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浅谈实践理性精神的形成发展

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理性"首先是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的认知能力，并且因此与"感性"(包括认知性的感觉知觉和非认知性的情感欲望等)截然有别。古希腊哲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界定。康德尽管在认知领域采取了"感性一知性一理性"的三分法，但也明确指出了"理性"与"知性"归根结底是同一种逻辑思维的认知能力，只不过试图在比"知性"更高的层面上追寻超出具体经验对象的"总体理念"。有鉴于此，本文也将在这种意指"认知能力"的核心语义上运用"理性"概念。

进一步看，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主流哲学就以主张理性在认知领域具有统辖效应的"认知理性"精神为基础，确立了主张理性在实践领域也有统辖效应的"实践理性"精神。苏格拉底指出:"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情是合适的，可以弄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由于做自己了解的事就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据此强调"正义和其他一切德性都是智慧"。正是凭借这些论述，他"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在古代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精神"。此后，许多西方哲学家延续了苏格拉底开创的这一传统，纷纷通过强调"运用理性知识主导实践"的途径倡导实践理性精神。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理性及其取得的成果(特别是真理知识)的确可以影响到人们在功利技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炫美艺术等非认知领域从事的实践活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能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西方主流哲学在认知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倡导实践理性精神，正是从某种规范性的应然视角突显了这一事实，要求人们高度重视理性对于实践的积极引导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努力从开始起就遇到了一些严重的理论麻烦，集中表现在如何才能说明"理性"从"认知"进展到"实践"，并且最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坚持"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的实践理性精神⑦，却又同时指责苏格拉底的"德性即智慧"命题忽视了实践与认知之间的根本区别，没能看到人们只有将理性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之后才能真正形成实践领域的伦理德性。这种批评无疑抓住了苏格拉底的软肋，触及到了实践理性精神得以成立的关键。不过，他自己在这方面同样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细致澄清"认知"怎样才能让"实践"受到"理性"统辖的内在契机，结果埋下了后来西方主流哲学长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理论探索的伏笔。

到了休漠那里，从"认知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哲理绵延进一步遭遇了致命的挑战。他在批判"德性在于符合理性"的流行观念时，不仅主张"理性对我们的激情和行为没有影响……理性是完全惰性的，永远不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情感"，而且还围绕"是"与"应当"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质疑，几乎否定了人们从理性认知所指向的"事实"推出意志欲求所指向的"价值"的可能性。⑧尽管休漠的这些异议明显背离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日常体验，同时也与人们每天都会从事实性之"是"推出价值性"应当"的生活实践相抵触⑨，它们在理论上却将"实践"如何"理性化"变成了西方主流哲学长期挥之不去的一大难题。事实上，就像康德自己也坦率承认的那样，这种挑战构成了他针对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互动关系展开深人反思的直接动因。

有必要说明的是，康德在反思的时候，也像休漠一样清晰地意识到了认知与实践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所有的灵魂能力或机能都可以归结为三种不能再从某个共同根据推出来的机能:认知的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能力"，并且还将这种"知一情一意"的三元结构与他的三大"批判"分别对应起来。换言之，康德在此明确承认了认知、欲求(意志)、情感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心理能力，无论怎样缠绕联结都不可随意混为一谈。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展开实践理性批判的时候，一方面主张"认知理性"难以把握"自由意志"这个"本体之物"，从而在作为认知能力的理性与作为欲求能力的意志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致堵塞了"理性"凭借"认知"在"实践"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唯一通道;另一方面又主张"认知理性"无从把握的"自由意志"直接植根于原本只是一种"认知能力"的"纯粹理性"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差异，结果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理性"自身如何就是"实践"的这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