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基本经济区初探

 冀著自1936年在英国出版之后，迅即引起我国及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以"中国科学技术巨擘"而见称的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誉之为"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全书通过"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系统详尽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区划， 阐释了它同我国古代水利事业发展的关系， 从而勾划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脉络， 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政权采取的主要经济手段， 就是不遗余力地发展基本经济区的水利事业这一重要事实。可以说，贯穿全书的线索是水利事业变化发展和中国古代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转移变迁之间辩证关系的解读。 
　　冀先生对水利史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后，敏锐地洞见了水利事业变化发展的轨迹，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转而又可以用于规划水利事业发展的进程。由于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程度从来也未能克服地区组织的高度自给自足性，且地区间独立性又很强，其它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具备的条件也不充分，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一类经济区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类经济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他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着重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地区性和局部性。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变迁，某种意义上正是古典的中国格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的根源之一：中国古代自秦以来所建立的各统一王朝，实质上内部较为松散。它并不是现代国家那样用经济纽带联结而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那些基本经济区，用军事与官僚的联合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样统一的持久力取决于基本经济区优越地位的不可挑战，而这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很快失去其立足之地和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接踵而至，这一现象一直要持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站稳脚跟，并成功地利用基本经济区的力量作为重建统一的武器时为止。 
　　在冀著中，"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是通过"总述与水利事业的关系--引述气候学、地理学、地方志等对水利开发重要性的记载--分述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变迁"三部分，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展开的。 
　　其中第一部分是为原序和第一章，作者直陈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想法和认识，系统交代了从水利出发考虑基本经济区的定义及作用、漕运的作用、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并概述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即：将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这五个时期渐进地体现着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淮水、长江流域的转移，在这一长时段的跨度里，政治中心从就近落地向大运河联系、南北分离贯行漕运变化转移。笔者以为这是本书的第一大特色：运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巧妙地划分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历史分期，从而指明了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基本经济区的工具作用，引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的经济基础问题。 
　　第二部分为本书的第二、三章，为了说明水利事业和治水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重要性，作者从黄土与灌溉、淤沙的肥效价值、"持久农业"的自然基础、中国降雨的多变性、水稻与灌溉、河川条件、气候变动等基于土壤与气候的特殊性方面和基于地形特殊性方面的地方区划地理基础作出了全面阐释；并详细查阅了各省方志，制成了《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表》为各朝代治水活动提供直观实用的论据来源。这是为本书的第二大特色：综合气候学、地理学、地方志等大量详实可信的史料，运用真实有效的数据统计，对水利事业和治水活动进行跨学科跨领域分析。 
　　第三部分为本书的第四至七章，笔者认为这是本书最为出彩的部分。作者先从大禹治水的传说讲起，重点探讨了治水的公共职能和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社会前提条件；随后进入第一个基本经济区--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的阐释，明确指出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关中-河内"基本经济区的迁移；接着对魏晋时期基本经济区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过渡性转移作出独特分析；最后通过主要讲述隋唐大运河、唐朝对江南的逐步依赖、两宋的圩田、元明清三代对大运河的承继与尝试将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等方面的情况，阐明了长江流域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基本经济区形成与确立的过程。第三部分整体一气呵成，自当成为作者的一家之说，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在宏大理论的建构下尽可能完善细部的扎实功力和学术素养，这是笔者深为钦佩的。 
　　以上是对冀著整体内容所做的简要评介，接下来粗略地谈谈冀著存在的若干不足之处。笔者学术功力尚浅，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还很有限，不过既然谈到这点，笔者也不惮鄙陋，姑且胡乱写一些浅见。 
　　首先，作者所说的"基本经济区"，主要是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层面上，其分析理路便可进一步明确为：水利事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便具备了成为农耕经济发达的基本经济区的可能，进而控制此种农耕经济发达的区域，便可控制全国。我们回溯中国古代史可以发现，作者的这条分析理路，用来阐述秦汉统一和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问题不大；然而，在考察之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格局时，就显得相对无力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统治者们主要逐鹿的区域是关中和河东地区，而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一带，当时并不是北方的农耕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似乎说明，单纯的农耕经济发达并不足以构成"基本经济区"的充分条件。可能还须综合诸如兵马、人力等因素全面考虑"基本经济区"的内涵。

其次，在冀著的论述中，作者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力量的存在。施坚雅在对中国晚期帝国的区域体系结构模式中曾经提出中国地方性城市存在着两个等级结构，一个是行政管理的官僚集团，体现了法定的官僚政治结构；另一个是经贸民间体系，反映了社会自然的结构，包括市场及贸易体系、民间政治活动，以及由退职官吏、乡绅豪商操纵的特殊社会群体。马克思·韦伯在《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中，提出了地方性的氏族组织、村落自治组织、士大夫阶层等力量。如何审视水利工程事业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甚至更复杂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在地方上进行深入研究，通观这些影响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与阐释。 
　　最后，再谈些书中引起笔者兴趣的小点。主要是冀朝鼎先生提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本身的一些观点。其一是关于概念引起的分析理路，虽然存在局限，但仍给笔者很多启示。窃以为，作者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不仅描述并印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受到历代王朝特别重视的地区，还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体系下控制全局的一种非常高明的模式，即并非全面地、均衡地控制全国各个地区或各个部分，而是着意于利用某一或某些具有特殊意义或极为重要的地区，巩固并保持其相对于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以实现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这就不由得使笔者想到北宋初期统治者在"强干弱枝"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是那个时期的做法很有对唐末藩镇割据造成的衰亡"矫枉过正"的意味。 
　　其二是冀著最后所下的一般结论--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性。一方面，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特别是自秦代以来的各王朝，由国家兴办与维修的各类水利工程所发挥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性。由地主官僚统治着的国家机器，总是把治水活动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经济武器，和发展与维护基本经济区的一种主要手段，而这一基本经济区，就是统一管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独立自给地区的经济基地。这样的洞见，不啻在水利事业方面有着极富启发性的意义，在其他区域性要素的研究论述中也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作者也着重指出了他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仅适用于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的历史过程，对以后的情况由于中国开放世界贸易，及在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的巨变已不再适用。由于对外开放，前一段中国的历史便告结束，对于新关系的描述与新事态的分析，则要使用新的概念了。那么，之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又该怎样涵盖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实践呢？它与行政区划在现有条件下有结合的可能和必要吗？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等经济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南、喀什等经济特区，以及如今设立的上海自贸区等等，又该怎样综合实际情况，对"基本经济区"的时代意义和战略定位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呢？最近读到周克瑜先生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书中对行政区经济和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地缘经济关系演变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较有新意，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比重等数据分析的运用，笔者颇受启发。在整合如今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资源和经济结构、定位当代中国"基本经济区"等方面，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