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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多数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还是那部著名的同名电影里的场景,大漠黄沙、白袍弯刀、战火硝烟、传奇、忠诚、背叛等关键元素,把一战期间波谲云诡的中东史,简化为一部英国殖民者与阿拉伯起义者之间的爱恨情仇剧。
这当然是对历史的“阉割”,现代中东的诞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始乱终弃。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虽然也借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象来“开启”自己的故事,但所涵盖的历史要丰富厚重许多。在阿拉伯的不仅仅有劳伦斯,中东也不仅仅是阿拉伯,犯下“愚行”的帝国也不仅仅是英法,还有德国,虽然它战败了,还有奥斯曼帝国,虽然它崩解了。甚至还有美国,一个羽翼未丰但已踌躇满志加入棋局的准帝国。
本书一开场便将4个年轻人推上了前台,他们分别是英国考古学家兼情报官T.E.劳伦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中东代表兼美国情报官威廉・耶鲁、德国东方学专家兼外交官兼间谍库尔特・普吕弗和罗马尼亚农学家兼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先行者亚伦・亚伦森。从而得以精准地将形塑现代中东的四股力量加以具象化:殖民帝国、石油、泛伊斯兰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中东的诞生就是因为几个年轻人打的一场代理人战争,这同样会陷入一个扩大版的历史简约主义窠臼。而是说有了“他们”,作者在推进“中东创世纪”这部史诗时便有了绝佳的载体。以他们为经纬,作者在展现一战前后的中东这一纷纭繁杂的画卷时才不至于失去了章法。4个人轮番出场,分别带出各自的“人马”,又引出各利益相关方,各方明争暗斗而又彼此命运交错,既有大历史的潮流激荡,又有家国和个人的恩怨情仇,故事遂得以一路精彩演绎,一部原本可能充满枯燥学术术语的中东地缘政治史话就此转换成人间传奇。
历史从来是集体努力的产物,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忽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而去记住那些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既缔造了自己的命运,又改变了历史的轨道,而不管这其中有着多少夸大和事后赋予的成分。换言之,历史是可塑的,真相究竟如何,这取决于我们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相。
毋庸讳言,4个年轻人所从事的功业的意义,是由后来的事件所界定的。如果没有中东在国际政治中愈来愈凸显的分量,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世人所记忆就不得而知了。正是因为在中东所发生的事情长年累月占据着新闻头条,人们在探讨中东事务时又喜欢追根溯源,而正是以这几个弄潮儿为代表的力量在一线的所作所为,令政治家们设计的战后政策和边界成为可能,因而他们的作用无可避免地被放大了,不管这作用及其导致的结果是否有违他们的初衷。
这是一个恐怕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清晰回答的问题。以劳伦斯为例,其与费萨尔王子的友谊,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击土耳其人――这个共同敌人的“便宜的联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γ褡遄跃龅恼嫘娜贤�,又含有多少故意特立独行以求惊世骇俗的个人野心成分?
而侯赛因父子对独立建国的孜孜以求,除了出于民族自豪感、建国的光荣与梦想、历史的荣耀之外,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世俗化、现代化努力的反动,而此一反动中又有多少是出于保守派的义愤,又有多少是出于对世俗化、现代化大潮卷走其既有的部族、宗教控制权及相关利益的忧惧?
早在战前,石油应用于军事的现实威力和巨大潜力已为世人所体认。而中东富含石油的远大前景,已足以使各殖民帝国对其垂涎三尺,必欲分而治之而后快,这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阿拉伯国”的建国方案不太可能被各方接受的根本原因之一。但除了“肮脏的石油政治”外,中东的地缘政治现实本身是否也是一个“大阿拉伯”难以产生的关键因素?
至少在《地理的报复》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普兰看来,中东诸国林立表面上看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其实人为因素所占比例比人们指责的要少得多。阿拉伯贝都因人自古被三大农业产区包围:北有叙利亚、东北有伊拉克、南部有也门。伊斯兰教征服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但地理特征却使得部分农业文明体保留了自己的族群特征。古老文明的堡垒正是这些现代中东国家的合法性源头,尽管其边界线在平坦的沙漠中往往看似任意划定。
一言以蔽之,泛伊斯兰主义并不等于泛阿拉伯主义,而泛阿拉伯主义并不能催生一个“大阿拉伯”。后来,埃及与叙利亚结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其短暂而命运多舛的历史也充分表明,受困于外部干涉、自身地缘现实束缚和领导人之间野心的竞争,一个缩水版的“大阿拉伯”即便如其所愿建立,也难以长久保持初心。
的确,在阅读《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遭遇种种“道德相对论”的场景,比如“泛伊斯兰运动”居然是由德国人来“推动”的。这乍听上去有些怪异,但在德国人自己看来,因为在中东地区没有不光彩的殖民史的负累,他们是天生的泛伊斯兰运动领导者,而那些被英法殖民者奴役的阿拉伯人民理应站到他们这边来,而忘却了他们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民的压迫与剥夺与英法殖民者相比不遑多让。德国人的言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人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他们打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鼓吹对白人殖民主义者发动一场圣战,而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新殖民行径要恶劣一百倍。
此外,与人们想象的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一开始并没有打定主意加入协约国的阵营,对反犹的沙皇俄国的憎恶一度使得此一选项绝无可能,而在一战后的一段时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泛阿拉伯主义者曾联起手来,试图“自主”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
又比如美国在二战后卷入中东事务的“初心”似乎是去殖民化,而以威廉・耶鲁为代表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一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昭示了美国人的动机不可能那么“纯洁”。但美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又确乎不能仅仅以石油政治来权衡:在沙漠里“建国”的犹太人确实激发了在加利福尼亚实现美国梦的美国人的极大同情心。
总之,历史曾经充满丰富的可能,石油、殖民主义、民族自决、泛伊斯兰主义等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完全诠释中东政治的复杂性。现代中东的诞生是多力作用之果,既昭示着现代化的冲击,又凸显现代化的挫败,至今仍未稍息。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责编: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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