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超越自贸协定,布局东亚经济新秩序

 2012年4月初，第20届东盟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东盟在会议上积极推动实现新的广域自由贸易区（FTA），"带有与TPP对抗的浓厚色彩"。所谓广域FTA，正式的说法是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框架。东盟希望通过这个协定，将FTA框架下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安排拓展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这六个东亚峰会对话伙伴之间。 
　　RCEP这个概念正式提出于2011年的第19届东盟峰会，当时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称，东盟提出搞广域FTA，乃是受日本宣布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之刺激的结果，希望通过携手中国"共同主导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框架"。 
　　 
　　美国主导TPP谈判，"后果很严重" 
　　 
　　TPP的雏形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与智利组建的自贸区协定。2011年11月美国借主办APEC峰会之机，正式推出TPP框架协议，改变了TPP原有的性质并主导了游戏规则的谈判。美国有意将TPP打造为21世纪自贸区的标准，其内容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竞争政策、政府补贴、反贪、限制国有企业等项目，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一般自贸区协议。 
　　自美国通过主导TPP谈判、从经济层面高调"重返亚洲"之时起，东亚国家原有的合作路径就面临被扭曲的风险，不仅东盟及其对话伙伴国之间的分歧凸显，东盟内部也出现裂痕。东盟十国中，已有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四国宣布参加TPP谈判，尽管美国一再声称TPP对所有APEC成员开放，但显然东盟内多数国家难以跨越美国设置的准入门槛。即便是宣布参加TPP的东盟成员国，越南的保护性关税和扶持国有企业的政策也达不到TPP要求，它和马来西亚在环境及劳工标准上还存在障碍。由此，东盟难免出现加入者与不加入者、或先加入者与后加入者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从观念上破坏东盟发展几十年得之不易的共同体情感，而且会让已经存在的"意大利面碗效应"更趋复杂，即更多FTA协议中相互重叠的原产地规则和优惠措施，将抵消或降低FTA协议带来的商品、服务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收益。 
　　 
　　提出广域FTA，试图减少TPP的负效应 
　　 
　　日本宣布参加TPP，的确加重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忧虑。原有的东亚经济合作框架中，无论是10+1，10+3还是10+6，东盟都被置于"驾驶员"或主导者的位置上。由于本地区大国间的竞争，东盟成为多个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对象，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而中日韩等国间没有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成为"辐条国"。这种合作结构给作为轮轴国的东盟带来许多特别的利益，其产品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入所有辐条国市场，而辐条国的产品因受原产地规则限制而无法相互进入。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会吸引外部资本（甚至包括辐条国的资本）进入。然而一旦日本加入TPP，东亚经济合作的格局将被改写。在更大范围的亚太经济合作框架中，日本有可能取代东盟成为新的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结构中的轮轴国，而东盟作为整体将沦为辐条国的境地。虽然广域FTA的提出，未必是要直接对抗TPP，但的确有减少TPP对东盟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考虑在内。对于东盟为中心的合作来说，TPP是压力与离心力兼备的力量，如果应对得当，可能促进本地区进一步的市场整合与政策协调，但若应对失措，东盟乃至所有东亚经济体将丧失主导地区合作议题的权力。 
　　对日本来说，加入TPP极大地扩充了它在亚太区域合作上的战略自由度。正如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所说，如果美国的"重返亚太"策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日本加入TPP就可以"改变由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规则的格局，变为由美日来决定未来的规则"。即便美国的"重返东亚"战略止步于"政治姿态"而不能发挥真正的经济合作效应，反倒成为东亚广域FTA的驱动力量，那么这个广域（10+6）的合作框架也是日本长久以来据以替代中国倡导的10+3框架的合意选择。无论出现哪种局面，日本在东亚地区内的相对权力都能得到保障。 
　　 
　　中国，同样承担着TPP战略压力 
　　 
　　与东盟一样承担着TPP战略压力的还有中国。本质上，美国"重返亚洲"是当前霸主对崛起大国的前瞻性遏制。美国的思想界、战略界提出"离岸平衡"战略来维系美国日益松动的霸权。根据这一战略，全世界有三个地方--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必须确保"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主导这些地区的事务。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可以把国力专注于国内，而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做法是"依赖当地国家来对抗崛起中的地区霸主"，但如果这样做不可行，"美国的海外军队便会协助完成这个工作，最终镇压潜在霸主"。欧洲和波斯湾可以依赖当地国家相互制衡，"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因为其亚洲邻国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这项使命，但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镇压北京的野心。"为此，应当"减少（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驻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模……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他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这一安全方面的战略也被运用到了经济遏制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号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提出的六大方针之一，就是扩大贸易和投资，而TPP正是美国直接介入了亚洲经济贸易规则重建的载体和"镇压潜在霸主"的武器。 
　　中国怎么办？从被动防御的策略来看，一方面，中国应从态度上大力支持东亚地区成员间的FTA谈判，包括10+6、中日韩自贸区等，但不宜在这一议题上直接与美国对抗。中国甚至可以申请以观察员之类身份参与TPP谈判，掌握情况并影响谈判。另一方面，应当把已有的东盟中国自贸区做好做实，通过大型企业为载体的贸易投资网络整合全地区的供应链。只要东盟中国自贸区的一体化做出实绩，就不用担心其他自贸协定议题冲淡东亚合作的主题。 
　　 
　　推动建立东亚金融规则 
　　 
　　更重要的是，从积极防御的策略来看，中国在充分发掘现有自贸协定潜力的条件下，跳出通过自贸协定推进东亚合作的窠臼，致力于提供与自贸区协议互补的区域公共产品，借此塑造东亚地区新经济秩序。具体来说，就是以东亚外汇储备库为依托推动建立东亚金融规则。与美国推动TPP的最终目标类似，长远来看，中国也应推动东亚金融规则成为全球金融规则的"样板"。 
　　首先，中国向地区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产品，不会与美国着力提供的基于贸易规则的公共产品形成直接竞争，相反，还构成了互补的关系，这样就避免了区域成员面临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使它们有可能同时参与到中国主导的区域金融规则制订进程中。这种互补性，让美国在东亚区域金融公共产品提供上与中国正面对抗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兰德公司曾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合作，不应让它们感到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国际金融规则正是国际社会稀缺且急需的公共产品，中国首倡这项产品的提供将拥有道义优势。金融危机的反复出现表明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迄今没有一套有效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能在区域金融公共产品提供上有实质性的贡献，势必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许与肯同。 
　　第三，与区域金融规则对应的意识形态与亚洲文化相契合，因此中国在本地区倡建这一规则，能够促进区域认同，且可能有本地成员来共同分摊建设成本。国际金融规则的核心在于强化监管，而监管是西方自由市场伦理所排斥但却为亚洲国家认同的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里写道："艾伦·格林斯潘大概是以下思想观念的最大受害者--市场总是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对它们严加监管。这种信条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不过，没有一个亚洲社会深受其害。相反，亚洲人认为，缺乏良好的治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发展。"然而，马凯硕认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深受金融监管缺失之害的论断过于乐观了，实际上，亚洲国家曾经甚至一直是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受害者，并且它们国内自身的审慎与监管对此无能为力。一套全球的、或者最低限度的区域上的金融领域公共产品，对亚洲国家客观上具备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