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涵

 　摘要: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农村经济社会衰败、社会危机四伏,各党各派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启迪下,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以乡村建设为核心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实践,并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同时加强经济建设,开展新文化运动,从而形成了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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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建设;农民问题;土地革命 
 
一、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军阀混战,战乱频繁,政局动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国内军阀仍然据藩独立,混战不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先是由北洋军阀分裂后形成的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之间的混战,以及地方上的大大小小军阀为维护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摩擦混战;后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16-1928年,共发生军阀之间有一定规模的混战140多次。1929年3月-1930年11月,除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三次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百姓遭殃,造成民不聊生。同时,在华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各自在华的利益,也纷纷插手军阀之间的混战,支持亲己的军阀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中央政权,造成了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中央政权更迭频繁。 
(二)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农民生活困难,引发社会危机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掠夺以及国内军阀的长年混战,民国初年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军阀、官吏及地主依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24-1937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占20.77%的土地。1929年匈牙利人马扎亚尔对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曾作过调查:操纵在地主手中之全部土地,在华南各省约占60%-70%;在华北各省约占50%-60%;在河南与陕西约占50%,山东约占30%-40%。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散失了土地的农民生活难以为继,被迫流离失所。与此同时,苛捐杂税、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转嫁的经济危机也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使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封建地主在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之外,还把各种赋税等转嫁到农民身上。据统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浙一带各县的田赋附加税就达上百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二三十年代,水旱灾害等频繁发生,“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以上诸多天灾人祸导致了大多数农民负担加重欠债累累。全国土地委员会1932年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6省中,欠债户占调查总农户数的47.18%,每户平均欠债额为100元以上。而且欠债户和欠债额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衰落在不断增加。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负担的加重,广大农民为了生计只能离开农村、流落他乡。同时,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中国。各帝国主义为转嫁经济危机,不仅排斥中国货物,而且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中国农业经济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击,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从而导致农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致使广大农村陷于重重危机之中。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农民运动的兴起与高涨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逐渐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振兴之路不能完全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也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革命“第一要务”就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应该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广泛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迅猛发展。到1927年春,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9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高涨,尤其是农民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和巨大力量,使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农民和农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农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承担起改造自身社会环境的历史重任。如梁漱溟承认农民运动的成功扫除了他以前对农民和农村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怀疑,而相信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 
二、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主要内涵 
正是基于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农村经济社会衰败、社会危机四伏的社会背景,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和实践,并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用革命的手段,通过土地革命,“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通过乡村社会改造,“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通过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发展乡村经济,“改良群众的生活”,初步形成了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体系。 
(一)农民问题论――关于乡村建设的性质、任务与动力分析 
正确认识农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运动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为《农民丛刊》所作的序文《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1、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经济基础也历经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但依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家,“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田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民恐慌和普遍的贫穷之下”,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1927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中指出:“农业既为中国之基本产业,农民既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因此农民便成为一切剥削的目的物――封建、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所以国民革命再进一步向前发展便需要一个农民革命,这种事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农民对革命的要求,正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基础,所以始终非常重视发动农民加强对农民的领导。在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议决案》中提出:“对于农民革命作用之忽视,亦是极大的错误倾向。再则,阶级斗争激烈的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应“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以农民为社会基础。” 
2、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残余势力的统治。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是导致农民破产的根源,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不会成功。”反之,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丢开了农民群众的参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难以取得成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就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使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最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必须要充分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由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农民运动。因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之半数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因此,要想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放弃这种努力,或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那么,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充分广泛地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对此,恽代英在《农村运动》一文中指出:只有这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被压迫的农民觉悟了,才能督促而挟持革命的势力以完成革命的工作。……让农民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就必须了解农民真正的痛苦与要求,给以实际的帮助。革命者应该到乡村去,在研究农民的基础上,“去结交农民,去教育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 
“农民问题”论全面地回答了中共早期乡村建设的性质、任务和乡村建设中的同盟军及革命的动力等问题。 
(二)土地革命论――关于乡村建设的路径分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夺回被地主阶级剥夺占有的土地是农民的强烈期盼。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是实现乡村建设目标的重要路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思想。 
1、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极其不均。毛泽东于1928年冬对井冈山边区的土地调查的结果表明:“边界土地状况:大体来说,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农民为了生存只得租借地主的土地来耕种,地主则凭借他们占有的土地,通过高额田租来剥削农民。另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权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造成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穷困和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没收土地问题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乡村建设中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2、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危机与问题的解决“皆以土地问题为归宿,土地解决,万事冰释,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 1927年8月1日中共八七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的绪言中指出:“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国情所决定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土地革命,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所以“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不能改进,革命不能成功。”“土地革命的成功,无疑的将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同时也就是消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 
3、乡村建设的基本路径――实现“耕地农有”。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实现“耕地农有”,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农民运动先驱者们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努力实现的目标。中共早期乡村建设运动也把实现“耕地农有”目标作为其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要实现‘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所谓“耕地农有”是指:“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没收。被没收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人民,均不分男女同样分得土地,富农的土地也要没收分给坏田,一切水利、江河、湖泊、森林、牧场由苏维埃政府管理,便于农民耕种。至若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土地及水利宣布为国有。”实现“耕地农有”既是农民的秉性所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胜利的保证。因为“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积极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其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农民总认为取得所有权才真正得到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土地革命论”从理论上回答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的性质、任务、路线、方法等方面问题。 
(三)三大建设论――关于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分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引发农村破产的因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和“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以及“乡村的恶劣习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三个方面入手开展乡村建设。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提出了“农民政权论”、“四大发展论”和“新文化运动论”等乡村建设的三大具体建设内容。 
1、“农民政权”论――关于乡村建设之政治建设分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村中的“乡村政权问题”。所谓“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政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为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以暴力的方式来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利益的旧的乡村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在乡村建设中,夺取封建豪绅、地主把持的乡村政权,完全归于贫苦农民自己的农民政权。在这个新的乡村政权――农民政权中,必须以贫农为中心,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 
2、“四大发展论”――关于乡村建设之经济建设分析。针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等两个方面。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剧,导致了农业经济和乡村手工业的衰落。在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为的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要接踵而至连年不断的天灾的“天然的压迫”,更是让已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国农业产业和农民生活雪上加霜。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因此,“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 
正是鉴于“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要“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因此,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这“四大发展”是对中共早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想的高度概括,阐明了开展乡村经济建设的任务、原则、方法和具体的建设内容。 
3、“新文化运动”论――关于乡村建设之文化建设分析。从文化教育入手,解决中国农民的贫、穷、愚、弱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党各派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共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关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性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中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而在这里面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群体中,最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农村文化的缺失,导致农民的愚昧与无知,中国的农民急需要文化教育。因此,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问题,将开展新文化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任务。所谓“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并提出了“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口号。为此,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就明确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也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作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文化建设运动中,始终将乡村文化教育与农村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参加乡村文化建设。只要“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 
“三大建设论”明确了中共早期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三方面进一步开展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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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0JDJNJD2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