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一　引 言

 

　　三农，农业、 农村 、农民之谓也1。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 问题 已经引起了政府和 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导；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甚么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 影响 ，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三十二个市县的二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2，这部分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1：3。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资料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三十六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标准。 目前 国内五十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产等于五千万农民的所有家当。我们不能否认，当城市的富人一掷千金极尽奢华的时候，还有许多农村小孩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有许多农民因看不起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种情形，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回顾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的成功，都无法离开几代农民的支持和奉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走农民武装、农村保卫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像摩尔（1966）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农民又马不停蹄地拉动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轭，默默地做出奉献，「剪刀差」剪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几千亿财产；是他们帮助国家成功地摆脱了低收入国家 发展 初期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不足的难题，逐渐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强化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权利基础。最近的二十余年，中国农村又率先进行了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以较大的贡献份额推动了农业的高速发展，而且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希望和启示，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契机；如果没有农村承包制和稍后乡镇 企业 异军突起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很难引进今天如此之多的市场机制，从而使资源配置的基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可以说，正是由于有农村腹地的有力支持，中国从计画走向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获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围的改革大潮中一枝独秀，令人注目。此外，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改革以来，几千万农民涌入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变。近些年，中国城市日新月异，变化神速，楼越盖越高，桥越建越多，路也越修越长，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繁荣的背后是广大农民辛勤的汗水，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十几年来，城市职工工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公务员工资更是长了再长，而民工不仅劳动条件恶劣，且工资几乎原地不动，他们苦干两年的工资也许抵不上自己亲手所建的一平方米房子。试想，若是在发达国家，这些建筑的投资将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广大农民不仅在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也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一座座 现代 化的城市。

 

　　毫无疑问，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农民的巨大贡献，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增长结果基本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

 

　　这种情形，也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的结果是影响了其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水准的提高，许多地方农民的消费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99年全国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竟比上年下降了13元。现在，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计算 ，占全国人口2/3左右的农村居民所占的份额仅有1/3，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在国际上，一般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才会形成买方市场。中国人均不到1000美元就形成买方市场，主要原因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太低。

 

　　在此背景之下，政策安排本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采取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 金融 政策。但实际的情况却未免是逆势而行，如公务员的几番加薪就直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不仅不公平，对扩大内需的经济目标也几乎无效。因为公务员每月增一、二百元，对其消费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农民却不同，他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等方面，都可能面临着急切的现实经济困难，如果政府善政养民能帮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 历史 经验和 理论 分析 都说明，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扩大内需需要刺激的重点应是消费需求，要使经济增长得到长期而稳定的保障，还必须得到社会最终需求的足够支撑。如果城乡严重失衡的局面持续下去，就不可能实现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那么，为甚么三农问题会陷入今日之困境呢？这倒不是因为政府置农民于不顾，漠视农民之穷困。事实上，在道统上与农民有着极深渊源关系的中共政权对农民的利益一直也是念念不忘的。比如，早在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此后的二十多年，强调农业重要性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俯拾即是，及至今日强调到了言尽其辞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与古代的重农言论也已相差不远。然而，所谓的重视更多的是文本的口头的和悬在空中的，实际的情况却如上所述的那样，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处于不断地相对恶化的过程之中，未免有些口惠而实不至。人们不禁要问，是甚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势呢？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管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地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

 

二、中国农民：弱势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于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3；二则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对政权的破坏力，进而不能形成政治压力。就像个人需要社会建构一样，农民先天之本本已不强，后天又受到体制性的压抑和束缚，弱势者形象和命运便由此而确立。

 

（一）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1、农民的保守倾向

 

　　从文化批判和现代性建构角度看，农民总被视为落后和消极的力量。陈独秀、晏阳初等人都曾指出中国农民身上愚昧狭隘眼光短浅的顽疾，鲁迅则塑造了润土这一麻木愚钝的农民形象，这些都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当然不能反映农民精神特性的全貌，因而受到了不少学者的置疑和反驳。的确，我们还应看到农民身上的另一面，即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稀缺品行。在我看来，中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茹苦耐劳，孜孜不息地勤奋做事，顽强地推动着小农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会持续地投入劳动，虽不能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但能够实现总量的最大化，从而能应付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农民的勤劳，无论是在乡村田野，还是在城市工地，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可靠的基础。如果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相比，我们就更能发现这一点。印度也从来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但印度农民对闲暇的评价过高，远没有中国农民勤快，不像中国农民那样尽心出力，所以他们的生存状态一直非常恶劣，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落后。

 

　　但是，在我们赞扬农民勤劳质朴的同时，不能否认农民愚昧和保守一面，这并没有脱离了事实，而且不能不说，即使到了今天，农民身上落后的一面，也还是很容易观察到。而这一点恐怕需要从农民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加以考究。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处在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数上长期变化甚微。一则，传统农业知识和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于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再则，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并期望把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标准行为传之后人，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在传统农业运行过程中，农民从他童年期就开始 学习 那些被许多代人证明是可靠的经验和技术，即把祖辈相传的农业经济过程中的有关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农业中，老农老圃对青年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位老师，在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天气识别及种植期选择等方面，青年人都应向长者虚心学习，但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1935）所言，是不需要「用脑来反应的」。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 自然 立法的过程。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 科技 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准，市场的逻辑和力量愈来愈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民的流动则把农民从孤立的田野劳动中解放出来，带入了开放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同时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 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但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相对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变化，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变化，还不可能是本质上的脱胎换骨，其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而仍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职业者所特有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