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民国初期经济的基本结构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存在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这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主要表征。但事关工业化进程，熟悉经济史的人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几乎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首先发力的都是重型工业化，然后才开始转型为轻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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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历史线索，其中隐含着市场化的基本逻辑：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一定会朝着重型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朝着以军事和高科技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方向发展。这方面主要的例子，显然是苏联时期的工业化方向，那是一个可以制造最先进的坦克，但却没有能力制造一台优质的电视机或者面包的工业时代。中国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运动，也是沿袭了苏联模式，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人民却只能依靠定额的布票去给自己买几尺棉布，甚至有人因为缺少粮食而饿死。
　　反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运动主要由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来推动，这个国家会很快呈现出一种日用消费品富足的市场局面，人们用以生活的生产资料得到极大的利用，工业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再是国家的一种战略或者口号。
　　需要反复陈述的一个市场现象是，第二次工业化运动是一场轻工业的盛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重工业的式微。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层面值得史学家分析的现象，洋务运动可谓是一场彻底的重型化、军事化的国家主义经济结构运动，涉及到铁路、矿山、轮船、航运等重型产业。这些重型工业的失败，事实上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抑制了重型工业的市场，本来，这些中国式的重工业就处在草创阶段，缺乏与国际重工业相杭衡的竞争优势，是市场的萎缩导致了洋务运动时期重工业的垮塌。另一方面，内需市场的现状，也不支持大面积的重工业发展，市场的需求不在这里。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市场事实。比如煤矿，1913年到1921年，大概总产量为2000万吨，这些煤矿均控制在日本人手上，当国内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煤，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把这些能源输送到了日本本土。铁矿也是如此，1920年的产量大约为130万吨，国内的需求也不旺盛，只有少数不涉及到日常消费品的机器制造业才能消化这些产品。
　　但是轻工业的崛起，拉动了整个国内市场，甚至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很快转型为一个出口贸易型的结构。
　　二
　　所谓拉动国内市场，一个最醒目的现象，是拉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大量的轻工业企业需要现代性的机器设备，国外的机器进口渠道明显受阻，因此国内自主的机器制造，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这正是轻工业的辐射与拉动效应。1912年到1924年，上海涌现出202家机器厂，其中50%以上是在1918年到1921年之间创办起来的，这样的数据意味着一战期间机器进口受阻之后国内市场的勃兴，引发了经济结构的变化。有20%并不是专业的机器制造业，而是针对大量轻工业工厂的机器维修与保养，这意味着轻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应产业，包括服务业。其余30%则是大量模仿外国机器生产的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针织机制造、手工织布机、农产品加工设备、木质车床和小型马达等项目上。这些工厂普遍规模偏小，工人数量平均在25名左右而且有25%的工厂虽然生产机器，但纯粹是手工操作，并没有大面积使用机器设备。
　　但无论如何，机器生产开始在中国内地的工业流程，甚至包括农业生产方面成为主要方式，新技术、新机器成为一个时代经济生产的最亮丽的风景。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转型，在一个长期处在传统农耕经济的国家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机器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既是英国乃至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过程。
　　三
　　所谓拉动内需市场，另外一个需要言明的经济学事实，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式的退出，是企业主导市场的方式的出现。一般意义上，政府都倾心于重型工业、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建设，对涉及到直接满足消费者日常需求的产品并不感兴趣。这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进而全面影响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反之，真正的市场化企业则更倾向于投资经营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直面消费市场，拥有广大的消费者群体，这会促使企业迅速获取利润，进而平抑经济结构，使得一个国家的市场秩序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秩序大致保持一种正相关。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市场现象。
　　第二次工业化运动涉足的产业，正是中国市场上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资源性的大市场，中国经济由此找到了区别于欧美日各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市场语境下的企业在接下来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巨大资源主动与产品主动。也就是说，虽然第二次工业化运动中大量的国内工业企业尚处在较低技术水平的阶段，但却由此找到了一个后发国家发展的基础和重心，使得这一次的工业化运动不再是国家主义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是市场经济层面的细节建设。而在国际市场层面，这样的国内工业化运动，事实上是一种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当这种优势合理发挥出来，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就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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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拉动内需市场，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贸易事实。这就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外贸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贸易总额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加到1923年的16.76亿两。如果再拓宽一点时间的跨度，人们会发现，从1911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大致特点是，第一，每年的外贸总值不断增长，1911年为848842两，1937年则发展到1792156元，黄金时代的中国对外贸易，可以说是气势磅礴，风景独秀；第二，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关系，从一开始的贸易逆差，发展到后来贸易顺差，在大约25年的时间之内，基本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即没有明显的贸易顺差，或者贸易逆差。而且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并没有通过行政的手段来主导对外贸易秩序。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最醒目的标志，意味着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处在非常开放、非常自由的状态，也证明民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全球化市场的自由经济，是去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格局，相关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比如1927年的进口额是1012933两，出口额是918620两，国际贸易总值达到了1931551两。不仅对外贸易的规模可观，而且出口和进口大体相当，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交换。

　　第三，这样气象万千的对外贸易格局，不是对内贸易拉动了对外贸易，而是对外贸易拉动对内贸易。1918年到1919年，整个出口贸易增加34.5%，中国的资源市场取得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而且品种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说明传统封闭的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经济的秩序中，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更有趣的是，由于加工业也同步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市场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原料出口，而是以一种加工商品的形态面对世界市场。所以白吉尔先生说，从晚清时代被动展开的殖民地经济，发展到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加工商品经济，民国时代的经济结构已经走出了殖民地商品经济的洼地，找到了中国经济的核心价值。
这种贸易结构的转型，的确是民国经济的常态之一。大概从1915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赤字就开始不断减少，到1919年，贸易赤字仅为0.16亿两，对外贸易收支基本达到了平衡，而且是一种增加出口额，缩减进口额的基础性平衡。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出现的一种良性贸易态势，民国经济秩序已经不再是一种依赖性经济，而是具有相对实力的现代民族市场经济。
总体来看，这样的国际市场态势再次把民国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征清晰地彰显出来：第一，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资源禀赋的经济载体，只有立足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在国际市场中才具有竞争的比较优势，也正是这一点，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特征，经过国际市场的一般性分工之后，最终的市场定位，依然是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这包括了廉价的土地资源、丰富的人力资源、开阔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加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演变成一种加工经济，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导向经济，不是一种政府意志，也不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一种市场的传统，尤其是一个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传统，是国际市场的一种自发分工秩序。

　　第二，民国黄金时代的对外贸易秩序，从一开始的贸易不平衡，发展到后来的基本平衡，意味着以资源禀赋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话语权，需要的是时间，是后发国家的一种国际贸易层面的自信，是中国这样的资源大国首先要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全球经济秩序范围内的自由交换，而不是偏居一隅，自以为是。我们看到，民国黄金时代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当一个后发国家的对外贸易终于抵达基本平衡点状态，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再是一种对外依存性的经济，任何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事实上都可能是一国之经济还不具备核心价值的表征。只有抵达了基本的贸易平衡，这样的后发国家才真正走出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开始建构真正的国际自由秩序。同样，我们看到民国黄金时代的经济结构，正是这种基本平衡的结构，历史作证，经过黄金时代的洗礼，中国古老的经济秩序，正在向一个自由的、开放的、自信的市场经济时代靠拢。
　　也正是如此，这个时代出现一批群星璀璨的企业家，市场经济开始构建起更加清晰的竞争主体和创新力量，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发展之后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