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榆林方式”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宝珊陪同傅作义去西柏坡拜会毛泽东。见面时，邓宝珊问毛泽东：“榆林的那两次仗，是不是可以不打？”毛泽东说：“第一次打榆林，我们是知道的，目的是牵制胡宗南的部队，配合陈赓部队过黄河。第二次，是彭德怀同志计划的，围城打援，后来因为粮食困难才撤了下来。”邓宝珊说：“我总感到不该打榆林。”毛泽东说：“两次围攻榆林，有一次还是该打的。”邓宝珊又问：“为什么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毛泽东说：“那是去请你嘛！”邓宝珊不解地问：“哪有这么个请法？突然打起来，我总不能当降将嘛！”毛泽东说：“邓先生你慢慢会想通的。”随后，毛泽东笑着将话题转移。邓宝珊是否“想通”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人理解并巧妙地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意图，此人就是习仲勋。习仲勋匠心独运，创造出和平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榆林方式”，“请”来了邓宝珊的合作，也“请”来了榆林的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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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陕西榆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号称“小北京”，古时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明清，有“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美誉。该城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东临黄河与山西省隔河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南接延安，北与鄂尔多斯相连，是陕、甘、宁、蒙、晋5省区交界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九边重镇”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16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所部一个营驻守榆林，后该营实力逐渐壮大，1928年，被国民政府改编为第八十六师，井岳秀任师长，约1.5万多人，一度曾统辖陕北23个县。1936年井岳秀去世后，由其属下旅长高双成继承其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并发展了陕甘宁根据地，八十六师防区逐渐缩小，最后只剩下横山、榆林、神木、府谷4县。全面抗战爆发前，为了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派遣徐之佳任八十六师参谋长，包介山为政治处主任。 
　　榆林守军与红军一直战事不断，邓宝珊来榆林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统辖第一军并任军长。第一军实际只含新十旅、新十一旅、第一六五师和第八十六师，共2万余人。1937年10月，邓宝珊率部进驻榆林。1938年7月，为加强西北地区的防御力量，国民政府将第八十六师扩编为第二十二军，高双城任军长，隶属第二十一军团。10月，国民政府将第二十一军团部改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由邓宝珊任总司令，驻榆林城。1945年1月，高双城病故后，左世允继任第二十二军军长。 
　　邓宝珊，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先后在冯玉祥、杨虎城部队担任过高级军官。驻守榆林时，他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反对内战。习仲勋创造“榆林方式”，就是从与邓宝珊的交往开始的。 
　　那是194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在杨家岭一孔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召见习仲勋，与他亲切交谈。此前，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为党中央把守“南大门”。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呈现出勃勃生机，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满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习仲勋改任绥德地委书记，为党中央把守“北大门”。毛泽东与习仲勋促膝谈心，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志去主持工作。你在关中的工作做得很好，大家有目共睹。中央派你去绥德，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也很放心。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习仲勋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安排。1943年2月中旬，习仲勋离开延安到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 
　　绥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朝西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绥州、上州之称，被誉为“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绥德城地处陕西、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区的交通要道上，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由于绥德紧挨着邓宝珊的榆林防区，两地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习仲勋把发展与邓宝珊的友好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努力争取邓宝珊与我党合作抗日。 
　　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赴重庆开会。邓宝珊由榆林赴重庆，陕甘宁边区是其必经之地。蒋介石十分担心邓宝珊与共产党接触后被“赤化”，指示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可是，邓宝珊早就想到陕甘宁边区实地考察，岂肯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得知这一情况，习仲勋立即在绥德精心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邓宝珊进入绥德地区后，看到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亲自前来迎接，十分感动。习仲勋特意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与邓宝珊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表示不满。习仲勋赞扬了邓宝珊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正义行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了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前景。虽然习仲勋比邓宝珊年轻19岁，但分析问题极其深刻，富有远见，令邓宝珊十分敬佩。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 
　　邓宝珊由绥德进入延安，停留7天，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切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到重庆后，邓宝珊看到国民党内“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十分忧虑，向蒋介石犯颜直谏说：“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这使蒋介石十分恼怒。同年秋，邓宝珊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诚恳地表示：“我是大家的朋友。”邓宝珊的好友、民主爱国人士续范亭赠诗给邓宝珊说：“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邓宝珊一行此次往返途经绥德，对绥德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后又多次派人来绥德访问，对那里有了深切的了解。习仲勋主持绥德地委工作期间，把发展生产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亲自带队到绥德以西20里处的郝家桥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蹲点调研，发现并培养了劳动英雄、模范党员刘玉厚，领导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形成了耕一余一的大好局面。为改变绥德文化教育严重落后的面貌，习仲勋发动了一场教育革新，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6县52万人民群众服务，与劳动结合，与社会结合，与政府结合，与家庭�Y合。到1944年，绥德建起完全小学260所，民校22个，学生数逾万人。在民众剧社的基础上组建了绥德分区文工团，组织读书会、秧歌队、讲演会，出黑板报、画漫画、开展说书、打快板等，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习仲勋特别重视民主建设，坚决贯彻党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政策，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认真保障民主人士的权利，使绥德地区成为边区民主建设的模范试验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谋长安文钦，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员刘杰三、刘绍庭、姬伯雄等，都成了习仲勋的好朋友。绥德地区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各界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无不交口称赞。任弼时赞誉习仲勋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绥德的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给邓宝珊及其部属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邓宝珊对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习仲勋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此后，邓宝珊与习仲勋一直保持联系，榆林与绥德两地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双方互相祝寿、迎来送往、赠送礼品、互通有无成为常事。邓宝珊明知自己的机要秘书汤昭武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从不干涉汤昭武的活动，汤昭武甚至可以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的大院内召开秘密会议。邓宝珊二女儿邓友梅秘密进入延安上学，并加入了共产党，通过绥德返回榆林，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榆林活动。延安出版的许多进步刊物，通过绥德进入榆林，冼星海谱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被选入榆林中小学音乐课的教材，歌咏比赛时很多学校或班级选唱这首歌曲。胡宗南部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时，边区从榆林进口了大批粮食、药品、衣物等，绝大部分是从绥德输入延安的。毛泽东赞扬邓宝珊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大搞独裁，图谋发动反共战争，邓宝珊对此十分不满。1946年2月，邓宝珊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目睹了战后重庆的黑暗、污浊，愤怒至极，对国民党极度失望，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十分不满。会后，他不愿意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借口身体不适，需要疗养，回到三原家中隐居起来。在胡宗南的多次催促下，才勉强返回榆林就职。 
　　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国共内战，并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与封锁。为了改善陕甘宁�区的安全环境，拓展边区的发展空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组织领导了“北线工作”，加强对国民党榆林驻军的统战工作。邓宝珊身居要职，起义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习仲勋把工作重点放在其部下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3人身上。胡景通、胡景铎是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则是胡景翼之子。胡景通当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他们3人与习仲勋同为陕西富平人，胡景铎、胡希仲还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的同学。习仲勋利用这种关系，多次派人做他们3人的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这边。然而，3人由于经历和地位不同，政治态度亦有差异。胡希仲、胡景铎思想激进，向往革命，而胡景通当时思想局限性较大，顾虑较多。当习仲勋派人做胡景通工作时，他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当他得知胡景铎、胡希仲有“异动”迹象时，便极力阻挠他们。在习仲勋的精心部署与反复争取下，1946年10月，胡景铎、胡希仲率部起义，成为人民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此举对榆林国民党驻军产生了很大影响。邓宝珊对此一笑了之，没有采取报复行动。此后，习仲勋、王世泰发动横（山）榆（林）战役，解放了无定河以南5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进一步削弱了榆林国民党驻军的力量，为日后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赢得了安全的回旋余地。 
　　习仲勋趁热打铁，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加强对驻榆林国民党军的统战问题。他充满信心地说：“今天做榆林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条件都对我们有利。”他指出，榆林国民党方面面临三大无法解决的矛盾：第一，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矛盾。横山起义以后，邓宝珊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军队、四分之一的地盘、三分之一的人口，力量削弱了，而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人民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第二，邓宝珊与胡宗南两大集团的矛盾。胡宗南企图拉拢邓宝珊，南北夹击陕甘宁边区，不断向榆林派兵派特务，名义上是加强榆林的防守力量，实际上是监视和控制邓宝珊，使得邓宝珊与胡宗南的矛盾激化。第三，榆林守军内部的矛盾。胡景铎率部起义，在国民党二十二军中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优待起义官兵和俘虏的政策，对二十二军中下级军官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许多人希望与我们保持联系，对邓宝珊、左世允的幻想逐渐在消退。习仲勋预见到，随着我军的胜利，解放区的扩大，榆林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弃暗投明，各种可资利用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多。经过讨论，会议确定对榆林的统战政策是：“以军队为中心，巩固与加深已有的力量和关系，并利用新区与榆林军队众多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发展新的力量，特别应加强榆方军队在新区的家属工作。” 
　　习仲勋和中共西北局对榆林的统战工作，为和平解决榆林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为了南北夹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加强了榆林的驻军力量。1947年4月，胡宗南将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2个团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宝珊进行监视和控制。为策应胡宗南的军事行动，邓宝珊部对边区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占领了边区的一些地方。 
　　毛泽东希望邓宝珊起义，担任“西北民主联军”司令。这年夏，习仲勋的好朋友、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到榆林拜见邓宝珊，劝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十分犹豫，一方面不想充当蒋介石反共内战的炮灰，一方面对旧政权又有留恋，不愿意立即起义，只是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为此，彭德怀、习仲勋决定指挥西北野战军，伺机以武力夺取榆林这一战略要地。 
　　1947年7月，党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任命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在这年5月时，曾经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谢富治部西渡黄河，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加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小河会议决定，陈赓、谢富治部改变行动方向，南渡黄河，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1947年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部结束在晋南的休整，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国民党中原战场形势危急，蒋介石急调胡宗南部整编第十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旅等部东援。为钳制胡宗南集团，不使其南下，便于陈赓、谢富治部战略展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第一次榆林战役。 
　　当时国民党榆林驻军有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以及地方民团，共1.5万多人。榆林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互为呼应，西与北面是茫茫沙漠，东南布满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彭德怀、习仲勋调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8个旅4.5万人，于7月31日由绥德地区北上进攻榆林。8月6日战役开始，首先拔除了敌军的外围据点。7日，我军将榆林城包围起来，10日攻城。蒋介石一面严令邓宝珊坚守待援，一面急令胡宗南调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8个旅，从安塞、保安分路向绥德、葭县（今佳县）方向急�M，另以整编第三十六师钟松部取捷径驰援榆林，企图消灭西北野战军于榆林城下。11日，敌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分别越过青阳岔、子长（旧称安定），整编第三十六师绕过长城，逼近榆林。我军虽然对榆林城发起多轮进攻，但均未夺取该城，考虑到敌钟松部援军快到榆林，遂于12日撤围榆林。虽然西北野战军未能攻占榆林城，但歼国民党军5200余人，极大削弱了敌人防御力量，吸引了胡宗南集团北上，策应了陈赓、谢富治部的南进。 
　　钟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是自己的部队来到了榆林，迫使西北野战军不战而退。其实，西北野战军实现了吸引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的战略目的，为避免我军力量损失，主动撤离战场，隐蔽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歼敌。在党中央安排下，习仲勋与贺龙组织西北局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在黄河边摆满渡船，大张旗鼓地从佳县向黄河以东转移，造成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主力东渡黄河的假相。胡宗南果然上当，以为这是我主力所在，立即命令所属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当时，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处境十分危险，被胡宗南部挤压在榆林、米脂、佳县间三角地区，黄河与无定河之间。胡宗南的意图是，由钟松部与刘戡部南北夹击西北野战军，“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骄兵必败！钟松之师连日行军，早就疲惫不堪。8月19日，钟松部经沙家店进至米脂、佳县之间的乌龙铺。次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沙家店之敌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到黄昏，我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歼胡宗南部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的整三十六师约6000人，从根本上扭转了陕北战局。此后，西北野战军由被动转入主动，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而胡宗南部对陕北的进攻自此逆转，开始走下坡路，被迫收缩兵力，放弃陕北广大占领区，向南撤退，集结于从绥德、清涧到延安一线，取战略守势。 
　　榆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又进行了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等，在陕北、关中、陕南多次消灭国民党军队，胡宗南不得不一再调整军事部署，一再向南收缩战线，将徐保的整二十八旅调离榆林，与董钊、刘戡所部一道南撤，榆林城守军已经不足9000人，孤悬陕北。邓宝珊惊恐不已，夜不能寐。彭德怀同习仲勋等野战军领导商量后，决定发动第二次榆林战役。在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十分乐观地说：“榆林守军总数不超过9000人，十分孤立。目前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长途北上增援榆林的可能性很小，傅作义部又隔着几百里沙漠，近一点的，是宁夏马鸿逵部。可是马家军是个封建土围子，一贯保存实力，别人打，他们看。”彭德怀、习仲勋决定，先夺取榆林、神木和府谷，彻底解决北线问题，为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创造一个稳固的后方，尔后集中兵力南下，收复延安，解放西安。 
　　会后，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领导下，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局通力合作，西北野战军、绥德地方部队以及民兵立即开始二打榆林的战役准备。得到这一消息，邓宝珊惊慌失措，指示由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八十六师师长徐之桂、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共同指挥部队，由左世允负全责。然后，他乘机飞离榆林，赶往张家口，找到傅作义，请求增兵。傅作义除派出一个暂编师外，还说服马鸿逵派出部队支援邓宝珊。 
　　1947年10月22和24日，西北野战军第一、三、六纵队和绥德分区第四、六团向榆林进发。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攻占了榆林城外的归德堡、三岔、五里墩、青云寺、多钢寺、无量殿、常乐堡等重要据点，扫清了榆林外围。11月2日黄昏，第一纵队从城南，第三纵队从城东及城北，第六纵队从城东南，向榆林城发起猛烈进攻。榆林守敌孤注一掷、负隅顽抗，用密集的炮火压制我军进攻，给西北野战军造成重大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空军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延安、西安起飞，日夜轰炸我军阵地，增加了我军攻城的困难。西北野战军强攻数日，伤亡惨重，仍然未能打进榆林城。 
　　我军二打榆林，志在必得。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傅作义、马鸿逵也胆战心惊，担心邓宝珊部不能坚守榆林，使他们失去安全屏障，立即派出大批部队，火速赶往榆林。对此，中央军委早有预料。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有力兵团准备打邓（宝珊）援兵，务不使入城。”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强调：“你们应将重心放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5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如十个团打邓，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十日以前取得打邓、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照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然后攻城。”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在继续攻城的同时，集中大量部队准备歼灭前来增援的敌军。 
　　11月6日，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宁夏保安第一总队约3.5万人，在第十八师师长、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率领下；绥远暂编第十七师约6000人，在邓宝珊率领下，分别从三边、包头出发，日夜兼程，急速奔赴榆林，于12日逼近榆林。 
　　12日黄昏，西北野战军主力西移，向榆林城西南约30公里的元大滩地区开进。13日下午，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七一五团与马鸿逵部先头部队遭遇，将其击退。14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与马鸿逵第十八师在元大滩展开激战。敌军骑兵在原野上东冲西突，左砍右劈。我军是步兵，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被敌军骑兵肆意追杀，伤亡惨重。形势危急之时，忽然狂风大作，黄沙扑面，敌人骑兵睁不开眼。我军乘势反击，敌军策马西撤。 
　　16日，西北野战军准备继续进攻榆林城。这时，敌第十八师已经从北面绕过乌拉尔林，向榆林城推进。20日，第十八师、邓宝珊率领的绥远暂编第十七师与榆林守军会合。 　　根据这种情况，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彭德怀遂命令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与三边军分区部队共同作战，夺取了三边部分地区，迫使马鸿逵部回援三边。西北野战军停止了对敌进攻，撤离榆林�鸪〗�行休整，第二次榆林战役结束。此次作战，共歼敌6800多人，但西北野战军也付出重大损失，伤亡4300多人。 
　　在两次榆林战役期间，习仲勋格外繁忙。每次作出重大决策，彭德怀总要征询习仲勋等前委领导意见。习仲勋除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外，还要领导西北局的支前工作，又要和贺龙领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1947年8月，习仲勋与贺龙向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 
　　（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 
　　（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 
　　（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辟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 
　　（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在贺龙、习仲勋的领导、指挥下，西北局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民兵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打击敌军，摧毁反动政权，侦察情报，给部队运送各种军用物资，运送伤病员，有力支援了西北野战军作战。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两次榆林战役，极大削弱了榆林国民党军的防守力量，动摇了守军的抵抗意志，为和平解决榆林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 
　　第二次榆林战役结束后，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开展了以“一诉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战斗力突飞猛进。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以南取得宜川大捷，毛泽东撰写《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泽东还分析了西北局势，说：“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两个旅防守榆林。”以西北野战军的实力，消灭榆林的两个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西北野战军并没有再对榆林采取军事行动，解放榆林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身上。 
　　1948年3月17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下辖晋绥、吕梁、绥蒙军区和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黄龙等6个军分区。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西北局统战部改称城市工作部，习仲勋兼任部长。1948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习仲勋担负起解放榆林的历史重任。 
　　根据习仲勋的意见，西北局撤销中共榆横特委，1947年12月15日，在镇川刘家湾村成立中共榆林工委，负责对榆工作，朱侠夫出任工委书记，吴岱峰、罗明、常远亭、高林任委员。在对榆林开展统战工作上，习仲勋总是亲力亲为，确定了对榆林“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他两次致函邓宝珊、左世允，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历史趋势，诚恳地规劝他们脱离反共内战，率部起义。邓宝珊、左世允仍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此时的陕北除榆林外，基本上被我军收复。1948年8月，绥远形势紧张，邓宝珊奉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之命，离开榆林赴北平，就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并调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移驻包头，马鸿逵也将协防榆林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两个团调回宁夏，胡景通也被调离榆林。榆林城内只剩下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二军军部及下属的第八十六师，共5000余人。榆林更加孤立，力量更加薄弱。 
　　榆林城内军心动荡，人心惶惶，各种传言满天飞。有人说，共产党就要杀进榆林城了，要“共产共妻”；资本家的财产要没收，人要坐大牢；投降中共的胡景铎、田子亨、李含芳、周效武等人被共产党活埋了；共产党对战场上投降的国民党军，无论长官还是士兵，一律枪杀；二十二军和解放军打了两仗，解放军死了许多人，要和二十二军秋后算账，许多人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等等。二十二军内部更是乱作一团。有人主张，像前两次一样，坚守榆林城，等待外援，与解放军打到底；晋陕绥边区参谋长俞方皋主张不战不和，北撤到绥远，保存实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等人主张，尽早与中共谈判，和平解决榆林问题。军长左世允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深知榆林这块弹丸之地是守不住的，前两次与解放军作战，他是指挥官，要负主要责任，对起义疑虑较他人更多，思想包袱很重，因此内心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习仲勋主张，必须对榆林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迫使榆林守军与我谈判。在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下，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四十团2000多人为骨干，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武工队和民兵积极配合，在榆林城周围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军事封锁圈，将榆林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在榆林城外，先后进行了多次战斗，消灭敌军500多人。俞方皋率领部分人员，企图突围北上，被我军打退。榆林守军的外援梦、外逃梦彻底破灭了！ 　　榆林驻军困守孤城，走投无路。习仲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开展对榆林的和平攻势。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榆林秘密党组织成立进步群众组织“榆林和平促进会”，在榆林城各处张贴、散发《告榆林同胞书》《促进榆林和平解放宣言》，发动群众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对拉壮丁、反对摊派军粮”游行示威活动，向守军官兵及其眷属宣讲“和平解放榆林是人心所向，战争解放榆林是民怨沸腾”，要求“军政当局立即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解放榆林”。受榆林工委派遣，罗明等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榆林城，与左世允、高凌云、张采芹等守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劝说他们顺应大势，弃暗投明。罗明是陕西蒲城人，在榆林守军中有众多的亲朋故旧，直接联系左世允的姻弟、二十二军参谋处谍报课长张旨晟，共同做左世允的工作。起义军官胡景铎和榆林守军中许多军官同属关中地区人，并与他们曾有过长期交往，他带着习仲勋给左世允的信件进入榆林城，亲自找左世允谈心。榆林城谣传“投降共产党被枪毙”的胡景铎、田子亨、李含芳、周效武（周系第一次榆林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一个团长）等出现在榆林城，使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还把我军对奇玉山三擒三纵的消息带到了榆林。国民党伊盟乌审旗警备司令奇玉山三次被我军俘虏，三次被释放，其妻、女、儿仍获优待。这些事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对榆林各界震动极大。榆林驻军中许多士兵是陕西、河南、山西人，厌战情绪重，许多人偷偷外逃返乡，边区是必经之地。榆林工委对榆林守军散发“解放官兵回家通行证”，设立“解放官兵招待所”，对反战投诚官兵开路条、发路费、实行带枪有偿政策，榆林守军数以百计地向我投诚。左世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和平解放榆林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仗实在打不下去了！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尾声。邓宝珊受傅作义之托，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榆林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宝珊致电左世允，要求他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左世允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起义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多方争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榆林各界群众和广大官兵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的强大压力，迫使左世允与我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2月，左世允派遣二十二军主任秘书孔芳亭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秘密到镇川与中共榆林工委谈判。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榆林工委提出，谈判代表必须是二十二军派出的高级军官，必须遵循以下3个条件：一是“真诚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听共产党指挥”；二是“逮捕徐之佳等首要特务分子”，“为整个和平解决榆林问题扫除障碍”；三是“释放赵通儒等一切革命政治犯”。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左世允很快释放了横山驻军起义中被一股反叛部队逮捕的我方伊克昭盟军分区领导人赵通儒、参谋米国选和政工保安干部王耀清等。左世允还特意设宴为他们饯行，然后派人将他们送交驻三岔湾我军驻地。但榆林方面�炔慷院吞敢饧�不一致，这次秘密接触无果而终。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的22年统治已经覆灭。习仲勋再次委派胡景铎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榆林，督促左世允派代表进行谈判，邓宝珊也力促左世允速下决心。左世允对国民党的幻想彻底破灭，决定率部投诚。5月初，他委派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军部军务处长鱼勃然、军部谍报科长张旨晟、军部秘书雷无尘4人，组成榆林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延安谈判。习仲勋立即致电请示中央，决定力争和平解决榆林问题：“一则我们一个相当时期内尚无可能抽出足够兵力解决榆林问题，如榆林问题获得解决则宁马势必撤出三边，而伊盟亦可早日解放。二则得以和平完善地接管榆城，减少破坏。三则对榆左这样与我有十多年关系的军队，如果解决得适当，政治影响会更好些。”党中央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习仲勋接见榆林4名谈判代表，阐明党的统战政策，敦促他们抓住机会，和平起义，并迅速组织了由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李启明、朱侠夫、罗明5人组成的代表团，与榆林和谈代表团开始谈判。 
　　5月12日，习仲勋在致信榆林分区领导中提出了谈判的具体政策：“（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世允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二）地方团队经郝、雷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 
　　为了促进和平谈判，习仲勋调来警备二旅从河东经吴堡、绥德进至榆林城郊，与围困榆林城的榆林军分区部队、伊克昭盟军分区骑兵团会师，榆林城外解放军兵力达到8000余人。在我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5月29日，榆林代表团在《榆林谈判协议》上签字。6月1日，榆林守军正式起义，榆林获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6月2日，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榆林市人民政府成立。14日，左世允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并通电全国，宣告同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共各项政治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按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永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而战。 
　　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在西北创造了和平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第三种方式，史称“榆林方式”。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为中国共产党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对宁夏、新疆两省及酒泉、武都等地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榆林方式”介于毛泽东提出的“北平式”“绥远式”之间，其突出特点是：长期准备，逐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耐心等待时机，又要积极营造时机；争取和，准备打，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交替使用；把外部压力输入对方内部，转化为巨大的内部压力，把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结合起来；原则问题以我为主，决不妥协，次要问题灵活处理，充分照顾对方利益，给对方最大空间；分化瓦解对手，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转化矛盾。“榆林方式”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之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功在当时，利在千秋！（题图为今日榆林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