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摘要：将盈余管理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和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基于我国特有的配股管制变迁环境，考察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及其变化。研究发现，监管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但是会受到管制环境变迁的影响，存在管制效应和演进效应。具体而言，在审核配股资格过程中，监管者能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但是，在管制环境变迁后，由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被纳入管制范围，监管者不再对其进行关注，而是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并能识别。在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方面，由于其隐蔽性强，监管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识别能力。 
　　关键词： 应计盈余管理；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监管者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2-0059-07 
　　一、引言 
　　公司经理人为了私人利益进行盈余管理，会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因而对盈余管理的监管尤为重要[1]。盈余管理的监管，关键在于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这一直以来是困扰资本市场的重要话题[2]。然而，由于在国外很难找到一个良好的经验场景进行实证检验，国外的研究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无法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由此，本文根据中国特有的配股管制变迁环境，将盈余管理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和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考察监管者对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及其变化。 
　　在中国证券市场，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的研究发现，中国特有的配股管制环境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经验场景，原因在于证监会对配股申请核准的决策结果可直接观察。他们以1996～1998年证监会配股核准情况考察发现，监管者能识别盈余管理，仅体现在对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识别，并存在自我学习的演进效应[3，4]。 
　　显然，随着我国配股管制环境的变迁，由于演进效应和管制效应的双重影响①，监管者对盈余管理的识别可能发生变化。具体而言，自我学习的演进效应，是否让监管者对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识别延伸到应计盈余管理和线上真实盈余管理，而管制环境的变迁引发的管制效应，是否会改变监管者对盈余管理的识别情形。上述问题的解答，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究[11]。 
　　本文选取2001年我国配股管制环境变化的前后三年即1998～2003年作为研究窗口，承袭和拓展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的研究[3，4]，考察管制效应和演进效应是否影响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和变化。具体研究三个方面：（1）2001年我国的配股管制环境发生变迁，开始将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纳入管制范围②，由于管制效应的存在，使得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不能作为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监管者审核配股条件时也就可能不再对其进行关注，而转向对其它盈余管理方式进行核查，如应计盈余管理和线上真实盈余管理。（2）尽管应计盈余管理相比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不易被监管者识别[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学习的演进效应会提升监管者的识别能力[3]，这是否意味着变迁后，监管者有能力对应计盈余管理识别。（3）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隐蔽性，比应计盈余管理更不易被监管者识别[5]。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是采用偏离公司正常商业活动的方式来调节利润，由于是真实交易，也没违背会计准则，故其隐蔽性强[6]。但是，演进效应的存在，让监管者的识别能力会有所提升，这是否意味着变迁后，监管者对线上真实盈余管理也能识别。 
　　研究发现，监管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但是会受到管制环境变迁的影响，存在管制效应和演进效应。具体而言，在审核公司的配股资格过程中，监管者能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但是，在管制环境变迁后，由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被纳入管制范围，监管者不再对其进行关注，而是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并能识别。在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方面，由于其隐蔽性强，监管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识别能力。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2期2015年第2期（总第194期）王良成，宋娟等：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是公司经理人在财务报告过程中的一种机会主义表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能或不愿意去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而，经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个人的利益愿望[7]。然而，大量的西方实证研究表明，市场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识别，如Battalio et al.（2012）的研究[8]。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如陈汉文、郑鑫成（2004）和于李胜、王艳艳（2007）的研究[9，10]。 
　　相反，监管者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西方市场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景进行实证检验。解除这一困境的是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的研究[3，4]。他们关注于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配股管制环境，原因在于证监会对配股申请核准的决策结果具有可直接观察性，以1996～1998年作为研究窗口，研究发现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者能识别盈余管理，并存在自我学习的演进效应，不过只体现在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上。一般而言，由于受到时间、能力的限制及出于对成本收益的权衡，监管者不能也不愿意去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在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配股管制环境下，监管者有动机去识别盈余管理，一方面来自中国证监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使然，另一方面来自媒体和投资者等外在环境的监督压力。基于多方因素的权衡和比较，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者表现出对易于察觉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能显著识别[3]。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配股管制的环境在变迁，监管者对盈余管理的识别可能出现变化，从而出现管制效应。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新的配股管制政策，明确把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纳入监管范围，在对配股申请公司业绩的要求上，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与扣除之前的净利润两者中的低者作为计算依据。由此以来，管制环境的变迁，让监管者对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识别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引发所谓的管制效应。一方面，管制环境变迁后，证监会可能会加大对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监管，进一步强化对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识别。另一方面，新的管制环境使得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不能作为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申请者也就不再采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相应的，监管者在审核配股资格时也就可能不再对其进行关注，而转向对其它盈余管理方式进行核查，如应计盈余管理和线上真实盈余管理。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因而提出假设H1： 　　假设H1：管制环境变迁前，监管者能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管制环境变迁后，监管者不再对其显著识别。 
　　相比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不容易被察觉，并且，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早期的配股管制期间，应计盈余管理不能被监管者识别[3，4]，这可能意味着，管制环境变迁后，应计盈余管理可能仍然不能被监管者识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学习的演进效应会提升监管者的识别能力[3]。这意味着，管制环境变迁后，应计盈余管理可能被监管者识别。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因而提出假设H2： 
　　假设H2：管制环境变迁后，应计盈余管理能被监管者识别。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不但有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还有线上真实盈余管理[11，12]。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比应计盈余管理更具有隐蔽性，不易被监管者识别[5]。应计盈余管理，通过选择或改变会计处理方法与会计估计来管理应计盈余。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是采用偏离公司正常商业活动的方式来调节利润，为公司的真实交易，没有违背会计准则，隐蔽性强[6]。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的经验证据表明，2001年配股管制环境变迁前，应计盈余管理不能被监管者识别[3，4]。因此可推测，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在管制环境变迁前也不能被监管者识别，并且还可能预示着，在管制环境变迁后，线上真实盈余管理也可能不会被监管者识别。然而，诚如上述，监管者的识别能力存在着一定的演进效应。这可能预示着，管制环境变迁后，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可能会被监管者识别。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因而提出假设H3： 
　　假设H3：管制环境变迁后，线上真实盈余管理能被监管者识别。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样本 
　　（一）盈余管理的计量 
　　1.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借鉴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的研究[3，4]，用经行业调整的非经营性利润率衡量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具体如下： 
　　ENOI=NOI-NOI_ind （1） 
　　ENOI为经行业调整的非经营性利润率，为了与下面两种盈余管理的计算一致，用上年的总资产进行标准化。NOI为用上年的总资产进行标准化的非经营性利润率，NOI_ind为非经营性利润率行业的中位数。 
　　2.应计盈余管理。 
　　采用Jones 模型[13]来估计操纵性应计，以此表征应计盈余管理。 
　　TA-i，tA-i，t-1=a01A-i，t-1+a1ΔREV-i，tA-i，t-1+ 
　　a2PPE-i，tA-i，t-1+ε-i，t（2） 
　　参考DeChow et al.（1995）[14]的做法，对模型（2）分年度分行业进行横截面回归，并且，要求每个行业的样本数不少于10个，否则将其归属于相近的行业，下同。TA-i，t是公司总应计利润，为经营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之差；ΔREV-i，t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额；PPE-i，t是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A-i，t-1是公司的总资产。用模型（2）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计算正常性应计NDA-i，t，从而计算操纵性应计DA-i，t =TA-i，t-NDA-i，t。 
　　3.线上真实盈余管理。 
　　参照Roychowdhury（2006）[6]和Cohen et al.（2008）[15]的模型来估计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包括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如研发、销售及管理费用）AbDisx。 
　　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指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异常部分。公司通过促销增加销量抬高公司利润，导致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偏低。异常生产成本AbProd，指销售成本与当年存货变动额之和的异常部分。公司通过超常产量抬高公司利润，让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偏高。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指公司研发、销售及管理费用等酌量性费用的异常部分。为了抬高利润，消减酌量性费用，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偏低。 
　　（1）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 
　　CFO-jtA-j，t-1=a11A-j，t-1+a2Sales-jtA-j，t-1+a3ΔSales-jtA-j，t-1+ε-jt（3） 
　　首先，按模型（3）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以回归得到的估计参数来估计每个样本公司的正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为实际经营现金流与正常经营现金流的差值。CFO-jt是公司的经营现金流，Sales-jt是公司的销售额，ΔSales-jt是公司当期的销售变化额，下同。 
　　（2）异常生产成本AbProd 
　　Prod-jtA-j，t-1=a11A-j，t-1+a2Sales-jtA-j，t-1+ 
　　a3ΔSales-jtA-j，t-1+a4ΔSales-j，t-1A-j，t-1+ε-jt（4） 
　　用模型（4）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得到的估计参数来计算各个样本公司的正常生产成本，异常生产成本AbProd为实际生产成本与正常生产成本之差。Prod-jt是公司的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额之和，ΔSales-j，t-1是公司上期的销售变化额。 
　　（3）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 
　　Disx-jtA-j，t-1=a1-1A-j，t-1+a2Sales-j，t-1A-j，t-1+ε-jt（5） 
　　依照模型（5）分年度分行业横截面回归得到的估计参数来计算各个样本公司的正常酌量性费用，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为实际酌量性费用与正常酌量性费用之差。Disx-jt是公司的酌量性费用，为研发、销售及管理费用之和，Sales-j，t-1是公司上期的销售额。 　　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三个指标，体现了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具体三种行为。公司向上操纵利润，可能采用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一种行为或多种行为，即低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高异常生产成本AbProd或低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为了系统考量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行为，将三个指标聚集成一个综合指标，即综合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AbCFO+AbProd-AbDisx。综合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其值越高，表示通过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向上操纵的利润就越大。 
　　（二）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参照Haw et al.（2005）的研究模型[4]，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EM=α0+α1Approve+∑αiControli+ε （6） 
　　因变量EM为盈余管理变量，具体采用线下真实盈余管理ENOI、应计盈余管理DA、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表示。由于证监会对公司配股申请前三年的会计业绩作为其配股条件的考量内容，因而前三年的业绩都有可能存在盈余管理，所以，取公司配股申请前三年的盈余管理的均值，作为考察盈余管理被监管者识别的情形。 
　　自变量Approve为哑变量，如果公司配股申请被监管者核准通过，取值为1，否则为0。依照Chen and Yuan（2004）和Haw et al.（2005）研究的逻辑思路[3，4]，监管者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体现为盈余管理能否影响监管者考量公司配股条件的核准决策结果，因此，如果监管者能识别盈余管理，则盈余管理与公司配股申请被核准通过Approve显著负相关，如此，Approve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程度。 
　　为了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加入以下控制变量：非标审计意见Mao、流动比率CR、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规模Size。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我们通过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报告、股东大会决议报告和年报手工收集1998～2003年度进行配股申请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后，得到研究样本532个。我们把配股申请获得核准通过的研究样本归为通过组，其它的样本归为拒绝组，研究样本在观察期间的分布情况见表1。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各变量在配股管制环境变迁前后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线下真实盈余管理ENOI、应计盈余管理DA，变迁前高于变迁后，并在统计上显著，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形，但在统计上不够显著，表明在变迁前，配股申请公司采用了更多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变迁前的配股申请被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高于变迁后，在统计上显著，表明配股申请在变迁前被核准通过的可能性更高。控制变量中，流动比率CR、总资产收益率ROA，变迁前显著高于变迁后。公司成长性Growth和公司规模Size，变迁前显著低于变迁后。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多元回归结果。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ENOI的回归结果看，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变迁前显著为负，变迁后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监管者在变迁前能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变迁后不能识别。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监管者的识别能力在变迁后出现下降，可能是由于2001年配股管制变迁将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纳入监管范围，使得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不能作为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监管者审核配股资格时也可能不再对其进行关注，存在管制效应，本文的假设H1得到支持。 
　　从表3应计盈余管理DA的回归结果看，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变迁前为负，统计上不显著，变迁后统计上显著为负，表明监管者在变迁前不能识别应计盈余管理，而在变迁后能识别。这说明，监管者的识别能力存在演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者能识别应计盈余管理，本文的假设H2得到支持。 
　　从表3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的回归结果看，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变迁前和变迁后都不在统计上显著，表明监管者在变迁前和变迁后两个时期都不能识别线上真实盈余管理。这说明，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比应计盈余管理更具隐蔽性，不容易被识别，即使监管者的识别能力在管制环境变迁后由于演进效应有所提高，也不能识别，本文的假设H3没有得到支持。 
　　表3中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非标审计意见Mao、流动比率CR、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规模Size，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ENOI、应计盈余管理、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进一步检验 
　　1.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研究。根据Haw et al.（2005）的研究[4]，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可以细分为来自投资活动和其它线下项目产生的收益管理。由此，我们采用经行业调整的投资收益率IVS和其它线下项目的收益率OTH，表示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内容，以此来检验哪类线下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容易被监管者识别。 
　　表4是监管者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细分内容的回归结果。在经行业调整的投资收益率IVS回归结果中，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变迁前和变迁后都为负，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表明来自投资活动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不能被监管者识别。 
　　在表4经行业调整的其它线下项目的收益率OTH回归结果中，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变迁前显著为负，变迁后统计上不显著，说明监管者在变迁前能识别来自其它线下项目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而在变迁后不能识别。 
　　上述经验数据表明，在配股管制变迁前，来自其它线下项目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OTH比来自投资活动的线下真实盈余管理IVS容易被监管者识别，但在变迁后，两者都不能被监管者识别。 　　2.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研究。 
　　综合线上真实盈余管理RM是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三种具体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集成指标。因此，为了进一步考察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内容被监管者识别的情况，我们把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放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结果显示，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内容，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x，在变迁前后监管者核准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都不在统计上显著，说明监管者在变迁前后都不能识别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这三种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细分内容。 
　　表5的经验结果进一步表明假设H3没有得到支持，监管者在变迁前后都不能识别线上真实盈余管理，尽管监管者的识别能力在管制环境变迁后有所提高。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做如下检验：（1）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14]估计应计盈余管理放入模型中回归；（2）参照Haw et al.（2005）和Szczesny et al.（2008）的做法[4，11]，采用非经营性利润率直接放入模型中回归；（3）采用Chen and Yuan（2004）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研究模型进行检验[3]；（4）为了控制横截面的自相关性，进行Cluster的参差矫正。以上敏感性测试均显示，上述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结合我国配股管制环境的变迁，将盈余管理细分为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和线上真实盈余管理，考察管制效应和演进效应是否影响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及其变化。采用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被纳入管制范围前后两个管制时期的数据研究发现，监管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并且会受到管制环境变迁的影响，存在管制效应和演进效应。具体而言，在审核配股资格过程中，监管者能有效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但是，在管制环境变迁后，由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被纳入管制范围，监管者不再对其进行关注，而是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并能识别。在线上真实盈余管理方面，由于其隐蔽性强，监管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识别能力。 
　　本文的启示：（1）监管者不但能识别线下真实盈余管理，而且还能识别应计盈余管理，表明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存在演进效应，加大监管者识别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显得非常必要；（2）管制环境的变迁会影响到监管者识别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式，因而，管制效应的存在提示市场需要合理使用政府管制的宏观力量和微观力量，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改革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3）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由于隐蔽性强还不能被识别，加强对线上真实盈余管理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这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演进效应指在实践中不断的自我学习和积累经验，提高自身能力。管制效应是由于管制环境变迁导致的行为变化。 
　　②具体参见2001年3月15日证监会43号文件《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根据Haw et al.（2005）和Szczesny et al.（2008）的研究，通过资产处置等线下项目来操纵利润的行为被界定为线下真实盈余管理，将非经常性损益等同于线下真实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