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论文】《印度之行》:对秩序的永恒追求

 　　爱・摩・福斯特（1879―1970）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印度之行》被公认是福斯特最成功的作品。与以往作品相比，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更复杂，更为广阔，因此这本小说常被作为对1914―1918年大战前后英、印形势的批评而加以阅读。 
　　《印度之行》的名字来源于美国大诗人惠特曼（1819―1892）发表于1871年的《草叶集》。诗人咏唱："向印度航行啊！怎么，灵魂，你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地球要有一个纵横交错的细网联结起来，各个种族和邻居要彼此通婚并在婚媾中繁殖，大洋要横渡，是远的变成近的，不同的国家要焊接在一起。"[1]诗中的印度象征着灵魂的归宿。而福斯特笔下的印度同样超越了其地理含义。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不但气候多变，地域广袤，而且社会群体复杂，宗教纷争不断，它代表着浩瀚的宇宙，成为"一个长期错乱的星球"的缩影。小说家通过"阐释人类在一个我们迄今尚无法理解的宇宙世界中所面临的困境"，来寻求"一个更加持久的人类之家"，[2]寻求秩序和爱。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叶，穆尔太太携未来的儿媳来印度看望在昌德拉任职的儿子――朗尼。她们在昌德拉的旅行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接待，从特顿市长的"桥会"，到菲尔丁的家庭茶会，直至阿齐兹精心安排的山洞之旅。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她们看到"真正的印度"。 
　　福斯特曾言：这本书是关于为人类灵魂寻找一个永恒的家的。印度这块土地，这片天空不过是用来承载这个梦想，承载人类不灭的希望与恒远的痛苦。因而这本书便成为福斯特痛苦地追寻信仰追求秩序的一个历程。[3]福斯特曾两次去印度。小说中的印度既是他亲身经历的国度，更是象征意义上的"印度"，本质上是混乱分离状态的象征。印度的混乱分离状态首先体现在它是一个有不同种族划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之间相冲突的杂合体。"没有谁能真正代表印度"在小说中始终回旋荡漾。其次，大自然的威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也映衬出印度的混乱和无序。印度是动物的王国，它们占领着所能占领的每一个角落，人绝非万物之主宰，谁也成不了谁的主宰，甚至一只黄蜂都可以以主人自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体现印度纷繁特征的一个侧面，总之作家笔下的印度是一块让人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外来的殖民者不能统治印度人的心，来考验这块神秘土地的阿德拉反被它考验，一向自认为成功潇洒的菲尔丁在这儿痛失友谊，喜欢神秘却不能容忍混乱的穆尔太太在这里遭遇精神崩溃。似乎没有一条道是通往"印度"的成功之路，没有谁能超越无处回避的分裂状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和谐整一。 
　　福斯特意欲把《印度之行》作为寻求世间秩序和人类和谐的灵魂之旅、精神历程，然而，他最终发现：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不断分裂与不断调和的过程"。[4]秩序或许存在于神性之中，而分裂与隔膜在人类之间却是亘古如斯。"它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性别之间，甚至存在于人的自我和本我之间。"[5] 
　　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秩序：一是英国殖民者强加给印度人民的秩序，另一种则是印度人自主发展的秩序。这两种秩序的对立一开始就由对印度城市昌德拉的环境描写暗示出来。英国殖民官的寓所建在一块高地上，俯视着肮脏的街道，平凡的寺庙，简陋的集市和印度人居住的黑暗的房屋。而火车站建在第二个高地上，"除了头顶上的一方天空，与这个城市不分享任何东西"。事实上英国人对印度人采取的是一种统治者的姿态。正如朗尼・希斯洛普对他母亲所说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表现得温文尔雅…我不是传教士，不是什么工党党员，也不是抱有模糊同情心的文学家。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正义，维持秩序。"(p69) 这种对待印度人的高傲态度几乎是所有英国殖民官吏和他们的太太门所采取的态度。有个英国女人在英国人开办的俱乐部里公然宣扬："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冷淡他们，对他们不要客气。"(p48) 而一外科医生的老婆更为残忍地说；"我们对一个土著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他去死。"俱乐部是不允许印度人进入的，就连印度知识分子、医生和律师也不得入内。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官吏们只管对印度人发号施令，而拒绝与印度人交往。在他们看来，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度以内的炎热气候里的土著都是畜类。在福斯特看来，英国殖民者的狭隘自私和霸权主义嘴脸都是英国的公学制度培养出的。在《英国性格琐谈》一文中，作家指出：冷漠顽固，谨小慎微、求全责备、市侩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这些特点在任何国家的中产阶级身上都不难发现，但在英国它们却成了民族的特点。[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英国殖民者试图在印度建立的秩序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无视印度人的价值观和根本需要，是完完全全的异质外来文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印度人自主发展的社会秩序模式。福斯特认为秩序是"某种从内部演化而非从外部强加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机制，一种充满活力的和谐体，在社会和政治的范畴中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除非是历史学家们出于方便而作的模型"。[7]小说的第三部分"神殿"描述了高德波尔教授主持的博爱之神克利希那的诞生大典。这一盛典集中体现了印度秩序所具有的活力，颂扬了充满着神秘，混沌和张力的生命之魂，体现了宇宙混乱之中的内在和谐。人类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找到完整"（p286），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平等博爱的境界，从而消除人类的一切分歧和疏离："他们爱所有的人，爱整个宇宙…（他们）此刻融入了一片泛宇宙的温暖之情"(p286)。然而作家悲观地认为，无论是从外部强加的秩序还是自主发展的社会秩序，都是脆弱的，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 
　　人际关系是人类追求秩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福斯特以南亚次大陆上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为背景，对人际关系进行了最深入，最复杂的探索，探讨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希望与隐患。作家在文中描述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如英国―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英国人与英国―印度人之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等，但其核心部分始终是围绕着英国―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的隔离，以及双方偶尔做出的试图克服这种隔离感的，徒劳的尝试。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英国殖民官想通过举办"联谊会"来弥合他们和印度人之间的鸿沟，可对托顿太太来说，这仅仅是为了"将来有那么一天高级官员的到访而检验一下她的社交能力"。（p59）当穆尔太太和阿德拉小姐看着印度的客人乱哄哄地挤在网球场的另一边，他们看到了令人悲哀的且意味深长的一幕――"被海潮隔离的孤岛"。主人托顿先生仅仅是敷衍地说一些客套话，然后退到了"草坪上英国人那一边"（p64）。显然，"联谊会"不仅没有起到弥合鸿沟的作用，反倒加深了鸿沟。 
　　阿齐兹与菲尔丁之间的友谊是作家最赋予同情的人际关系。顽强、宽容而富有智慧的菲尔丁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正在试图相互沟通，如果再辅以善意，文化和智慧就再好不过了"。他同印度医生阿齐兹的友谊最初是真挚而深厚的。他邀请阿齐兹参加茶会对于后者而言具有"绝对的意义"。茶会之后，阿齐兹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菲尔丁，没有哪个英国人能理解我们"。菲尔丁随后探望了生病的阿齐兹，结果后者把他妻子的照片拿给他看，这是一个印度知识分子对一个英国人所能表示的最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兄弟之情。马拉巴山洞事件发生后，菲尔丁公开地站在阿齐兹这一边，因而成为英殖民者的众矢之的。然而到小说的后一部分，他们的关系不是加强反而是疏远了。首先是他们文化上的差异。他们在语言上存在的一些不沟通，造成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在信仰上，菲尔丁是无神论者，而阿齐兹信奉伊斯兰教。对婚姻，菲尔丁认为"任何男人一旦有了妻子儿女，就无法轻装旅行了"，他宁愿死后留下某个思想而不是一个孩子。这些足以让阿齐兹难以理解。对友谊，阿齐兹认为朋友之间应该肝胆相照，因此他把心中所有的秘密都倾诉给了菲尔丁，但菲尔丁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再者，他们都处在日益激化的种族矛盾中。菲尔丁虽没有狭隘的种族偏见，但他潜意识里瞧不起印度人，认为他们落后，胆怯，缺乏个性。阿齐兹虽然热心好客，但心灵深处认为，英国人差不多都十分冷酷而古怪。在潜意识里，他处处提防英国人。总之，种族矛盾是使他们友谊受阻的最大障碍，而文化差异则是两个民族之间沟通的绊脚石。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鸿沟是如此深广，以至在小说结尾，两个朋友不得不分手。对阿齐兹而言，菲尔丁"作为人是他的朋友；作为英国人就是他的敌人"。（p83）他"怀着抽象的仇恨盯视着他"，（p314）对他痛苦地喊道："无论如何要打倒英国人。这是肯定的。…我们要把你们清除出去，是的，我们要把每个该死的英国人都赶进海里去，然后――你和我就会成为朋友了"。（p316） 
　　阿齐兹与穆尔太太的友谊是作家想表达的最理想的人际关系。穆尔太太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她没有任何种族偏见，尊重并自觉遵守伊斯兰教规，在清真寺遇见阿齐兹后，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当阿齐兹被诬告犯有故意强奸罪而遭逮捕及出庭受审过程中，她始终没有站在本国同胞的一边。她深信阿齐兹的清白无辜，反对阿德拉起诉阿齐兹。然而他们的友谊却因穆尔太太在马拉巴山洞发生的意识危机而中断。那无变化，无意义，空荡荡，令人混乱的山洞群象征一个人类必须面对却又无法了解的宇宙。山洞里除了回声什么都没有，而绵延不绝的回声似乎告诉她："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毫无价值。"各自独立的每一个山洞似乎预示着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各守其"洞"，无法亲近。山洞内壁上反射出的两片火光不能融合，因为"一个呼吸着空气，另一个呼吸着石壁"（p125）；人类同样不能融合，因为他们愚蠢地制造着各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宇宙秩序。 
　　阿德拉与朗尼的婚姻无望也说明，在种族不平等，帝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背景下，要发展美好的婚姻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都是英国人，在英国两人心心相印，何以在印度得不到发展，反而走向破裂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印度人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阿德拉真诚，善良，一心想了解真正的印度；而朗尼与过去不同，在印度专横无理，自以为是，他对阿齐兹和高德波尔教授的粗鲁无理令阿德拉不堪忍受。面对阿德拉在法庭上对印度人的撤诉，朗尼毅然决然地解除了与阿德拉的婚姻关系。 
　　种种关系的破裂说明，纵然人们有着友爱相处与人格尊重的心理基础，但是由于种族不平等与潜在的民族歧视意识，这种沟通不得不面临困窘局面。 
　　除了对人际关系的探讨，作家还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探寻建立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印度之行》为三部分结构，分别题为《清真寺》、《山洞》和《庙宇》，分别代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在小说世界里，与英印关系研究相关的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印度教则被幻化成一种无所不包的爱的理想境界，反映的是作家的一种愿望。在福斯特看来，阿齐兹所代表的伊斯兰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阿齐兹来说，"我们的感觉"是印度前景的基础，而小说中所表现的"我们的感觉"只是自我怜惜和怀旧，这种自我哀婉情结强化了自我中心，并最终形成在殖民者看来如洪水猛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小说末尾，阿齐兹对菲尔丁说道："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么多痛苦呢？先前我们怪罪你们，现在我们也怪罪自己。我们变聪明了。在英国有麻烦之前我们保持沉默，但是等到下一次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哈哈，那就轮到我们动手了。"基督教倡导"爱一切"的上帝，可在福斯特笔下的英属殖民地印度，基督教则具有排他性。一位叫骚雷的传教士在沉思中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上帝的圣殿，但是黄蜂，橘子，仙人掌，水晶，泥巴，骚雷先生体内的细菌也可以登堂入室吗？"这太过分了。我们必须排斥某种人，否则我们就会一无所有。"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被赋予博爱品质的印度教，这种爱的施予完全没有局限性。高德波尔教授特别代表了印度教关于宇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任何一件事都代表着整个世界。这种思想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分别：善恶，好坏，内外，生死等。世间的一切分别都没有意义，无限而单一的宇宙才是永恒、真实的存在。最让作家震惊的还是印度人对爱神的崇拜。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作家用十分浓重的笔墨来描写印度教的爱神降临仪式。整个仪式没有形式，没有秩序，祭坛上一片混乱，只是一些互不联系的神像的堆积，然而却别有一种秩序。当人们冲破警戒圈，看到爱神银像时，"脸上容光焕发，表情格外美。这种令人陶醉的美似乎并不属于个人，因为它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存在时，能使他们人人都彼此相似"（p326）。[8]印度教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超宗教似乎只是海市蜃楼里的一次宗教庆典，即使不是全无希望，也还有待时日。 
　　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都试图以某种超验的秩序来解释这个现象世界，都赋予"未知"以价值。然而，在福斯特看来，每一种宗教都显得不足。 
　　作为生活在世纪之交，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文学家，福斯特从不同的社会秩序，多样化的人际关系，以及三种主要宗教等方面全方位地重新审视一触即溃的社会秩序，深入探讨人类存在的实质，希冀寻求一种宇宙意义上的新秩序。然而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人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和建立秩序是何等地不易。面对这个复杂而无理性的世界，人类任何概念性的框架都无法囊括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版。在这本书中，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他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二元对立关系。他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宗主国处于中心地位，而殖民地国家则处于边缘的位置。边缘国往往仅仅作为宗主国神话的陪衬，被置于贬损的境地。借助于后殖民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作为长期生活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思想难免不受白人中心论的影响，难免不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他的出身、文化、教育和经历使他难以彻底摆脱殖民视角。于是我们看到了福斯特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他倾心于神秘的东方文化，但又留恋理性的西方文化；他同情印度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但潜意识里留恋英帝国的辉煌；他真诚地对待印度人民，但又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偏见。在福斯特之前的许多英国作家如吉卜林等，早就对印度构筑了几乎是标准化的印度意想――混乱、混沌、愚昧、落后、肮脏、神秘、不可理解，没法说。《印度之行》中的马拉巴山洞就包含了上述的所有意象。福斯特的双重性也同样表现在人物的描述上，特别是对印度人物高德波尔的描写充满了种族歧视，把他写成简直是一个奸诈的、小丑式的人物。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福斯特看到了种族偏见和殖民统治严重地妨碍了东西方平等交流，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流露出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也是自然的。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读《印度之行》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意识到，当全球化的趋势加剧发展的时候，人类需要的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不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的挤兑，而是在保持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独立的前提下的相互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