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寻求法律支持的尊 严死

　　"尊严死"的倡导者们认为，他们还是有"好消息"的：即我国法律虽然没有立法支持，但也没有法律来对其明文禁止 　　依靠医疗体系抢救，还是选择尊严死，病人死亡的方式由谁来决定？家属、医生，还是其他组织？因为个人情感、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纠葛，实践中往往拿不出令各方满意的方案。 
然而，由于法律上的空白，我国至今并无明确支持尊严死的规定，这也导致尊严死在具体实践过程面临着道德、伦理、制度等诸多问题的制约，甚至徒生许多非议和责难。 
有人认为，我国之所以还没有对尊严死进行立法，很大的原因在于尊严死在中国社会尚未有相当程度的普及。也可以说，尊严死目前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东西存在抵牾，缺乏普及所需要的现实土壤。 
可以说，放弃对亲人的治疗，在个人情感上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而且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浙江某医院医生陈作兵的选择就曾引起争议：陈作兵的父亲患癌症晚期，在了解病情后，父亲决定放弃治疗。对此，陈作兵的哥哥姐姐都表示反对，认为放弃治疗会被人骂为不孝。陈作兵则认为不遵从老人意愿，才是真正的不孝，他把父亲送回农村老家，安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陈作兵此举备受争议，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选择，骂他不孝。因为在更多人看来，延续父母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孝，为此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推行尊严死的时机还不成熟。人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亲人的想法、工作组织的要求、周围人的看法都在左右人们对尊严死的选择。 
另外有专家也认为，鉴于中国现有法律并未禁止尊严死和生前预嘱，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主要障碍来自人们的传统观念或习惯，包括预立遗嘱者及其近亲属、医务人员等，那么如果这些人都反对尊严死，或者不理解尊严死，通过立法来推动它无异于火上浇油，起不到良性作用。另外，我国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还有待提高，在判断实施尊严死的条件时，是否具有能让病人及其亲属认可的水平？还有医患关系的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尊严死的实施制造了潜在的风险。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告诉《方圆》记者，据她估计，按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尊严死要在中国实现立法，可能要到50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了。 
在不能立法的情况下，尊严死如何实施与推广，是目前倡导尊严死的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尊严死所涉群体极为特殊，而且关乎生命，加上没有法律的保护，所以在实施具体环节上存在很多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佟新认为，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对自己的生命会有不同的抉择，既然"生前预嘱"这类记载病人意向的文件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如何判断"尊严死"的意愿是病人的自我选择还是他人意愿？如何排除"被尊严死"情况的发生？这些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医师顾晋在接受采访时说，一般来说，癌症晚期病人、植物人、脑死亡患者都是"不可治愈"的，医学上对这个没有太大质疑，这些情况下，如果病人或家属没有提出放弃治疗，医生会竭尽全力进行救治，但是很少有奇迹出现，当然这个概念的判定和医生经验也有关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所所长吕爱平则认为，目前这还是道无解的医学难题，毕竟医学在不断发展，而且各级医院、每个医生的水平和经验不一样，很难对医生的判断下个定论。 
再次，如何避免让尊严死成为不良行为甚至犯罪的掩饰，也是实施尊严死必须预防的最大问题。生前预嘱等文件并无法律效力，就意味着它可以伪造、篡改，在尊严死的掩盖下，一方面难免有家属为了逃避责任，或为了个人利益而选择停止亲人的治疗，刻意放弃亲人继续生存的希望，这样一来，就会成为打着尊严死旗号的"谋杀"。 
另一方面，如果病人是处于经济压力而放弃治疗，这和尊严死的初衷"有尊严地死去"也是相悖的。阮齐林告诉记者，我国普通百姓的医疗保障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如果尊严死真的实施起来，本来想活下去的人，迫于经济压力、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也会选择不再治疗。医院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如果病人交不起费用，他们也不愿意让垂死的病人多住。如此一来，对没有经济能力而无法选择继续治疗的病人而言，"尊严死"就变成了"被尊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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