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论文】迟子建文学写作的温情美学观

 二十多年来，迟子建以她丰饶的写作成果和独特的文学个性引起了评论界与读书界的广泛瞩目。透过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其文学写作始终践行着一种温情的美学追求，同时在她的各种访谈和一些演讲、笔谈中，也显露出她对人生与文学的理解所具有的温情观念。她相信，人类的温情是苦难人生中的亮色，写作中营造的温情犹如寒夜尺头的晨曦，温情的力量同时也是批判的力量。她多年来坚守的这一温情美学观对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温情是人类生活的亮色 
　　 
　　迟子建的文学写作风格与其人生观、世界观紧密相联。迟子建信奉"温情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亮色"。她相信人类本来是性善的，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和谐相处，她总是保持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她虽是从田园牧歌的大自然中化育出的文学精灵，但从边地居民生活、社会历史发展、人类文明进程中，她也体验和感受到太多的苦难、不幸和尴尬，体验愈是深，则愈是渴望和信奉温情。 
　　迟子建最初对人生的认识完全来自大自然的变化，在她生活的那个寒冷的高纬度，"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期的时候，秋霜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憾。"[1]这令她看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大自然如此，人生亦如此。她经常参加隆重的葬礼，亲历亲人离世的痛心，她深知人生有太多的悲凉苦难、善恶争斗，我们的民族曾遭受各种屈辱和曲折，时代政治对人造成威逼，城乡发展对立中贫富差距的加大、对人的精神的挤压，文明进程中被扼杀的原始粗犷之美及古朴的生活情趣。但同时，她更多受到从小生活过的那个极北小村子的浸润，从乡民身上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善良、隐忍。因而，她并不回避人生的苦难，尤其拒绝在苦难中绝望、沉沦。她深谙人性、世界中善与恶、幸福与痛苦、残缺与完满之间的辩证法。因此，她处处透出对人类的悲悯，并由人及物，对世上所有生灵都带着爱怜。她说："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我相信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2]就在这种执着的人生信念中，加上其特殊的个人成长与生活经历，迟子建将"温情"培育成自己内心深处照亮生活希望的灯。它也许并不光彩夺目，却深深地浸润在迟子建的精神深处，并流淌在她文学写作的每一个字符里。 
　　 
　　二、温情是黑夜尽头的几缕晨曦 
　　 
　　与前述所谈到的人生观、世界观相一致，迟子建认为："一个好作家对有灵性的万物万事有一种关爱怜悯之情"。[3]在与多位研究者的访谈中，她常常反复坦陈她这一观点："作家应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4]也就是要通过对生活细致的体察，把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在作品中，至少要让读者从作品中看到黑夜的尽头终将迎来缕缕晨曦，能够感受到丝丝暖意和关怀，而不是让读者面对作品中的苦难宣泄而陷入人生命运的无奈与绝望。 
　　迟子建很推崇萧红、雨果、托尔斯泰等作家。她很喜欢萧红，除了她们相同的地域环境，相似的生活经历，再就是"内心透明，文字感觉好，敏感脆弱，丰富的情感"[5]等优秀女作家所不可缺的，萧红都具备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萧红以一种好像自己受到伤害的关爱看待人情事态，也没有弄得很张扬。虽然萧红由于坎坷的个人遭际和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使小说"美"而"尖锐"，但迟子建认为这种尖锐是恰到好处的。在迟子建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国的文学思潮历经数次变迁，迟子建自己的创作技巧和风格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在作品中营造温情、给生活更多温暖和爱意，这一点却是她一直坚持的，她相信"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6]，生活中有辛酸和苦难，社会有残缺和遗憾，但它不应阻挡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脚步。迟子建的小说就是要留住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生命旅程中那些温暖美好的温馨画面。因此在谈到文学的功能时她毫不隐讳地说："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7]在暴力、色情、凶杀充斥文学领地、众多作家"玩"文学的今天，她依然坚持文学的担当，力图在残缺的现实中寻求光明和温暖，并让这种温暖的光芒照耀苦难、庸常的生活，向人们展示出人性的美好与乐观。 
　　有很多80年代出生的青年读者也喜欢迟子建的作品，这在有些人和媒体看来似乎是反常的现象，而迟子建却相信这是"温情的力量"。在她看来，年轻人虽然有很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内心孤独，渴望一种故事带来的小温暖。迟子建的作品正是带着这样的"小温暖"，满足了许多读者的精神渴望。尽管她的作品也写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和罪恶，也写世间的苦难、庸常和缺憾，但她从不把这些渲染到极致，从不把负面的东西写到绝处，总是有"温暖的一笔"，"把温暖和爱意留给这个世界，在文学中构筑人性美。"[8]这一方面来自她的人生观、世界观，另一方面，似乎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对她的影响。鲁迅先生对人生的悲凉感受比谁都深切，对国民性的剖析比谁都锋利，但他"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看见儿子的梦"（鲁迅《呐喊(自序》）。一是出于"听将令"，另外也是因为鲁迅先生自己也不愿将自己感受到的悲凉寂寞传染给那些还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也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迟子建对于文学疗治心灵的看法与鲁迅先生是有些相同之处的。 
　　在迟子建的小说写作中除了直接营造温情表达对人性美的追求与礼赞外，主要体现在她的许多作品结尾呈一种开放性的结构，有点类似古代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但内涵远比之丰富和复杂，有人称之为"回归式结构"[9]，如《亲亲土豆》结尾处从坟顶上坠下一个又圆又胖的土豆，《白银那》中马家夫妇在卡佳死后良心发现给每家送盐。这一类结尾的作品很多，它们或是让人在苦难中看到希望，或是于丑恶中发现人性的美好，或是于无望中给人些许慰藉。总之，这类结尾凸显着作者的道德倾向，表现出一种美好的期望，也透出作者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对文学作为安慰现实中人们心灵的方式这一信念的坚守。而近些年来，不少小说在表现苦难、罪恶时总爱将叙述的重心倾向灾难与邪恶一边，甚至不惜渲染到极致。评论家李建军在对当代小说病象进行观察时，注意到一些作家"在善和恶之间，他们倾向于以夸张的方式叙写人性的凶暴和残忍；在神圣、崇高、渺小与卑鄙之间，他们对前者缺乏敬意"。[10]他称这些病象为"单向度写作"，认为这些做法"缺乏伦理上的健康，缺乏对善的纯真的信仰，缺乏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烈的爱意"。[11]而那些"把对世界和人类的深刻的爱当作写作的基本信念，进而创造出美好与善良的人物，则显示着他的伟大与高贵"。[12]迟子建正是如此，她不仅对笔下人物葆有充分的尊重和同情，她也坚信文学能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对于短篇小说，她也是"用心去写"，也同样相信"短篇小说是宏大的交响曲后面的牧歌，是驱除人们芜杂心境的纯美的小夜曲，它能 
　　有效地保持一个作家身上质朴、温暖和单纯的情怀"。[13] 
　　 
　　三、温情写作也是一种批判力量 
　　 
　　提倡温情，书写温情，可能会陷入一种文学话语的历史旧障，即单纯地歌颂善良，表现美好，制造虚拟的诗意人生，无视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困难度。迟子建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主张"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14]，从而回避文学写作中单纯的"诗化"与"美化"。 
　　早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有人就对迟子建委婉说明，她太过温情的笔触遮蔽了人生某些残酷的世相，阻遏了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更深一层的探究和揭示，并提问迟子建是否意识到这会造成某种局限。迟子建明确表示了对卓别林和甘地的崇敬，以及"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的坚持。时隔几年，面对同样的提问，迟子建仍然毫不犹疑坚持她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是没有错的，如果确实让人觉得造成一些局限的话，那只是因为自己火候没掌握好，而不在于"温情表达"本身。她一再重申她相信"温情的力量同时就是批判的力量"。她又多次说明喜欢卓别林和甘地，"卓别林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处境坎坷，但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积极乐观精神；甘地以他强大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人类历史中最圣洁的心灵的和平。这种善征服了恶、战胜了恶而永垂青史。"[15]因此，在写作中，她也不回避愚昧、苦难与罪恶，但是她并不会让人一眼看出其中的残忍与竭力的控诉，而是相对比较轻灵、从容。她认为这样"把一种大恶放在唯美当中，它的冲击力可更大"。[16]于是，在《花瓣饭》中，人间的温馨战胜了"文革"中政治的无情与时代的荒诞；在《白银那》中，与人为善的卡佳以死换来自私者的良心发现与村民们仇恨的消除；《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在哀婉从容的叙述中表达出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的控诉。 
　　迟子建相信作家越是胸怀阔大，就越具有涵盖苦难的力量，作家如果执着地传达这样一种信念，那么读者也会从中获得驱除苦难、超越苦难的信心和勇气，让苦难变得渺小。因为文学对人性的挖掘和拷问最终还是要引人向善、使人温暖。有时，正是因更加洞悉人间的苦难与残缺，才更想通过想象力在艺术世界中创造一个朴素、温馨的世界，这样，才不让人们在苦难中绝望和沉沦。金理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对迟子建的极大理解，他说："迟子建笔下的善意和希望，并不意味着温情主义者的浅薄与局限，它恰恰显现了作家的责任感与写作良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