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从交易费用理论看企业纵向并购

 一般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成长扩张的途径既可以通过自身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合并其他企业从而壮大自身的资本规模。后者比之前者在于其更加地迅速和便捷，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企业并购，一般是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并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作为目的的，是企业竞争、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企业纵向并购则特指企业通过取得位于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实现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并购。
　　关于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或从规模经济角度，或从协同效应角度，又或从市场权力角度等等。本文试图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纵向并购进行经济分析，从而从交易费用角度给予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作一个解释。
　　一、交易费用理论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看来，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主要在于成本方面的因素，如规模经济，又或者如贝恩（Bain，1968）提出的来自于单个工厂中生产过程的物质或技术的一体化带来的一体化的成本节约。如果企业并购非出于物质或技术上的原因，那么并购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垄断。但是在科斯看来，企业并购即使没有物质或者技术上的原因，企业并购也不一定就应该被视为出于限制、排挤竞争的动机，并购还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未发觉的动机存在。而这种动机根植于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之上。
　　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提出，企业之所以存在就在于运用企业这种内部组织手段所耗费的成本低于利用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的成本。企业的扩张与收缩企业边界取决于企业内部组织费用和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因此，基于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企业之所以并购，在于通过内部组织代替市场交易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并购的边际条件是降低的市场交易费用额等于增加的内部管理费用。
　　可以说，科斯关于企业性质前所未有的创见影响是无比巨大和深远的。威廉姆森在继承科斯企业的交易费用观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通过构建人性假定和交易维度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并购）的动机。不同于科斯简单地比较内部组织成本与利用价格机制成本，威廉姆森通过更加具体直观的分析框架指出企业与市场两种替代性资源配置手段之间治理成本差别的具体成因和衡量的标准，从而使得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在威廉姆森的基础上，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以不完全契约为背景，通过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效应来解答是否进行合并，如何合并，谁合并谁的问题。在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看来，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安排影响资产所有者各方的投资决策，契约达成之后对各方产生了不同的激励，并最终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率。企业并购是产权的转让和合并，从根本上来看，是剩余控制权的一次再分配。一方面，它带来了收益，并购企业通过夺取剩余控制权后提高了对专用性资产的积极性从而增进了效率，因为对其而言更多的剩余控制权能够分享企业剩余的更大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成本，被兼并企业因在剩余控制权上的弱势，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积极性下降，因为更少的剩余控制权意味着企业剩余的更少部分。
　　由以上各位学者关于企业并购的交易费用理论的探索，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生产工序之间如何分工联结的不同制度安排，协调分工的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产权格局，权力配置结构等），因此表现为组织交易的不同交易费用。企业并购是否经济的根本在于合并是否能够带来交易费用上的节省，从而增进协调分工的效率。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纵向并购决策
　　企业纵向并购，意味着兼并方扩大了剩余控制权的广度和深度，能够实现更强的控制，通过命令与权威方式协调劳动分工，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调解分工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与矛盾，并且由于所有权统一，合作各方期望收敛、信息不对称得以有一定的缓解。但是交易的内部化也带来了负效应，企业的官僚主义成本上升、激励机制弱化等等。
　　而市场机制与企业不同，交易双方是平行、对等的，合约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权力的配置更加地平等。一旦双方利益分歧、矛盾，彼此关系的重新调整适应也就不如企业那般有效和顺利，很可能就陷入漫长低效的讨价还价。信息不对称问题也相对而言更加地严重。但是，市场有着企业内部组织所没有的强激励效果，外购的决策也相应减小企业的组织规模，降低企业的官僚主义成本。总的来说，企业与市场既有利也有弊，关键之处就在于企业组织的交易的特性，基于特定的交易，如何更好地利用企业或者市场的长处、规避短处，成为企业并购决策的关键所在。
　　（一）资产专用性对交易费用影响比较
　　根据威廉姆森的定义，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与沉入成本概念有关。
　　企业并购后，产权的转让和合并给予了兼并方更多的剩余控制权，而被兼并方的剩余控制权则被削弱，因此对于兼并方而言，其专用性投资激励得到了强化，而被兼并方则相反。因此，兼并的收益的大小，就有赖于哪一方的专用性投资对于效率的提高更加重要。由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甲方的投资比比乙方更加重要，那么由甲兼并乙就更加地有效率。
　　除了专用性投资激励机制的改变外，专用性投资给予市场交易机制更多的负荷。专用性投资使得双方的交易关系越发地相互依赖，越发地紧密。与企业内部组织相比，市场中交易主体权力配置更加平等，交易关系的调整有赖于双方的协商对话。但是利益分歧与矛盾的存在，对双方迅速有效地达成共识造成了障碍，因此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导致对于外界干扰的再适应就变得尤为困难，也就带来治理成本的上升。而企业内部组织则不同，由于更强的控制权力，企业可以通过命令与权威调整交易双方的关系，契约的调整更具适应性。从该角度来说，企业并购在治理专用性资产投资上面有着市场无法相比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