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发展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要依据。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恢复期、改革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有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转轨与发展。统计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探索与创新，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和核算理论，提出了适用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民大核算思路，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我国未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球化为背景，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建立涵盖社会资本、资源环境、隐性经济、人力资本、国民卫生、代际公平、科教等人类生存与发展诸方面要素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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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9)01―0005―09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20世纪经济科学领域最大成就之一。它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它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的重要依据。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历程 
　　 
　　 
　　　30年来，为了适应不同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核算恢复期(1978～1984年)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满足国家物资和财政收支平衡工作的需要，有关部门在探索中进行了财力物力的平衡核算，于1951年建立了农产品平衡表、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平衡表，后来又扩大了这些平衡表的产品种类。1952年，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成立之初就在全国进行工农业总产值和劳动就业调查。后来，在工农业总产值调查基础上形成了工农业总产值核算，又逐步从工农业总产值核算扩大到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核算，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和速度。从195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苏联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开展了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消费和积累核算，提供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以及国民收入积累率等重大关系资料，为认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律，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56年，国家统计局派代表团对苏联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随后在我国推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MatefiM Product System，缩写MPS)，先后编制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国民经济部门联系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平衡表。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遇上了“大跃进”时期和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评，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这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遭受第二次大挫折，这期间政府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陆续恢复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首先，恢复了MPS的国民收入核算，随后编制了MPS的投入产出表，建立了综合财政统计，编制了综合能源平衡表，主要原材料平衡表和消费品平衡表，等等。这一系列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恢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8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把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之一，并在国民收入核算资料基础上逐步编制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民收入年度计划，对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并没有完整地实现MPS，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采用了一些内容，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它的缺陷也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情况，同国家加快发展社会、科教事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既不利于反映综合国力，也不利于全面掌握产业结构。(2)侧重于反映实物流量，不能系统反映社会资金运动情况，同国家转变经济管理的职能不相适应，不利于国家通过财政、金融、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3)侧重于生产核算，分配、消费、积累等方面的核算比较薄弱，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及各环节之间的衔接情况，同国家掌握整个经济运行和进行总体平衡的要求不相适应。(4)核算方法单一，缺少联系性和严密性。 
　　 
　　(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期(1985～1992年)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改革与完善。在继续实行MPS的同时，我国从1984年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第一次统计核算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M Accounts，缩写SNA)中的综合性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共同协作，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试点，于1992年设计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建立健全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国际上科学的核算方法和有益的经验，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全面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联系和规律性，为宏观经济决策和计划管理提供可靠依据。针对旧体系的不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进行四个方面改革：第一，扩大了核算的范围。从过去单纯的物质产品核算扩大为包括服务在内的全面核算；从过去财政、信贷资金运动扩大到全社会资金运动的核算。第二，充实了核算内容。在总量核算的基础上，充实了反映部门间经济技术联系的投入产出表：从部分价格指数的计算扩大到国民经济综合价格指数统计；从流量核算扩大到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存量核算。第三，改进了核算方法。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采取了账户、矩阵和平衡表相结合的核算方法，为进行国民经济的总量核算、结构核算和各种数量分析提供了条件。第四，提高了国际比较能力。吸收了国际上不同核算方法的长处，并采用了板块的转换结构。可进行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的相互转换，可方便、科学地同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新体系的建立满足了在当时经济形势下改革原有核算体系的要求。适应进行国民经济分析研究和宏观决策的需要。 
　　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MPS内容仍然占有相当的位置，表现出一种整合的特征。其原因除了当时考虑到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历史可变性、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工作者的应用习 惯，以及同当时还实行MPS的国家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国际可比性之外，还在于当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没有实现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变革。 
　　 
　　(三)国民经济核算发展期(1993年以来) 
　　MPS在我国的消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使MPS失去了生存的条件。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全面改革与发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第二，MPS难以满足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实践表明，MPS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越来越明显。它的生产范围的狭窄性、反映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经济地位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无力性、核算原则的非市场性、反映开放经济的不合理性、核算方法的单一性等等，已经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第三，MPS的国际比较性与通用性已日趋淡化直至消亡。MPS的故乡――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政治、社会和制度的变革，于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废除MPS而转向实行SNA。1993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27届会议通过决议，取消MPS，在全球范围内通用SNA。因此，MPS失去了国际可比性和通用性的功能。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从1993年起，我国政府统计部门根据1993年SNA的标准，对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重大的修改，于2002年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它既考虑了尽量与国际标准接轨，又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它在结构上更加严谨，充分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涵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在操作上更加可行，既考虑到将来的需要，又考虑到目前的条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基础还比较薄弱，与最新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存在一定差距，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30年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制定国民经济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依据。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指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统计界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不仅推动了我国统计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择其要者有四个方面。 
　　 
　　(一)提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消除了理论与方法上的误解 
　　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处于改革初期，一方面要按照MPS体系进行统计核算与分析，另一方面要逐步引进SNA中的理论、方法与指标。由于MPS和SNA两大体系在核算范围、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之我国长期对SNA持批评的态度，人们对SNA比较生疏，许多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差错与误解。例如，将积累性支出当作积累基金；把消费性支出当作消费基金；把生产成本看作(C+V)。还有，在一些部门提出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观点。结果是在生产方采用MPS体系。在使用方使用SNA体系。这些差错与误解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误导社会经济政策，其危害既重大又深远。针对这种情况，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出于学者的历史责任感，经过系统研究，认为从计算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环节――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方面，计算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指标，口径应该一致、计算结果应该相等，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里，中间消耗与最终使用也就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这个原则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任何经济统计与核算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口径统一、项目对等，即经济核算过程必须遵守“有收有支，收支相等；项目对等，不重不漏”原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中，引入了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轨为SNA之后，原有的理论误解得到解决。钱伯海教授又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作了进一步抽象化的处理，即做了方法性的拓展和补充，使之适应新的形势。新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表述为：“能量守恒、质量守恒、经济活动也必须守恒。但要做到守恒，在数量上保持平衡，就必须使形成经济活动的各方，包括收和支、产与销、产与分、产与用、买与卖、投入与产出等等，保持相同的口径范围和相同的计量单位。如果用价值计量，就必须采用相同的价格标准。”显然，通过这样的拓展，它适用于一切经济核算，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和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而原来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在同一核算制度内同样适用。例如，工业总产值计算采用"52厂法”，工业生产中的中间消耗，只限于从本厂外购入的工业品，自产部分不予计算；农业总产值计算采用“产品法”，农业生产的中间消耗，不论是外购农产品和自产农产品，都要作为中间消耗计算。再如家庭自我服务属于非社会劳动，自饮食品、自制衣服等不作为社会生产成果统计，因而在消费这些产品时，就不能列入使用，否则，就违背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 
　　 
　　(二)建立社会劳动价值论，丰富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价值是经济核算的基础，没有价值也就不能计算产值。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使用的MPS体系基于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创造价值的理论，将服务业排斥在核算范围之外。因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生产范围，既要核算物质生产，也要核算服务生产。国务院于1984年成立专门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导小组，负责和领导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工作。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总结工作，国务院于1992年正式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并且确定1995年实现全面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并轨。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的出台，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不和谐音，有人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陷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泥潭，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报刊上发表批评性论点。钱伯海教授出于学者的责任，从理论基础上阐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大改革，宣传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新性成果。特别是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从社会从全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恒等于从微观从企业看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也就是，从企业看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等于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严密证明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 与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提出国民大核算理论，顺应了可持续发展观需要 
　　从1952年SNA到1968年SNA、1993年SNA的演变过程看，SNA建立在宏观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基础之上，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发展观的变革客观上要求SNA向前发展。反过来，SNA的发展又丰富了宏观经济理论，同时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系统。 
　　1993年SNA是在1968年SNA基础上，吸收25年来世界上国民经济核算领域最新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可谓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之大成。但在今天的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社会面临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等趋势。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SNA必须完善与发展。十几年来，国内外组织和学者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在SNA发展与完善方面努力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1)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1993年联合国出版《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临时版本)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讨论环境价值计量、国民账户修正和总量指标调整等问题。联合国在总结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03年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供全世界参考使用。(2)知识经济核算。研究重点集中在R&D、知识资本存量、知识产出量核算以及知识经济指标体系上。(3)国民财富核算。世界银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国民财富由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组成，并组织力量具体核算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世界各国的国民财富进行排序。(4)世界经济核算。经济全球化缩短了时空范围，不少著名跨国公司已实现“以世界为工厂，国家为车间”的生产经营模式，因此，学者们提出以世界经济为核算对象，建立世界经济核算矩阵。该矩阵将SNA与国际收支核算、政府财政核算、金融货币核算整合在一起。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新意，但仍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显得支离破碎，未能从战略的高度通盘考虑SNA发展问题。钱伯海教授早在1992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通论》中，基于国民大系统思想，从全局出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国民大核算思想，认为国民大核算体系“应该包括经济核算、社会核算、科技核算和环境核算，但以经济核算为中心、为基础。”㈣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国民大核算体系问题，有关国民大核算的研究课题分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的资助，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研究成果。朱启贵在著作《可持续发展评估》中提出：“国民大核算体系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社会核算、人口核算、科技核算、资源与环境核算的整合衔接体系。……整合衔接体系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把四种核算完全纳入到SNA中，建立一个国民大核算体系；第二种是建立四个卫星账户，以补充SNA：第三种是建立四个与SNA平行的账户，同时四个账户包含四个完整的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指标体系。”他认为“根据国内外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现阶段宜采用第二种方案，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但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是第一种方案。”钱争鸣在著作《国民大核算及其功能系统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以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科技、教育六个卫星账户及其若干中介账户组成的‘主体――中介――卫星分层核算模式的国民大核算体系’。” 
　　 
　　(四)整合MPS与SNA，推进了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建设 
　　在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历史上，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也曾经试图将MPS和SNA整合在一起，但因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例如，1989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讨论MPS当时发展和SNA与MPS联系的工作时，匈牙利代表提出：“统计委员会既不要解释两大体系的差异。也不要构建两大体系之间的短期或长期联系，而应制定明确的方法用以综合两大体系。”这一思想得到了委员会所有参与者的一致赞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报告指出：“SNA与MPS之间联系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现在，主要目标是在SNA和MPS趋同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目标是整合两大体系。”在这次会上，委员会赞同召开SNA与MPS综合的专家组会议。“该会议于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来自东西方，范围很广泛。会议认为综合两大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任务。如果经互会国家(CMEA)的政治形势保持不变，那么开展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是，由于在1989年和1990年间，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和基本制度的重建，所以，原先SNA和MPS整合计划破产。”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是世界范围内首次真正实现了MPS与SNA协调整合。它从当时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际出发，科学认真地对待MPS和SNA两大体系。既不保守原有的MPS，也不完全照搬SNA，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体系采用了SNA中的国际通用的核算原则与核算方法，同时保留了原有MPS的核算口径和内容，并且在有关核算表中采取积木式、板块式的结构，可以方便地进行不同核算体系的数据转换，既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也可以进行本国的历史比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虽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有不足之处，但从辨证的观点看，它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熟悉SNA，而且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是对世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大贡献，必然要载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史册。 
　　 
　　三、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未来发展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发展观决定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及其运行模式，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变迁，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一)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GDP可能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衡量经济增长和繁荣程度的指标，世界银行称之为划分经济等级的主要标准。根据传统观念，有利于增加GDP就一定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我们的财富也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可是，它到底都衡量哪些内容呢?简单地说，GDP作为衡量国民经济真实进步的尺度也会产生误导。主要原因在于：(1)没有将建设性与破坏性活动区别开来。衡量进步的现实方法应当分清成本与效益，而GDP却将所有交易加入总量。疾病、犯罪以及自然灾害都可以使GDP增加，因为医治病患、关押罪犯、修复损失全都需要投入资金。这样，尽管生活质量下降，GDP依然在上升。(2)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消费之后才能衡量其价值。原始森林中的树木为人类和动物贡献良多，但如果树木没有被砍伐当成木材，它们对GDP来说就毫无价值。而同时，GDP没有将树木贡献的损失计算在内。(3)完全忽视了一切没有标价的活动与服 务。由家庭、社区与志愿者发挥的必要职能，诸如家务劳动、照顾儿童等，并没有被GDP计算在内。如果这些服务必须掏钱才能得到时，那么GDP也会上升――而这种价值建立在侵蚀社会肌体之上。(4)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结构，而不同的收入分配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状况。简而言之，GDP的概念只注重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不考虑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健康安全的社会，以及享受生活的闲暇时间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我国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从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到治理淮河，再到太湖蓝藻事件，我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能源消耗、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必须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制定绿色GDP核算方法和制度，以绿色GDP作为科学评价体系的基础性指标。 
　　 
　　(二)建立社会资本核算。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资本具有人文内涵，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价值体系的统一。从战略上看，社会资本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 
　　在我国，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人际关系和共有信息等，它主要涉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国家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准、民主制度、先进文化、民族凝聚力等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在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改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宏观层面上，制度、司法体制、政府在组织生产中的角色都影响宏观经济的业绩和社会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其中，物质文明属于物质资本范畴，生态文明属于自然资本范畴，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五大文明的关系是，生态文明为条件，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为导向，社会文明为目标，政治文明为保障。相应地，四大资本的关系是，自然资本是条件，人造资本是基础，人力资本是关键，社会资本是保障。没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是国家经济繁荣、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科学发展观要求全社会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增加社会资本总量，优化社会资本结构。没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涉及社会资本核算的内容，因此也就难以全面服务于科学发展观。可见，研究社会资本核算理论与方法是当务之急。我认为社会资本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资本的估价理论与方法、社会资本核算账户设计理论与方法、社会资本核算账户的编制、社会资本评估体系的理论与方法、社会资本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社会资本的总量与结构研究及其效应分析。 
　　 
　　(三)建立隐性经济核算，规范社会经济运行秩序 
　　隐性经济主要分两大类型：一是其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是合法的，但因为逃避税收等原因没有从国家税收、工商、质检等部门获得相关的手续，如隐性就业的隐性收入、没有营业执照的经营行为、偷税、漏税等：二是经济活动本身严重违反法律，例如，寻租、走私、贩毒、卖淫、黑社会、制假卖假等行为。隐性经济由来已久，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近年来，以高科技为手段的隐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大。据统计，发达国家隐性经济规模平均相等于官方公布GDP的15％，发展中国家则高达GDP的1／3。在我国，隐性经济客观存在，仅第一类型隐性经济的规模就相当可观。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得出估算结果，我国“地下经济”大约相对于GDP总量的15％至20％。[11] 
　　隐性经济腐蚀社会肌体，不仅背离科学发展观，有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会导致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隐性经济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遏制隐性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目的是要消除隐性经济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整个社会经济在守诚信、有秩序的环境制度下运作，在公正、透明的环境下运作。1993年SNA要求将隐性经济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核算的重点在于隐性经济总量测算及其社会经济效应上。目前，一些国家以此为指南建立了隐性经济核算制度，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还没有包括隐性经济核算。因此，我国应该与国际组织合作，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我国的隐性经济核算制度，以弄清我国隐性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为政府控制和治理隐性经济提供依据。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四)建立国民卫生核算，健全国民卫生保健体系 
　　国民卫生核算(National Health Accounts，缩写NHA)是国际上认可的核算方法，它概括、描述和分析国民卫生体系资金，旨在更好地使用国民卫生体系的资金信息，以提高卫生体系的运作效率。至今，有5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已经采用NHA。NHA由一组反映国家各方面卫生支出的标准账户组成，它综合国家在国民卫生方面的总支出，包括公共、私人和赠与人的支出。它测算国家卫生体系的资金流向，并且反映：(1)谁为国家的卫生保健埋单?他们的总支出是多少?以及在各种卫生保健服务方面支出是多少?(2)资金在不同的卫生保健服务方面的分布情况如何?(3)谁从卫生支出方面获益? 
　　NHA体系的灵活性也考虑到目标人群(targeted populations)资料的分析，或者特殊疾病活动资料的分析，例如，在妇女与儿童卫生保健或者HIV／AIDS方面的卫生支出。根据国际分类计划，以标准账户表现的NHA组织卫生支出信息资料。这种形式的NHA很容易被政策制定者理解和接受，其中包括那些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政策制定者。NHA是一种特地设计用于报告卫生政策过程的方法，政策过程包括政策设计和措施、政策对话，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保健干预。它的主要使用者是卫生体系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他们使用NHA数据和资料来提高卫生体系运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NHA信息有益于决策过程，因为它是现行卫生资源的评估信息系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卫生体系。它能够考察卫生支出的趋势，从而有助于卫生保健监管和评估目的。该方法也可用于制定国家卫生体系需求的金融规划。NHA数据与诸如疾病流行率和医疗服务利用率这样的非资金数据结合在一起，可以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进行科学决策，防范卫生决策的失误。因此，我国必须借鉴国外理论与经验，建立我国的NHA，在其基础上着手建立系统的疾病监测体系、民意监测体系和社会预警系统。 
　　 
　　(五)建立人力资本核算，服务于新的人才观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人才开发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推动力量，人才强国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高点”。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只有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才能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我国的人才总量不足，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才的专业、年龄结构和产业、区域分布不够合理，这是人才队伍的现状。为了充分开发人才资源，把人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去认识、去开发、去管理，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必须核算与计量人力资本。虽然对人力投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作为人的知识、技能、劳动活动能力并不具有实物形态，而且用货币计量的难度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人力资本的核算与计量。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人力资本核算与计量的理论研究，并且制定了人力资本核算制度，开展人力资本核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我国应该研究人力资本核算理论与方法，建立包括人力投资核算、人力资本成本核算、人力资本价值核算、人力资本收益核算和人力投资决策统计分析等在内的人力资本核算制度，以适应科学发展观和人才观的需要。 
　　 
　　(六)建立代际核算，保障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的代际公平 
　　代际核算(Generational Accounting)是近年来针对代际平衡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核算方法，它为长期公共财政规划与分析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计量工具。它旨在评估公共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测算当代人与下代人所面临的财政负担，评价养老保险政策的当前合理性和未来可持续性。简要地说，它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前的财政政策对下一代造成多大的财政负担?第二，如果当代和下一代没有额外的损失或政府购买不削减，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吗?第三，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能达到代际均衡，即下一代与当代面临同样的财政负担?第四，代际均衡的不同方法如何影响现在人在未来岁月里的财政负担?虽然代际平衡核算的历史很短，但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家不仅积极研究代际平衡核算问题，而且将代际平衡核算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财政政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逐步优化财政收支的规模与结构，减少财政赤字，确定合理的债务水平，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存在着问题。一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较大；二是财政支出不合理，效益不理想；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十分薄弱，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低，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15％的人享有医疗保障，85％的人没有医疗保险，或者说没有靠得住的医疗保障。”“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有15％左右。相反，让老百姓自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一直接近60％。”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研究代际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代际核算制度，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必须从国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球化为背景、经济核算为基础，建立涵盖社会资本、资源环境、隐性经济、人口社会、国民卫生、代际公平、科教等人类生存与发展诸方面要素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