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历史”里看“大历史”:读《34载特殊使命:彝民团鲜为人知的战斗岁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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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如果说涉及时间跨度长久且事关全局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是大历史（big history），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专注于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局部性“小历史”（small history）。[1]马林英教授的《34载特殊使命：彝民团鲜为人知的战斗岁月》（民族出版社，2017年8月版，以下简称《34载特殊使命》），就是一部专注于解放初期特定时期彝民团的“小历史”。 
　　“小历史”具有诸多深入的历史细节，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倘若仅仅沉浸于生动的历史细节，极易陷入没有灵魂的史料堆砌。唯有将“小历史”放在大的历史潮流中观察，其叙述就会和“大历史”一样具有价值。[2]《34载特殊使命》这部“小历史”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凉山的“彝民团”为研究对象，展示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细节，更展现了中共探索山区长治之道的军事、政治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34载特殊使命》这部“小历史”可谓是构建中共党史、军史、凉山民族自治发展等“大历史”的必要细节和生动诠释。 
　　在解放战争中，各地的解放不乏和平方式，但所谓和平方式其实都是在充分的军事保障下才得以实现的。与凉山同处祖国大西南地区的西藏，最终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关键在于解放军能够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1949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着手经营西藏”[3]。 
　　可见，即便从国家层面的“大历史”看，1950年2-3月平定川康的西昌战役，这场国民党在大陆城市的最后一场战役以失败收场，解放军不仅解放了凉山，把国民党残部逼退至海南岛，更为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瓦解英美等西方国家分裂中国企图、解放全西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保障。大凉山解放后，为建设经营大凉山地区而组建的彝民团因此成为经略大西南战略上一个重要的环节。研究彝民团的这段“小历史”因此具有了“大历史”的意义。 
　　二 
　　历史叙述的本质是对历史细节的疑问与追踪。除了追问“彝民团”的形成背景，彝民团究竟如何组建外，著作遵从大多数历史叙述的方式，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在第一章“组团前后的历史背景”中交代彝民团组建的相关历史场景，为读者清晰展示了彝民团的基本历史脉络。 
　　1950年初，在中共的全面布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负隅于西南的国民党发起进攻，很快于2-3月取得了西昌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白，虽然全西康省已经解放，但由于该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地理条件，在凉山地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要建设好凉山，必须尊重群众意愿且有当地人的共同参与。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0年10月根据凉山彝族地区的情况，提出了组建凉山彝民团，拟在西康省和西南军区领导的协同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184师侦察连为基础组建“西康省昭觉彝族警卫营”。随着形势的变换，彝民团先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1950年 10 月：西康省昭觉彝族警卫营 
　　1951年 3 月 18 日：西康军区基干第三团，第一次吸收了大量的彝族青年 
　　1952年9 月：西南军区独立第九团 
　　1952年 10 月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彝民团 
　　1952年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 
　　1958年 12 月：统一番号“3105 部队” 
　　1959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步兵 15 团，番号“7842 部队” 
　　1970年：番号变更为“0080 部队” 
　　1981年：四川省军区独立第5 团 
　　1983年：凉山军分区独立营 
　　1986年：独立营建制撤销 
　　彝民团名称的变化既是彝民团工作重心不断转移的写照，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局势变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不断改革发展的反映。随着朝鲜战争、军区划分、部队番号变更、军队改革、裁军等大趋势，彝民团工作使命从培养彝族干部、平息叛乱，转向了布防屯垦、维护凉山地区稳定、社会建设等新的内容，但其最显著的特点，如著作所言――以彝族同胞为主题的特征始终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适应新的国际或国内环境、提高军队科技素质，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军，彝民团最终建制撤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下帷幕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三 
　　阅读《34载特殊使命》，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彝民团的组建、运行、发展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边区的探索过程，展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能够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国情的政治智慧。由于“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的具体国情，中共认识到在民族地区“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必须“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放以后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 [4]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启用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代表预备会上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第五十一条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培养、提拔大量当地少数民族的彝民团，为民族区域自治创造良好的人才基础和社会基础。培养这批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新中国管理力量，既有利于地区政治经济建设，也是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尊重。 
　　解放初期建立的彝民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的体现，可以说也是中共群众路线与凉山地区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34载特殊使命》所展现的这段历史生动地表明，无论在哪里群众路线都是中共基本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著作详实而朴实的叙述昭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彝民团的组建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其基本工作方法则是“一切依靠群众”，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因地制宜的彝民团就是中共在凉山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制胜法宝。　　彝民团组建、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培养民族干部学校”的建团方针，充分尊重、信任、重用、培育当地民族上层知识分子的。所培养的彝族军人干部也不辱使命，在平息大、小凉山地区上层奴隶主叛乱、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彝民团是一支特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军事上的战功也是较为突出的。经过8年的卓绝奋斗，彝民团以伤亡2296人（其中仅排以上军官牺牲95名）的代价，取得歼敌39977人赫赫功绩，使原本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大、小凉山地区，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彝民团是一所特殊的“干部学校”。在其存在的34年间，先后输送 245 名彝族干部到各军事院校学习深造，有887 名彝族干部参加省军区和分区教导队培训。培养团以上彝族领导干部78 名，州、县、乡各级彝族干部246名。这批彝族干部成为新中国以来凉山地区的干部“种子”，为大凉山后来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体现了中共“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和“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宗旨。 
　　四 
　　无论在政治史、军事史还是社会史中，人，是最重要的角色。《34载特殊使命》在不同的章节先后聚焦了大时代变迁中的一个特定历史场景――李仕安、岭光电、安登俊等独特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走向和新生过程。这一批彝族同胞有个共同的特点，基本都曾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同时在彝族同胞中享有一定威望，但能�蛟谥泄驳母姓傧轮鸾ト贤�新政府政策。所以争取到他们加入到新的政权组织中，无疑是有利于促进整个凉山彝区的奴隶解放，对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和团结和谐的新凉山是非常必要的。《34载特殊使命》不仅叙述了争取这些旧政府中管理人才的历史过程，同时还客观披露了这些历史当事人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认知变化，使得著作具有了更丰富和多层次、多面向的阅读体验。 
　　李仕安（1913-2017），“一位精通汉情的夷胞”，[5]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雷波边民学校校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中校参谋等职。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彝族同胞，再加上谙熟凉山地区的各种情况，很快融入了新的建设队伍。1950年，在贺龙的亲自介绍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军进入凉山担任向导，旋任184师民族干部训练班主任，在后来争取、培养彝族同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李仕安追随刘文辉率部起义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转变，那么另一位重要的彝族上层人士岭光电（1913―1989 ，国民党中央军校10期学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在新旧政权的转换中就是一种被动渐进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其思想意识是经历了激烈斗争的。如书中披露的：岭光电与解放军指派前来争取自己的毛筠如谈了很久，也看到旧友毛筠如被新政府不计前嫌地委以重任，但考虑到自己毕竟曾经多年在国民党军、政、特活动，还曾经三次面见蒋介石，所以担心自己昨天还是旧政府的官员，今天就去投诚，共产党如何看待自己，再加上时任昭觉县县长的王隆映认为岭光电要投诚就是有失气节。岭光电内心的冲突可想而知，但时代的潮流挡不住，而且中共对彝族知识分子也拿出了十二分的真诚，希望岭光电能够同共产党“一起建设凉山，多给彝族人民做些好事”。在解放军的感召之下，岭光电最终做出了顺应时代的选择，成为了建设新凉山的带头人。 
　　五 
　　2015年杨追奔编著的内部资料《彝民团》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并非学术专著。作为首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彝民团历史详实记载的专著，《34载特殊使命》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向读者详实再现“彝民团”形成的历史场景，而更进一步的意义在于它充实或填补了这段历史的学术空白，对彝民团给出了恰当的历史评价，为其他学者研究同时期党史、民族区域自治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提供了详实的研究基础。 
　　从资料运用的角度看，《34载特殊使命》的一个特色就是马林英教授以其特定的身份――通彝语、且与诸多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直接访问当事人，这些口述资料让全书的资料来源生动、丰富。马林英教授怀着对彝民团前辈的崇敬而展开研究，采访了王海民、王正才、李仕安、毛伍呷、李成文等重要的历史当事人，搜集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浓墨重彩地记下了这段特殊的解放军历史。 
　　懂彝语、了解彝民团的重要历史意义、熟悉历史当事人……这些都是其他普通研究者不易甚至无法做到的。尤其随着岁月的延续，健在的彝民团官兵已经不多，抢救性的整理和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变得愈加紧迫，这可以说是马林英教授这本著作的重要价值所在。 
　　当然，著作尚有值得深入发掘的地方：“组团前后历史背景”实际上是组团的准备序曲，此处如果能够适当纵向梳理一下历史上国家权力变更时期中央对凉山彝民管理方式的大致走势及异同，著作会更有历史纵深感。 
　　同时也可做横向的对比，同样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初期中共在其他如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又是采取何种类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 
　　全书采用诸多历史当事人生动的口述材料和文史资料及珍贵的历史图片，这对提高著作的可信度和可读性提供了保障，也是该书的重要特色。倘能发掘一定的文字档案资料辅以论述，同时制作专业历史地图，读起来会更加明了，著作就会成为可读性强的优秀学术作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段特别的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