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

 [摘要]建国后 中国 经济 的 发展 历经几个阶段，在 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范畴里，发展沿着一定的路径前进，改革首先就是制度的变革，对于解放生产力有显著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整体上体现为渐进的变革的特征，巧妙的制度调整是避免陷于路径锁定的重要原因。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何突破路径依赖，改革 政治 经济中较困难复杂的环节，需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可行的制度调整方式。本文尝试探讨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影响 ，以及制度调整与路径依赖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锁定，制度要素贡献率，制度调整 

相关 理论 的综述 
路径依赖 ,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诺思，1994）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 计算 ,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随着人口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 如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 
路径依赖 分析 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经济增长 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雷，2003）。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 企业 制度变迁分析之中。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 历史 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 问题 ,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 ,"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 ,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 
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 、鲍伯·杰沙普(Bob 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 学习 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 方法 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 网络 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采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有其局限性,如对退出闭锁的处理就是不充分的。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 就意味着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 和"革命" 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不予考虑的命题。另外,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 
诺斯(1994 , 1997)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路径依赖的 研究 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在制度变迁方面主要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如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把握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 。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 (陈孝兵,2001) 。在微观层面，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环境的影响、资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细致的工作，如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995) 。林毅夫(1997) 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简新华(1998) 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刘汉民(2002) 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