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缩,全球结构转型与调整持续给经济施压,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发声与全球各国一道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目前,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消弭,国际经济环境有复苏迹象但依旧乏力,长期内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空间与潜力,然而由于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的"再调整"过程之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甚至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现象显著,我国经济目前进入了"新常态"的试探期,经济下行"探底"压力巨大,整体的国际经济环境一言以蔽之:"在温和复苏中砥砺前行"。
二、 时下国际经济环境新趋势新动向
1. 全球经济处于"再调整"深水区,"小步慢跑"势头占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地转向了国内市场的实体经济,调结构扩内需。为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策略,以此刺激经济,欧元区国家也都纷纷制定了优先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政策,继而国际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这不仅给原本处于出口比较优势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冲击,而且还使得全球"再调整"格局进一步向深水区迈进,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于受到发达国家"再调整"战略的影响,处于"外围"圈的低发展梯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资源等比较优势的显现,增速上却占据绝对优势,未来发展空间与潜力巨大。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所起色,新兴经济体虽然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仍旧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高于2014年全球经济2.6%的增长值,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约2.8%,这一数值恰好与2014年的增长持平,同时高于2012年~2014年平均水平约0.4个百分点。全球经济目前而言,"小步慢跑"走势显著。
2. 发达经济体复苏已"在路上",非均衡增长是其主要特征。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强势复苏的局面,美国放弃了量化宽松这一政策间接表明了美国经济良好发展势头。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2015年第三季度的增长年率为2.1%,略高于初次预估的1.5%。"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本土油气开采成本的下降,直接构筑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本优势,使得很多诸如因特尔等高端制造业回流,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传统产业得益于美国的"再工业化"竞争力不断提高,技术革新使得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回暖,内需的动力拉动驱使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欧元区国家目前已经走过了经济周期中由衰退向复苏挺近的拐点,复苏"在路上"但较微弱,增长势头弱于美英两国。欧元区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率为1.6%,而同期的美英两国的增长分别为3.5%、3%。以德国为首的以制造业刺激经济增长成效虽已显现,但由于新兴市场需求的低迷,德、法、意的出口疲软成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这反应出了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趋势。由于欧元区经济经济增长"低迷",增加了欧洲央行增加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还下调了2016年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值,表明欧洲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依旧承压。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是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内生化的关键力量,虽受国际油价下降的影响,日本经济有所受益,而由于消费不振,其在2015年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0.3%,虽摆脱了技术性衰退的阴影,但日本经济距离强劲增长还有较远距离,这一态势增加了日本增加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因此日本经济处于"低温"徘徊期。
3. 新兴经济体处于"阵痛期",下行压力凸显。全球货币政策的变动、大宗商品价格浮动、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以及低梯度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等不利因素拖累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筋带动作用、劳动力优势、能源资源优势等会逐步缩小新型经济体国家与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差距(张亚雄等,2015)。新兴经济体处于"再调整"的周期中,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新兴经济体所包含的国家之中,脱离高增长"俱乐部"的成员在逐渐增多,尤其是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仅0.9%,环比增长仅0.6%。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预期的数据显示2015年巴西经济增长率是2.5%,增长速度慢于美英等发达经济体。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也由于投资热度锐减、国内政治信任危机等因素。受深陷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国际资源价格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在2015年出现了连续三季度负增长的颓势,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期俄罗斯经济将在2016年持续萎缩。
4. 国际区域合作与竞争进入"深化期",缔造经济新活力。全球一体化使得各个国家都深知合作共赢的重要性、更加体会到彼此合作的必要性。以美国为首的TPP以及TTIP这两个协定最为典型,设定了更为高一级的贸易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对内自由、对外限制"的贸易合作框架;同时欧盟也通过与地中海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拓展其区域合作边界,在西半球成立的一个全部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区域及次区域经贸、政治、文化等合作;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是将次区域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在未来,国际区域合作与竞争将进入"深水区",将为世界经济缔造新的活力。
5. 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非传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统安全进一步凸显。首先,欧美俄深陷"伊斯兰国"泥潭之中,国际反恐压力未减反增;其次,随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调整了以往的战略,将目光移向了亚太地区,必然对亚太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国际环境造成影响;第三,中东地区动荡局势又加重趋势,俄罗斯、土耳其、美国、欧盟、以色列、伊朗等国家和区域组织都在该地区内存在一定影响,彼此角逐,为全球经济的振兴与复苏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三、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主要趋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在河南省的考察讲话道出"新常态",其中心含义是指我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有信心,要适应我国经济的"新常态"。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其的解释却呈现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有的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指的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调档换速",有的确认为"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由"非常态"向"常态"发展演进的一个理想阶段。齐建国(2015)认为"新常态"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而非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理想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主要有以下五个最为显著的趋势。
1. 我国经济进入"调档换速"的"相对稳定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一直下行,而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增长在合理的范围区间内有所浮动,主要应控制好浮动幅度(周明生等,2015)。从"十二五"经济调整来看,我国主动的调整经济结构与质量效果初显,期间,我国经历了2010年10.4%的高增长速度到2014年的7.4%的中高增速,据最新统计显示,2015前三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7%、7%、6.9%,预计我国2015年增速7%。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具体数值可从以下方面考虑,即,我国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还伴随着该年度生产总值较2010年有翻番的目标,从已有的的数据来看,2010年~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36%,剩下几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6%才能达到目标,而2015年增长率应该在7%左右,因此,整个"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增长率在6.5%应该是底线,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不能够低于6.5%。在结构调整、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大前提下,由高速向中高速的"调档换速"符合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态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是其中,我国将处在中高速增长的"相对稳定期"之中。
2. 经济"优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从需求结构来看,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王小鲁,2015)。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过多地讲求高速,而忽略了质量,甚至是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消费拉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处的几年内,"双顺差"更加助推了这种畸形增长模式。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型经济"辉煌"已不再,我国经济正在由要素推动型向消费需求驱动型转变。2015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较前半年增速回落1.1%,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8%,出口需求与投资占比继续回落,而2015年我国最终需求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8.4%,已经接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60%的水平,同比增长了9.3%。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工业化推动型经济,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也对我国资源承受力、环境承载力等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已不能适应"新常态"经济的发展诉求,我国在未来将会由工业化拉动向服务业驱动方向转变。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已经"箭在弦上",2015年前三季度三产比重达到51.4%,同比增长2.3%,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
3. 经济增长"新动力"迈进"孵化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制造"逐步地向"中国创造"转变,在我国优势产业中,原始创新比重会逐渐提高;在国内国际需求旺盛的市场中,不断形成集成集聚创新;在传统与弱势产业中,立足于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四部曲,而再创新的比重会有显著提升。由此,创新驱动战略将会在我国经济中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将以学习占优逐步向以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转变。然而,我国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就目前来讲我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孵化期"。
4. 对外开放阶段进阶"升级版"。中国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潮流,"代工时代"已经趋于尾声,薄利多销参与低端国际竞争的黄金时间已经逝去,由此,我国出口产品将更加迈向高端化,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内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外部面临劳动力成本、投资降低等不利因素,我国的国际收支会发生变化,甚至对某些国家会产生贸易逆差,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也放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能够做到全面全方位的开放,打造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5. 区域协调发展驶入"夯实期"。在区域结构中,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同时借助于我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我国区域结构将更加趋于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水平进一步向"倒U"曲线峰顶处靠拢。与此同时,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全国城市圈和经济发展"巨型区"形成,全国四大地域差距逐渐收敛,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逐渐从从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走出来,经济复苏趋势显著。"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合作会更广更深,区域交流会进一步加强,全国东中西协调发展买入"夯实期"。
四、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趋势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应立足本国"新常态"的特点,加强"向外投资"力度,实时调整我国对外开放基本策略,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利用本国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多元化发展。
1. 优结构保增长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基石。我国在经历了"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稳增长以来,经济结构趋良性发展,然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此时我国经济应尽快实现"优结构",面对2020年的小康和翻番目标,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单单地求稳,更应该做的是"保增长",在"十三五"期间应该保证6.5%的增长底线。在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情况下,唯独我国经济做到"优结构保增长"才是应对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的根本所在。2. 立足本国需求结构,鼓励对外投资,打造"走出去"升级版。我国经济正在走向"新常态",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在减弱,而此时,国际经济环境正处于复苏的"小步慢跑"时期,外部环境相对较好,同时国外市场需要外部投资的注入来激活本国低迷的市场,如欧盟、日本等国。同时,就目前而言,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交流的主要的组织者,通过推动企业大胆"走出去",不仅仅能够分解国内产能,而且还能够为萎靡的国际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但是传统"走出去"的往往都是附加值低的资源、原材料等企业,我国应立足"新常态",大力鼓励高端产业"向外走",同时可以利用国外投资收益对国内"代工"收益经济替代,还能够起到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功效。
3. 推动我国贸易自由化、多元化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都强调了各个国家在贸易中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外存在比较优势,只有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才会更加顺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的萎缩对我国出口影响较大,因此多元化的贸易关系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砝码。可以通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战略等平台积极发展多边贸易关系,降低对美、欧、日的依赖度,积极加强同新型经济体的贸易往来,要通过"走出去"战略不断开发拉美与非洲的潜力,这样还可以使我国尽快摆脱产业链低端的困境。
4.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的份额目前仅在3%左右,在大国对弈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币是唯一的非国际货币。我国对外开放"升级版"箭在弦上,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开放的核心,资本流动、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汇储备等很容易受到美、欧等货币政策波动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降低国际货币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保证"新常态"经济在"调档换速"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应该利用"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双边货币计价结算,降低对美元、欧元的依赖。我国还应该利用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与项目,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稳步促进人民币周边化向区域化转变,逐步使人民币走向世界,这也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话语权。
5. 积极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2015年12月19日,我国在IMF投票权上升到第3位、印度提升至第8位、巴西提升至第10位,新兴市场话语权大幅度提升,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在当前大部分国际平台都由发达国家把持的不利形势下,我国应该通过区域性平台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顺应全球治理的潮流下,我国应该积极利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治理平台以及"一带一路"等次区域合作机制,重视APEC、G20等国际组织,在IMF、WTO等框架内加强同欧美发达国家交流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巩固与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从一个被动接受者向一个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转变,亦可形成倒逼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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