港口腹地之大小、物资集散能力之强弱及所在地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之高低。隆庆后，虽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开放，这对明末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贸重心再次南移，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 
　　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三十年，两浙的走私贸易一举超过了闽粤；为什么五口通商后，上海港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外贸中心港--广州港；又为什么新时期浦东开放十余年，长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亮点呢？事实说明，中唐以降，长江三角洲应是我国外贸中心港的不二选地。 
　　16世纪，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不只处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且浙东运河与我国最重要的运河--大运河相连；海舟过杭州湾就可驰入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更重要的是，斯港具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经济腹地，附近的宁、绍、杭、嘉、湖、松、苏、常的手工业和农业相当发达，是国内的制造业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产地，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组织及舶来品的疏散、消费远非闽粤诸港可比。 
　　历史早早给了长江三角洲外贸重心的机遇，当地的"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 (朱纨，上揭文) 。遗憾的是，统治者为了集权的稳定，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华夏的外贸中心港始终与长江三角洲互缘，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设想，在设有动力、机器的岁月，进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过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岭(南北主通道的必经之路)，将付出何等的代价？又由于这一时段的长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国的一元文化中心，翠集了神州半数的文化人，若与外交流远离了这个核心，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样是很不利的。总之，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我国的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也是当前研究者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 
　　三、对嘉靖"倭寇"的基本看法。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民众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 ，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以海员为骨干的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反对朝廷海禁思想的斗争。在"倭寇"总数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以往所论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通常指海上的，其实，在陆上接应、向导、打点、协助的更多）。16世纪中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低估中华民族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这场国内战争给东南沿海精华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责任，应有统治阶级来承担。无意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镇压了，但客观上冲击了封建藩篱，逼使地主阶级做出了让步，进行了有限的开放，包括东南沿海的"放洋" 和北部与蒙古的封贡互市。 
　　痛心疾首，嘉靖抗"倭"阻碍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触，中国放弃了同一水平线上的起跑，失去了与西欧平等对话的机会，又犯了对外交流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抗"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强在华遭到重创，影响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王权统治的稳定，丝毫不考虑外贸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条件，视民族振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不顾的反动思维，影响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偏离世界的主流。 
　　嘉靖抗"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嘉靖时期，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迅捷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积极参与同西方早期列强的竞争，则中国乃至世纪的近代史可能重写。

下篇：当前过热的房地产和过高的房价若得不到遏制，可能会出现新的 社会 问题 ， 影响 中国 和平崛起的进程 

　　上篇所说的嘉靖"倭寇"与当今中国的房地产热，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可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相似或可能会相似。1、都涉及快速形成的庞大的产业链上从业者的出路问题；2、时人都普遍关注并均伴有社会腐败问题；3、发生地主要在东南地区，焦点都在长江三角洲；4、影响深远或可能深远，等等。 
　　一、有限的可用土地，若以现在的速度开发，必将在短期内拼光，届时，数千万建筑民工和数千万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向何处去？ 
　　一般的商品是循环消费的，行业对员工的需求也是长期的。可房产不同，它的使用期大致相当于一个人的寿命。建筑业不可能长期保持大规模的队伍。20几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之所以长盛不衰，除 经济 高速增长外，主要是起点太低，很大部分属补偿性质的。故建筑大军可以南征北战，建筑民工也可以从一个城市转移至另一个城市，从甲工地轮换到乙工地。房地产的异军突起，还带动了上、下流产业，形成了一个可左右局势的产业链。如现在国家70%的水泥和50%的钢材以及30%的电解铝都用于满足房地产建筑的需求，能源的紧张更直接与此关联，就是属服务性质的广告业，似乎也靠房地产商养着。 目前 在这一产业链上的从业人数当不下亿。如果我们有充足的资源，再任期 发展 一个长时段，或践履 "三套房"、"四套房"  理论 ，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人均资源小国。我们的人均可耕地仅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水资源为四分之一、森林为五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警戒线的省份已达到六个，东南沿海地区已在"闹地荒"。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住宅面积不可能无限、个人拥有的套房不可能太多、土地开发不可能随意。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城市 交通 工具之结构和城乡家庭桥车的拥有率。正如清醒人士所言：倘若我们为一代人的享受断送了未来发展的根基，我们的民族会不会因此而面临困境？倘若我们为一时的富裕毁掉了中华文明的母土，十几亿之众的人口又将去何处寻找失落的家园？()。然按时下的速度圈地下去，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我国多数省份的可用土地将耗尽，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国家考虑的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会想到GDP，银行家关心的当然是资金回收。可我杞人忧天，首先要问的是数千万农民工向何处去？这就是本人撰文并与嘉靖"倭寇"联想的直接原因。 
　　20多年内，憨厚的农民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了世代谋生的土地，又以粗糙的双手，托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在进城的农民大军里，有的业已成为城里的主人，又不泛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新富。可是，随着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结束，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告别城市。同时，相关产业也要萎缩，从中也将大量的农民工剥离。两者相加，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从业人员得寻找出路，加剧就业紧张。尽管这是下几届政府的事，但现在应未雨绸缪。 
　　我们的理解，使房地产降温(包括限制面积、套数与别墅)，直观地说，就是拖长泥土地变成水泥地的时间。从社会的层面讲，调控的主要功能之一，则是延缓房地产产业链上从业人员的就业时间，随着今后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国家再另想办法，逐步转型、消化，力避行业大起大落可能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浮现。 
　　推迟土地的征用时间，除了可以多打粮食，还可藏富于农民、藏富于国家。当今房地产商的高额利润主要取自所得土地的时间差价。据报道，当前房地产商囤积的土地达70万亩，仅这部分差价，说不定可以造一个"三峡工程"呢？我们不明白，这种唾手可得的收益为何非得交少数人不可呢？而房地产一旦出现泡沫或"烂尾楼"，政府为了稳定和形象，往往会无奈地去"擦屁股"！  
　　故以我之见，延长土地的开发时间，就是保护农民的巨大利益，保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也为下几届政府创造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二、如果超过多数人承受极限的房价降不下来，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可能会造成诸多负面因素，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在刚刚结束的浙江省第十一届房交会上传来的信息表明，杭州市中心的住宅起步价已到每平方米万元，郊区的也要五千元，即使后者，以杭州市民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 计算 ，购一套，大概也要三口之家不吃不喝十五年！以至发出了的感叹。说得更贴切，房交会上，。因为"天堂" 多数百姓可以接受的房价是每套30万元，或每平方米单价3000元。最近几年，杭州市政府加强了推出限价房的力度，但以现在的速度，仅解决已持经济适用房准购证的一族，也要九年时间。故象一个巨大建筑工地的杭城，多数百姓仍"买不起房子，也买不到想要的房子" 。又据说，上海职工的平均年薪，只够买1.3平方米。这样，政府就进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收缩土地，房价必涨无疑；而放开土地，就会加剧人地矛盾。房地产商和炒房族，看准的也正是这一点，大量囤地，有恃无恐地炒房。故尽管各项政策直指房地产，但房价总体仍有增无减。权威部门的理想目标，也仅仅是控制"房价每年上涨3%" 。 
　　那么，面对百姓的无奈，政府的力不从心，我们能否换一思路呢？ 
　　首先，得了解当前谁有能力在城市购中高档房。这恐怕是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又不想触及的话题，但若从宏观着眼，这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从耳闻目睹 分析 ，大致可概括以下十类人。1、 企业 家、私营企业主、承包商(含建筑包工头) 和部分小商小贩；2、机关干部、市郊村干部、公务员；3、水、电、邮等垄断行业和 金融 、保险、新闻、房管、 教育、医疗等行业人士；4、高级知识分，特别是经济学、 音乐 等热门专业的专家、教授；5、外企员工和其他性质的规模企业的中高管理层及技术骨干；6、文、体明星、名模、节目主持等公众人物；7、 会计 师、律师、评估师、拍卖师、建筑工程师等热门专业的技术型知识分子；8、"海归"；9、特殊人士，如高干子弟、华侨及港澳台胞亲属、较大遗产继承者、早期的出租车驾驶员、成功的股民等；10、主要来自以上群体的炒房族。这十类人群有的是交叉、重复的，并不断地改变 政治 、经济成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成功人士和强势群体，也可以说是新富、新贵。参照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调查，此类人大概占总成年人口的20%。当然，他们中的主体属中产阶层(不是总人口的资产平均者) ，有能力买数套的，毕竟少数，许多人现住的中、高档房，也是按揭的，只不过是有能力、有办法承受而已。
　　其次，购房者的动机。应该承认，除了行业优势和"公仆"，多数先富，较早投入市场经济，他们付出的较多，也理应得到较丰厚的回报，住宅条件好点，百姓也理解。但现在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讲已超越了居住--这一商品的基本属性和经济生活范畴，除去正常的、主要是改善本家庭现有居住条件而购房者外，还出现了一些特殊买家。1、彰显高贵。似乎房子代表地位、智慧与实力，竭力攀比，作为居住的意义倒退其次。2、为后人考虑。正如浙江大学房地产 研究 所的赵杭生所说，杭州现在许多人购房不是为了自己买房子，而是给儿子买房，甚至给孙子买房，这是消费需求的预支。3、炒房。炒房又可分为投资和掮客两种。前者是自己掏腰包，又要担点风险，可视为一种特殊投资；后者主要是动用社会关系做无本万利的"卖买"，许多其实是变相的行贿与索贿，不仅干涉了房地产市场，还污染了社会风气，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毒瘤"。遗憾的是，此毒瘤正在扩散，连限价房也不放过。 
　　如果说多数百姓不能"居者有其屋"（主要指改善），是房价太高的话，那么，许多"不居者有其屋"，不掏钱也能发横财，说明房地产市场还不是很规范，这就要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了。 
　　在市场经济下，作为商品的住宅，谁能买，买多少？本不该限制。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状："中国目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从一个特别平均的社会，一下子到了特别不平均的社会"(李银河语) 。例如，拥有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人，占有金融资产66%，金融资产最少的20%的人，仅占有金融资产1.3%(转引自萧灼基语) ，前者与后者比是50：1。难道真正市场化、城市化、 现代 化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个人金融资产结构也是这样？在如此的社会人员经济结构面前，对一部分人讲，即使今天的房价最翻一番，也不在话下，实现第三套、第四套房理论，亦小菜一碟；而对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房价跌一半，也不堪重负；能买得起限价房的，也不是社会的最低层。这应该成为今天我们讨论房子和房价的主题之一。 
　　作为市民最关心的房价，其实是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一个缩影，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百姓。在物欲横流，"奔驰"、"宝马"满街跑，新贵一次饭局动辄万元，贪官给情妇、二奶送豪宅，也不是新闻的现实社会里，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可以不下馆子、不穿名牌、不高价择校，更不指望自费留学，总之，只要不涉及生存，他们总是默默地承受；即使面对已无法承受的房价，多数人所流露的，除了无奈，还是无奈。相对新富的团队亮相(如大量购房) ，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炫耀性消费，与房价所反射的下层集体焦虑意识催生所形成的反差，仅仅是贫富分化表征的突兀，恐怕事情还刚刚开始。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 
　　因此，政府不能仅仅把房子当作一般的商品看待，也要当作特殊的商品来认识；不仅要分析当前的购买力、投资出路和是否为出现泡沫问题？更要研究买家的社会结构及资源和环境能否长期承受；不仅要看房地产业的如何洗牌或怎样树立品牌，更要关注其上、下流产业，乃至整个经济运作的协调；不要把房价仅仅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也要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总之，房地产，必须跳出"房地产"谈"房地产"；房价，政府必须干预。 
　　万幸的是，去年开始，政府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近几个月的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房地产；央行出台若干购房的金融政策，也为中低收入阶层考虑。但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一些地方政府虽用心良苦，限制炒房。但遗憾的是，杭州"八大条"新政，拉不住楼市涨势；南京的"禁炒令" ，反使房价走高。这说明，政府调控的力度还不够，干预的 方法 不是很到位。 
　　根据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声，我们以为，比较有效抑制房价的方法之一，就是 
　　"征收资源调节费" ，或曰"物业税" 。据说已有专家就此做前期调查。需要强调的是，此费不是一次性收或"一刀切"收；而是按年收，象"季节性电价"一样，按"累进加价"收，别墅与豪宅更要重收；应与卖买无关，免得象杭州市20%的个人调节税，部分最终转嫁给买方一样，反使二手房交易成本增加。尽快在县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地确定一个家庭居住的面积基数，超出基数，就得交费，无论空置还是出租。当然，必须有个过渡期。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叫房地产无限拥有者及炒房族，知难而退，出售余房，或另付代价。再把征收的费用，主要补贴给中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真正使更多的百姓"居者有其屋" ，可谓一举多得。虽然，今天采取这一措施，困难重重，但错过当下的时机，以后会更加棘手。 
　　物质的供给是有限的，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如果任凭新富无节制地去享用稀有的、不可再生的生存资料，"用世界标准的生活奖赏自己"(房地产广告语) ，而不担当较多的社会责任；如果不把房价平抑下去，任凭弱势群体望楼兴叹，抑或过相对倒退的生活(如面对即时的停电、停水，有钱人可置发电机、电瓶、水泵、水箱、饮水机，可购矿泉水，甚至进宾馆，手头拮据者，只好发呆) ，那么，中国的贫富分化将加剧，贵族和寄生阶层会再现，拜金主义会泛滥，贪官会更加肆无忌惮(重置房产已成为贪官洗钱的最佳渠道，如果查一下，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地攫取、掠夺 ，社会风尚、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会颠覆，社会环境会恶化，而一旦"社会环境糟糕，你的汽车洋房有什么用"(北野语) 。 
　　说句并非开玩笑的话，一旦少数人垄断了城市的生活资料而又不负责任，那么，也会阻碍社会的垂直流动，届时，新富、新贵们嫁女、择婿的挑先余地将很小，更不要说对民族文化传承、社会新鲜血液补充所产生的影响了。总之，如同平均主义一样，过渡的贫富分化，结果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 
　　作为房地产的局外人、社会的边缘人，我没有资格说更多的、一些人听来可能会很不舒服的话。这就让我们再听听一些媒体的相关呼声吧： 
　　"如果说，一种发展构建方式是以牺牲许多人即时利益、即时幸福为代价，那么谁有这样的权力可以不对这样的牺牲投以关怀和负责？ 
　　这其实关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关乎发展的方向和人心灵的方向是否同向，关乎社会整体与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 。 
　　"如果物质在制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还制造了人伦关系、价值取向、情感方式等等的失衡，对 科学 发展观的呼唤势必成为一种必然。"(鲁强：，2004年5月13日D1) 。 
　　"如果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只是少数人享受，甚至成为少数人发财的天赐良机(例如炒房) ，却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实惠，我们要这种发展干什么？文明社会的效益和公平原则又到哪里去了呢？"(顾永昌：，，2004年5月24日A2) 。 
　　当前，"如果没有清醒的官员、学者、没有负责任的政府的强力介入，房价上涨往往形成一边倒的态势 。房价畸形上涨给整个社会长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房地产业轻而易举获得巨额利润，社会正常的激励机制被扭曲" 。"一旦形成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运作模式，房地产的泡沫就产生了" 。 
　　"如何在房地产业不再是社会的主导行业的时候，继续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的发展，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考虑的问题" (颜明：) 。 
　　如果说，以上言论没有什么不妥的话，那么，本篇的结论是： 
　　现在已到了奉劝社会强势群体适当放弃与弱势群体竞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或者说，改革开发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向社会做出更多的回报的时候了。 
　　到了我们的理论家配套、完善自己的学说，为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为国家排难解忧、出谋献策的时候了。 
　　更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居者有其屋" ，共享改革开发的硕果，满怀信心地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对畸形的房地产、房价采取必要的、强力的措施，乃至动用行政手段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