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浩然与胡万春书信往来

 我父亲浩然与工人作家胡万春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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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万春出生于贫苦家庭，是钢铁厂工人，为建国后党培养的工人作家之一，与仇学宝、费礼文等属于文学新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万春。1952年开始发表小说，譬如《青春》《爱情的开始》《铁拳》《战地春秋》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父亲浩然是农民出身，所写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脱离农村、农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就是这样两个出身不同、远隔千里的作家，又是如何相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呢？据我从父亲遗下的书札与日记中，得知1962年3月21日他曾执笔给胡万春写了一封信。3月29日，收到胡万春的回信。4月1日，他又给胡万春回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一切，也从此开始了与胡万春频繁的通信联系。但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却在一年后的1963年。 
　　首次会面 
　　父亲为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于1963年4月27日乘火车来到上海，住在淮海饭店。当紧张的剧本修改工作告一段落后，于5月11日下午来到上海作协与胡万春相会，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晚上又与胡万春来到文化俱乐部，一边喝酒吃饭，一边继续聊天，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宿的饭店。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文化俱乐部里，我见了工人作家胡万春。他比我大几岁，但是，他的作风却像比我小几岁。真是热情洋溢，有一种工人的气质。这位在旧社会从小就进了工厂当童工的人，并没有念过几年书。解放初期，因为新生活的鼓舞，他大胆地拿起文笔，为小报纸写小新闻、小通讯。那时候，连许多常用的字都很生疏，文理更不通了。可是，报纸、刊物的编辑们，却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有时请他到编辑部，有时编辑亲自到工厂找他，帮他逐行逐字修改。以后，很多老作家也常常帮助他看稿，向他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胡万春在各方面的关怀培养下，以一种主人翁的气魄，钻研文学，几年之后，就成长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青春》《特殊性格的人》《谁是奇迹的创造者》《过年》等许多部短篇小说集。他的描写童年生活的小说《骨肉》，曾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文艺奖。 
　　做客胡府 
　　这一年的11月26日傍晚，父亲再次来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同时为《收获》杂志社压缩《艳阳天》，以便在刊物上发表。到了第二年的1月初，才把这些任务忙出一个头绪。 
　　1964年1月9日，父亲应邀到胡万春家中做客，受到胡万春及其夫人的热情招待，在不知不觉中就聊到了深夜，可能是因为酒逢知己干杯少的缘故，饮酒也有些过量，最后只得夜宿在胡府。 
　　到1月底时，《朝霞红似火》的电影剧本又一次修改完毕，父亲于29日下午回到北京。他十分好客，对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是这样，对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就更是如此，当他回到京城的一个月后，胡万春来到北京，浩然得知后热情邀请他到家中畅饮。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文学创作。 
　　1964年8月，父亲接到中国作协外委会的一个外事任务：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作为领队全程陪同一位来自非洲索马里的作家。浩然陪着外宾在北京参观、游览过后，于8月21日飞往上海。在第二天与上海作协的座谈会上，父亲与胡万春再次相见。 
　　父亲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在《收获》上首次刊出，到1966年初，第三卷再次由《收获》刊出，三卷本长篇全部完成。胡万春得知消息后十分欢喜，他为父亲在创作上的突飞猛进感到高兴，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浩然同志： 
　　你好！ 
　　你的长篇第二部己出了，是不是？第三部我在《收获》看了校样。你创作上的突飞猛进，使我很为你高兴啊！ 
　　那天，我和赵自、费礼文等五六个同志在一起，都说到了你。写作是要有这样一股子革命的劲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学习。本来，《文学评论》约我一篇评论《艳阳天》，后我突然赴越南，刚刚回来不久。结果，他们自然只能约别人写了。以前《文艺报》的债也一直没有还。看看！欠了一屁股债哩！ 
　　这次去越，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对我的思想上影响很大。可惜，大都不能写作品。 
　　你最近不是在下面吗？在《收获》我看了你的信，看了你的短篇，你用了“红野”的笔名？我非常理解你的用意，但我以为大可不必。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快工出�货”。过去，专门强调“慢工出细货”是片面的。《欧阳海之歌》连深入生活到写成作品还不到一年。看看！这应该表扬的吧？你的《艳阳天》反映是挺不错的，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和听到了一些文艺界、工人等的议论。祝贺你，三部都写成了。 
　　第三部发表时，唐铁海曾和我谈了一通，说“挺不错”，要我翻一翻校样。我为此翻了，可惜，《收获》篇幅限制，删了不少。肉痛吧？ 
　　现在《收获》由唐铁海负责。他是最近调回编辑部的。 
　　好了，也谈谈你的情况吧！ 
　　匆匆，致以敬礼 
　　胡万春 
　　1966.3.19 
　　写信鼓励 
　　“文革”开始后，胡万春利用到北京的机会与父亲相会，而浩然则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与胡万春等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多次聚会畅谈。之后胡万春再也没有机会来北京，而父亲也没有了赴上海的机会。到了1969年，北京市文联被撤销，浩然到京郊房山县下放劳动。1974年下半年，父亲因身体不适，在给胡万春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胡万春阅后很是着急和震惊，很快给他复信。信中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浩然同志： 
　　收到你的信，先是高兴，接着使我十分震惊，你的血压高至130-170。这是非同小可之事。你的精神叫我十分佩服，可你无论如何不能麻痹大意。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要靠一大批新生力量来完成的，但也要靠比较成熟的文艺工作者来创建的。你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你还要从长远的革命需要考虑。 
　　我希望你能很好治疗、休息。 
　　你在信中对我表达的感情，我很是感动。你对我的嘱咐，我将句句牢记在心。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风浪中喝过一、二口水，总是会有所长进的。 　　你有旺盛的革命斗志、朝气蓬勃的创作劲头，不怕牺牲、不怕死的勇往直前的精神，这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的创作上的成就是用生命来换取的。 
　　你一定要治病，万不能麻痹。我患高血压已有三年多时间，到110-160己头昏脑胀，就像晕了船那样，心脏的跳动也不正常。这几年我吃够了这种病的苦头。你是初�l病，及早治疗，是能根治的。我估计你的病是日夜在写字台旁苦战得来的。只要治疗就能好。但是一定要休息。如你现在不注意，它会把你拖垮的，虽然你不想做“软床上的废物”，但它会叫你身不由己，非叫你躺倒不可。如果如今早作休息，及早治好，将来你将能写更多更多党和人民需要的作品啊！那样，你为革命的贡献就更大了。 
　　我非常关切你的病。当我把这一点告诉我的战友陈继光同志（火车司机）时，他立即叫我写信劝你治病，我们都很关心。你一定要治病。 
　　祝你早日健康，致革命的敬礼！ 
　　万春 
　　1974.10.2 
　　情谊加深 
　　父亲的书柜藏书上万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包括《红光普照大地》《特殊性格的人》《家庭问题》《王刚传》《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等等十余本胡万春的主要著作。这些书都是胡万春在几十年间，陆续赠之，扉页上均有他亲笔签名。 
　　《红光普照大地》是胡万春1962年2月4日签赠给父亲的，这是他送给父亲的首本书。父亲在收到胡万春一本本赠书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新作一本本地回赠给他。胡万春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几年，你寄我的一部又一部作品，一封又一封的信，对我既是鼓舞，也是鞭策。你远远地跑到了前边，我很惭愧，我比你落后了。现在，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像你寄我照片时信上说的那样：‘我要向你学习。’这不是客套，这是实心话。……我将以你为榜样，为党、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迎头赶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永远不该自甘落后的。 
　　父亲接到朋友的创作成果，全作鼓舞的前进动力。因此，他不仅与胡万春有书作的互赠，相互赠书的还有张长弓、魏巍、杨啸、郭小川、李季、蒋子龙、赵大年、马烽、杨沫、张笑天、刘绍棠等作家。除此之外，他还收到其他艺术家朋友的字画、印章等友好礼物。譬如，胡万春的小儿子胡小春善刻章，曾特意给他篆刻五枚印章作纪念。闻是胡小春奉父亲胡万春之命所刻，是胡小春去东北途经北京，专程送到家。我从遗存的一批印章中，辨认出胡小春所赠的五枚印章中的其中一枚，边上刻有边款，因刻得不太明显，只大致辨认出：浩然叔叔斧正于丙庚夏刻胡小春。 
　　1976年6月，父亲赴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到沪后想起了数年未曾谋面的朋友胡万春，就在宾馆提笔给胡写去一信。胡收到信后立即给父亲复信，盛邀父亲到家中做客、聊天。6月6日这天，父亲在《收获》杂志编辑朋友郭卓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大名路胡万春的家。父亲与胡万春已有八年没有见过面。父亲在日记中这么记载的：“1976年6月6日早上跟郭卓同志一起，去大名路看胡万春同志。下午三点多回到住处。八年没见了，他并不显老，然而，他在生命的征途上，经历了一场多么严峻的考验。” 
　　几天后，父亲又一次去胡家闲聊，并在同年4月初，赠予胡万春的《春歌集》扉页上题写了小诗一首，这是很少见的： 
　　喜观新生面，羞翻旧文章。 
　　扪心何可慰，热诚在字行。 
　　南下长沙前夕题《春歌集》赠胡万春 
　　1976年12月30日，父亲正在紧张地起草着《金光大道》第四部，因周围环境乱糟糟，难以静下心来，好赖总算开了头。傍晚时分，胡万春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给《人民文学》改稿，刚来到北京，父亲接电话后，赶去北京东四旅馆看望他，途中还买了些肠、肉冻等食物。 
　　文友转行 
　　1976年的金秋10月，父亲不放心胡万春，特意写信给他，问他的近况。胡万春立即回信说一切均好，请其放心。可惜不久后，社会上又开始有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流言蜚语，胡万春写过一信：“来信带来了喜讯，我高兴极了。你知道，我已没有多少好的战友了。唯有在北方的你，是我十分十分关心的。听到流传的关于你的消息，我一度心乱如麻，很不安，现在，我放心了。你又闯过了一个大关。” 
　　1978年开始，浩然还是没有摆脱开江青的政治株连。而胡万春也没有能够幸免。4月1日，父亲接待了前来外调胡万春的人员。尽管他觉得这种外调很无聊，但也必须为他们写出书面材料。父亲对此感到很无奈。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的召开，既给父亲与全国各地文艺界的好友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会议期间，浩然与胡万春多次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参加某些活动。 
　　1980年年初，河北《长城》的编辑潮清，准备去上海组稿，因知道我父亲与胡万春关系不错，特意请他给胡万春写一封“介绍信”。潮清返京后，给父亲写来信，讲述了他在上海见到胡万春时的情景：“我在上海，拿着你的信，专程拜访了胡万春同志。他看了你的信，动了声容，当时让我看了你在年轻时赠给他的照片，同时打听了你的情况。他对《长城》向他邀稿，也很有好感。对《长城》发表《男婚女嫁》更为赞赏。” 
　　再以后，因父亲忙于“文艺绿化工程”，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常年居住于京东农村，奔波往来于城乡之间，很少回到北京城里，身体健康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与胡万春的联系也就渐渐减少。1992年8月的一天，父亲在他京东县城的书斋“泥土巢”里翻阅着我从北京家里带来的《作家报》，报上的一条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作家胡万春去越南经商。”读罢这条消息，他感慨万千，认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大了。 
　　（作者原单位为北京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