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城商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摘要（下）

 城商行的分化与表现 　　如果将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的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作为起点的话，城商行恰好经历了20年历程。城商行这一群出身相同的银行群历经重组、更名、跨区域乃至上市等环节，抓住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机会，逐渐成为中国银行业中越来重要的力量。但是，在总体规模增长的背后，城商行的差异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 
　　首先，在规模上。截至2017年底， 资产规模上万亿元的城商行有6家，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已经超过23000 亿元，资产规模最小的只有230亿元，在2002年这一差距只有50倍。第二，在跨区域与非跨区域上。有30多家银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分行，甚至一些城商行在海外设立机构并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但更多的机构仅在省内广泛布局。2011年后，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被监管部门叫停，城商行被分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与聚焦于本省的银行。然而，从实际贡献来看， 有些外省机构成为盈利的来源，而有些外省机构则成为银行的主要风险点。第三， 上市与非上市上。2007年三家银行在A股上市，2016年才有四家银行在A股上市。九年的等待足以使率先上市的三家银行将其他银行远远地抛在后面。一些银行迫于资本充足性的压力被迫转投筹资功能相对较弱的香港市场，甚至还有银行选择了新三板（截至2018年9月，城商行中的上市银行已经达21家）。第四，在股权结构上。从股权结构上来说，虽然有纯民营或民营控股的银行，但更多的还是地方政府控股的银行（也有少数央企控股的银行）。地方政府控股的�y行中还有层级的区别，即省级或地市级。有17家城商行有外资股份，并与外方签订了相应的技术合作协议。最后，在银行的现实表现上。不少城商行落实了每一步发展机会，已经走在所有城商行的前头，甚至有些还步入了中等银行的行列，但也有城商行刚走出困境不久又陷入风险之中，还有些曾经的明星银行如今星光暗淡。纵观近20年的发展，城商行的可持续竞争力与规模大小、上市与否、跨区域与否以及是否有外资股东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规模较大跨区域的上市银行也在经营上遇到了不少困难， 同样有外资股东背景的银行也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处区域一致、起点一致的银行现在也大相径庭。 
　　究其原因无外是一些天下银行人都明白的陈词滥调。一是机制。机制首先表现为公司治理机制究竟是形似还是神似。如果股东是地方政府，只要当地政府开明， 尊重银行运行规则，让市场起作用即可。相反，如果股东是民营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股东缺乏长远的心态、董事会急功近利，那么银行迟早也会出问题。近年来，银行业有一些刺激业务发展的激励机制，却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于是在表现上就是银行的短期业绩做大了，隐藏风险也随之越积越大。二是管理。城商行管理基础都不太好，但哪家银行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多，就为今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长远基础。近年来，银行谈创新多，特别是谈产品创新多，众多城商行忙于复制产品进行所谓的产品创新，却忽略了每种产品背后的管理基础。管理是基础性工作，不直接产生效益，所以经常被忽略。三是IT。城商行都很重视IT建设，但IT投入构成了巨大成本。受规模制约，IT投入缺乏总体规划，会发生片面追求高大上而不与产品、管理融合的情况。四是人才。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但需要合适的人才。人才的结构应和银行自身的能力及所处的阶段相匹配。有些小银行为了发展同业业务，从券商高薪聘请了一些人才，最后的结果是留下了一堆风险又鲜有成效。事实上，城商行的名牌劣势意味着需要支付更高的溢价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但是城商行最具有优势的是发展平台。五是团队。城商行核心团队的稳定和对团队的激励非常重要，团队稳定的银行才能实施统一的战略，减少方向的摇摆。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面临挑战，在金融安全隐患还没有完全消除、金融监管从严将成为常态、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外部竞争压力加大、金融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等社会责任要求提高的背景下，城商行正在面临新的挑战。而城商行的竞争力正是在克服各种逆境、抓住各种机会中得以打造的。 资本补充的压力与选择 
　　随着表外业务向表内的还原和表外业务风险确认进一步严格，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就显得更加困难。城商行要回归本源，通过传统的中小微贷款业务保持收入增加，就需要更多的资本。银行要么补充资本以维持现有的资产规模，要么调整业务结构减少风险资产规模，亦或是两个方面同时着力。 
　　首先，上市是银行资本补充的最好途径，也是不少城商行努力的方向。A股市场上，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等早期上市的银行分别在2014、2015和2017 年融资30.93亿、80亿和206亿元，大大补充了资本。由于城商行在A股上市一直未能开阐，不少城商行只好去香港上市。尽管发行价格并不高，筹资能力有限，但毕竟开拓了资本补充渠道。重庆银行于2013 年11月在H股上市，募集的资金净额约人民币33.62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2015年和2017年末，重庆银行又通过H股配售及发行境外优先股来补充资本金，两次分别募集合人民币约28.56亿和49.5亿元。2016年有4家城商行成功在A股上市， 截至2017年末，已有18家城商行在内地或香港上市。2018年1月17日，成都银行实现了IPO，并于1月31日在上交所上市。2018年1月，甘肃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郑州银行回归A股，于2018年9月9日实现IPO，并于9月19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成为城商行中首家“A+H”上市的银行。长沙银行于9月18日实现IPO，9月26日在上交所上市。银行上市的成功一直激励着后来者，目前仍有一些银行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然而，当前A股如此低迷，监管部门只好放宽发审节奏，城商行A股上市之路又曲折了起来。但愿中国证券市场能有所反转，走出一轮好行情，否则也许还会有更多城商行寻求香港上市。 　　其次，对于更多的银行来说，即使是上市银行，定向增资可能是更为常见的办法。然而，在严格股权管理和金融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定向增资也很不容易。一方面，当前股票市场低迷影响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直接减少了银行潜在股东数量及投资能力。另一方面， 严厉的股权管理要求降低了潜在银行股东的积极性。2017年以来，在严监管中特别强调银行股东责任和穿透管理，2018年3月，原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实施相关工作的通知》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商业银行股东报告事项的通知》两个配套文件。银行主要股东有确保银行资本充足性符合监管要求的义务，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要进行风险隔离，主要股东要承诺在五年内不转让股份，要能披露最终控制人和受益人。这些特殊要求当然能有效保护银行不受主要股东不良行为的影响，但也确实缩小了参与银行增资股东的选择范围。对股东身份的穿透调查责任，对于缺少相应手段的城商行来说， 其时间成本和合规风险无疑也被大大增加了。此外，城商行因股东人数远超200 人，也受证监会监管，增发时也须获得他们的批准，这也增加了一道程序。因此， 提升股权管理水平确实给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再次，发行二级资本工具是城商行的重要选择。目前的二级资本工具主要是具有减记条款的债券。2018年1月，原中国银监会与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外管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鼓励进行资本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商业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Y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二是扩大投资者范围，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主体范围，分散集中度风险，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发行成本；三是减少审批流程，让商业银行自主控制发行节奏。如果以上三点能实现，对于城商行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城商行应当积极研究资本创新工具， 跟踪政策与市场动态并早做规划。 
　　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成功与否以及利率高低既取决于对市场情况的把握，也基于自身的信用。银行的信用评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资本实力及盈利能力等要素。以2017年发行的同类型二级资本工具为例，大型银行的利率最低，工行、农行、中行、交行年利率都是4.45%，最高的华夏银行是4.8%。在50多支城商行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中，利率最高者达5.7%， 利率最低的仅为4.65%，但普遍在5%以上。2018年上半年有9家城商行发行了二级资本债，利率最低的为4.8%，最高的达6%，维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 
　　近年来，不少城商行盈利能力下降、风险增加。不少股东自身经营困难且对分红要求也提高，内源性资本补充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进行业务结构调整、降低资本消耗、扩大中间业务收入比重似乎成为诸多城商行的选择。然而，在这方面的转型对于大多数城商行来说是困难的。 
　　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筹资，关键还是银行自身的质地。但银行质地的改善本身就要以较强的资本实力为前提。所以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像早年城商行求生的时候，发挥大股东在资本补充中的作用或引入新的投资者才是正道。 战略定位的坚守与回归 
　　从城商行多年发展来看，那些财务表现总体较好，即回报率较高、资产质量较好、资本比较充足以及流动性不错的银行各有特色。既有一些金融市场、投行业务做得较好，规模增长很快的银行，也有长期根植小微企业和传统银行业务的银行。然而，这些城商行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传统定位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在当今严监管去杠杆的情况下，对于现有大型城商行来说需要回归传统定位，对于大多数城商行来说则需要坚守原有的定位。 
　　城商行成立之初就有“服务居民、服务中小（小微）企业、服务地方经济” 的定位。总体来说，虽然发展战略的表述各异，没有一家城商行会忘记这一初始定位，但在行动中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规模经济特征明显的银行都有服务大客户、大项目的动机，都有投行化的冲动，都有监管套利的意图。然而，正所谓“走最容易走的路， 最后无路可走”，当监管加强、竞争加剧、市场恶化之时，银行都得回到原有的路上挣小钱、挣辛苦钱。我们担心的是有些城商行在近年同业化、投行化过程中把自己在小微业务上的看家本领丢了。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表外化、同业化的趋势，城商行也积极加入这一行列。由于表外业务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对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影响不大，存在很多盈利和规避监管的空间。因此，近年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发展非常迅速。2017 年被称为史上金融监管最严的一年，为了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控，防止商业银行在表内与表外资产中间暗中操作规避监管， 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来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的管理。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这一举措对于正在进行大规模表外业务扩张的，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影响相对较大。从上文对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分析来看，2017年银行这一指标的增长明显放缓，甚至有银行出现了负增长。而从2018年上市城商行半年报的情况来看，不少银行的这一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资产管理将独立运行。不少缺乏资产管理能力的城商行将成为大银行的代销渠道，城商行资产管理业务面临新的挑战。 
　　债券承销业务是不少城商行在努力争取的业务。然而，债券承销市场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市场，小银行明显处于劣势。城商行债券承销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债。根据WIND统计，2017年共有28 家银行承担了债券主承销商或联合主承销商，这些银行都是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银行。承销金额最大的是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分别为超过1300亿元和1200亿元。其中有8家银行承销债券全部都是地方政府债，有3家银行50%以上的承销额是由地方债贡献的。 　　城商行还得回到传统银行业务中来， 做好小微企业服务。小微企业本来就是城商行最基本的客户，小微企业融资应当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坦率地说，城商行依然是小微企业做得较好的银行群体。2017年底，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5.39万亿元，同比增长9.69%，占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总额的23.11%。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接近50%，约77家城商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50%。然而，当下小微企业融资已经受到来自大行的冲击。一方面，在一系列的监管激励政策与硬性要求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纷纷建立普惠金融部。与城商行相比，他们的资金成本更低，在利率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些网络金融平台以及非金融企业都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他们利用技术手段克服了信息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难题。 
　　城商行服务城乡居民就是要满足居民的所有金融需求。对于城商行群体来说，由于网点的约束，银行在存款竞争中处于劣势。银行需要进行大量的主动负债来维持平衡，而发行同业存单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方式，存款在负债中占比逐年下降。2013年，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比例为76%，而2017年这一数值降为67%，其中同业负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面对监管的压力，城商行同�I负债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从上市城商行来看，2018年上半年同业负债较2017年底减少了3.5%，但同业存单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根据WIND 统计，2016年底城商行同业存单的余额为2.57万亿元，占全部同业存单余额的40.97%，比股份制银行少近6个百分点。而在2017年，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量上升，年底的余额为3.82亿元，占全部同业存单余额的47.7%，成为同业存单的第一集团，高出股份制银行将近8个百分点。2018年6月，城商行同业存单余额增加到了4.19亿元，仍占全部同业存单余额的47%，比股份制银行高出近11个百分点。 
　　居民是存款人、资产管理委托人、贷款人，是城商行的衣食父母，城商行应当通过网点转型，让网点成为老百姓的社交场所。居民存款对于城商行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然而，银行在留住居民存款上虽然没少花力气，但效果有限。为了在竞争中保持相应地位，银行不得不推出理财产品。2017年城商行共发行理财产品4.9万支，累计发行理财产品13.6万亿元，从发行次数与发行规模来看并没有停止的趋势，要减少理财产品的发行并不容易。 
　　居民的消费金融则是另一个金融服务的领域。近年来，消费金融竞争非常激烈。消费金融业务作为零售业务中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成为城商行一项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业务。近几年，我国对消费金融业务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城商行通过参与组建消费金融公司、推出个人消费类贷款产品等多种方式进入消费金融市场。自原银监会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至今，获得批复的消费金融公司共有25家，其中19家为银行系持牌公司，17家有城商行背景，北京银行等城商行都建立了消费金融公司。然而，消费金融公司要从真正实现盈利到成为城商行的利润贡献者，这之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消费金融也是不少网络金融平台、电商共同角力的领域。他们可以利用消费场景和大数据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提供成本更低、体验更好的金融服务。于是部分城商行还通过成立消费金融事业部或消费金融中心的方式，加强与互联网公司、电商平台以及新型互联网银行等的合作， 借助其客户、信息、技术资源，实现批量营销、批量操作和风险防控的目标。 
　　服务地方经济，并不等于只服务地方政府，银行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特征来进行金融创新，银行的发展要紧紧与地方经济结合起来。城商行的特色发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的独特产品、独特模式而走出来的。城商行的发展同样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支持的多少、力度的大小又取决于银行对地方经济的参与程度，这种参与不仅表现在地方项目上。但从服务地方政府方面来看，近年来城商行（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城商行）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但当前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重要任务，严禁政府以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这使得城商行长期依赖的地方融资途径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城商行要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可能的演变。 
　　要坚守上述三个客户定位，需要有相应的创新手段和产品。面对新的竞争，城商行必须借助科技手段，做好管理、IT、外部协调，进行更全面的流程管理、风险管理、产品定价，还需确保传统业务和传统客户的优势。 
　　（执笔人：欧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