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问题与改进思路

 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的就业形式、生活方式、思想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顺应新常态发展要求，开展好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宣传教育领域必须认真研究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逐步落地，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决定农村、农民思想政治状况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自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完成后，广大基层干部受到了教育、转变了作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也得到充分加强。因此，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

　　1.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广大农民的思想状况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从经济上看，随着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取消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农村综合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农民群众对中央各项惠农政策的满意度大幅提升，特别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更加激发了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愿望，广大农民勤奋敬业的热情比以往更加高涨。从政治上看，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基层各级党员干部作风持续改进，一些长期拖而不决的影响干群关系和群众生活的问题得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对基层党委政府的满意度和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度也大幅提升。从思维方式上看，广大农民思想空前解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广大农民逐步分化为农民、务工人员、小职员、小业主、商人等不同群体，很多农村"能人"还身兼其中多重身份，素质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活跃，观念不断更新，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越来越强。

　　2.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工作对象和条件出现新变化。一是农民结构出现了新变化。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和农机的大规模使用，农业生产占用的时间减少，农民的社会活动空间更为广阔。特别是一些临近县城，交通便利的乡镇，青壮年农民几乎全部在外从事运输、服务、建筑等行业或个体工商业，长期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使教育对象主体的很大一部分长期脱离组织管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盲区"。二是思想教育渠道出现了新变化。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与农村现实生活的融合更加紧密，网络已经成为中青年农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农家书屋、文化站、村广播站等传统阵地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各种思想言论在网上叠加，社会矛盾借助网络聚集和发酵，也给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量薄弱。目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到位、思想文化阵地退化、萎缩的情况非常普遍。从镇党委政府层面看，宣传文化干部人数少，宣传委员身兼多职，任务繁重，没有精力全身心投入到宣传文化工作中来。还有不少乡镇的宣传委员，主要是为解决职务待遇才到这个岗位上来的，本身对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思考，更无法做出成绩。从村、组层面看，随着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进行，村干部、小组长主要精力都放在配合乡镇政府传达落实农村政策和一些重大事项，很少有时间或有意识地去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引导和政治宣传工作。此外，由于文化活动经费短缺，很多地方的宣传文化设施管理不规范、人员不到位、设备更新不及时的现象突出，利用率大打折扣；农家书屋因没有专人管理，农民形不成读书习惯，绝大多数书屋常年锁门、形同虚设；很多文化室长期无人值班，缺乏文艺骨干，文化活动搞不起来，只有上级检查时才会临时开门应付。这样一来，多数地方的农民除了跳广场舞之外，就没有条件再参加更多的文化活动，村一级的文化发展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思想教育能力都很弱。

　　2.村民集体意识有所弱化。当前多数村民还是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集体经济的薄弱使得村民之间缺少交流的动因、交流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农民集体参与意识弱化，集体观念淡薄，对正常合理的集体公益事业态度冷漠。[1]以农村环境卫生为例，不少农户自己院子里干净整洁，但出了院子就将生活垃圾就近堆放，污水随意排放。甚至有极少数村民、调皮孩子会做一些破坏路灯、健身器械等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此外，集体意识弱化的同时，一些村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当地的公共事务、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往往受到宗族势力操纵和影响，妨碍了农民群众合法利益的实现。

　　3.一些农民道德水准有所滑坡。随着经济的发展，全镇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极大提高，不仅住上了宽敞明亮的自建房，买了汽车，很多还在县城或新区为子女购置了婚房。但是由于放松思想教育，一些群众的口袋鼓了、脑袋瘪了，公心淡了、私心重了，道德水准并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提升。有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挣钱才是硬道理，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在他们眼里已经淡化。在外不关心村集体事务，在家不尽赡养义务、兄弟姊妹为赡养照顾老人斤斤计较、互相推诿的现象仍有存在。还有一些地方落后的乡风民俗、生活方式有所回潮，比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比阔气、讲排场的风气有所抬头，土葬等现象比较普遍。

　　三、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一头是农民群众，一头是基层干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出现问题，原因主要来自这两个方面。

　　1.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日趋复杂，这一问题主要是经济原因带来的。 　　一是经济盈余少给农民带来持续的思想负担。从总体来看，经济收入总体偏低和预期支出普遍上涨使广大农民长期处于心理压抑和焦虑状态。在农民经营收入，面对涉农物资市场的价格变化，多数农民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抵消了中央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带来的优惠，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此外，医疗和教育支出也给很多农民带来较多思想压力。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农村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供给较为落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优惠政策缓解了农民的负担压力，但非义务教育负担又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方面。一个高中生每年花费为4000元左右，一个大学生每年花费1―1.5万元。农民子女的教育支出。无疑已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长期的低经济盈余使得广大农民把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主要放在经济利益上，行为主要受利益驱动，这一特点在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是市场经济和小农意识共同作用带来的不良影响。从思想意识上看，趋利是市场经济的天性，小农意识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2]在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小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部分村民更多地只为个人眼前利益精打细算，把自身经济利益得失作为是非判断的主要标准，漠视长远利益和他人、集体、国家利益，个别人甚至为了一己之利漫天要价，完全不顾道德、法律和纪律约束，一旦补偿达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立即会采取非正常上访等手段与政府讨价还价。从生产方式上看，我们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双层经营"包含了两个经营层次：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但近年来大多数村庄的现实是，集体联产承包、统一经营管理的层次越来越弱，而家庭分散经营层次越来越强，严重制约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这必然导致农民群众集体意识的淡化。

　　三是对政策敏感性明显增强。随着中央深化改革步伐加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农民切身利益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导致他们对涉及政策的敏感性空前增强。一方面，广大农民学习领会中央惠农政策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对不少政策的掌握程度甚至超过了乡镇基层干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农民在利益驱动下借落实政策提出不合理要求，比如，在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后，一些弃农经商或外出打工的农民，又要求收回他们已经让别人耕种的土地或者违背前期合同提出更高的补偿要求，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还比如，一些地方在土地征用中，同样是修路征地，同一村庄相邻地块的两家农民，一家的地被征用修高速公路，一家的地被征用修环城公路，因征地价格的标准不一样，导致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相差悬殊，从而引发被征地农民强烈的思想抵触。

　　2.基层党员干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面临诸多困难，这一问题主要是体制机制原因产生的。

　　一是乡镇干部没有精力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所有涉及"三农"的事情都得乡镇干部具体落实。由于乡镇政府在实际上不具备财政、人事以及对诸多涉农事务的管理权限，乡镇干部只能在区、县领导和各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对具体工作的处置权很小，但承担的责任却很大。这种行政方式使得乡镇干部一年到头都要以"五加二，白加黑"的状态来随时应对各种工作检查、视察调研和考核评比，很难再拿出精力去抓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文化等"软"工作。

　　二是"一票否决"式的考核机制导致乡镇干部不重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压力型体制下，县、区政府对乡镇有许多"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如计划生育、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尤其是信访问题，是花费最大精力、最难办的事情。[3]这既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还有民众的认识原因。就前者而言，历史上的欠账和积怨，以及很多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都不是乡镇政府所能够解决的，从而引起村民不满和越级上访；就体制原因而言，一方面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应该允许上访，另一方面又有维稳的考核指标逼迫乡镇干部截访控人，这本身就是个矛盾。不仅群众不满意，干部也是满腹牢骚。面对上级"一票否决"和信访解决时限的压力，乡镇干部在实在做不通有关群众的思想工作时，只能以行政权力强推的办法开展工作。久而久之，一些干部就会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手段搁在一遍，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化解社会矛盾，都是行政主导，权力开路，把"摆平"当作"水平"，甚至给今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三是用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很少。税费改革以后，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来，乡镇总收入主要是转移支付，虽然总数较以前增加，但由于多数资金为专项经费，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却有所减少，真正用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经费就更少。由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尽管政府增加了对农民的退耕还林、粮种等补贴，但一些偏远山区交通状况、自然环境恶劣的村、组依然未能解决行路难、环境差、靠天吃饭等问题。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决不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没有说服力。

　　四、今后改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一是要向农业深化改革发展要思想效益。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关注仍然是第一位的。只有抓住农民求富裕这一根本需求开展思想教育，才能把话讲到农民群众的心坎上。要紧紧围绕赋予农民更多权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中心任务，做好政策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资金支持，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扎实有效的帮助。要通过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民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扩大确权登记颁证范围，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发展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事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水平、深度和服务质量，让农民群众在农村生产方式改革和农业经济效益提升的过程中逐步增强集体主义意识，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二是要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做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基层干部自身"挖潜"。从领导层面看，"一把手"重视是搞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各乡镇党委书记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必须要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中充分重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力量。从基层干部层面看，在具体工作中，不能坐等上级部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要求、人财物投入或者是满足于完成上级交办的宣传教育任务，而是要主动作为，积极发现乡镇业务工作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主动谋划在各项业务工作中注入思想教育，在提供计生、新农合、新农保及其他便民惠民服务工作中，既要让群众感受到真真切切的便利，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又要在各项服务中注入思想教育的内涵，以实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政府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而有效开展。 　　三是要健全体制机制保障。乡镇党委和村、居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条把"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列为党员义务，第31条把"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搞好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是刚性规矩。不愿、不会宣传党的主张，不搞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失职失位。在实际工作中，乡镇党委强化宣传教育任务，给予思想政治教育以必要的重视，督促各村、居党支部开展基层党员和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这项工作从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有力的保障。同时，要对各村、居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落实情况给予督促、监督和检查，避免走过场。此外，区、县党委政府要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投入作为的一项经常性开支，为乡镇拨付一定的理论学习费用、宣传费用、表彰奖励费用以及工作设施的建设、宣传设备的添加等，以保证工作正常所需。

　　四是要盘活用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满足广大群众"求知、求美、求乐"的愿望，做到以文化人。首先，要积极推进农村文化综合体建设，整合原有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公共文化资源，在建起来的基础上更要用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设施场所的综合利用率。其次，各地宣传、文化部门要深入研究当地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和阅读习惯，制作一批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口袋书、小册子等，免费送到农民手中。最后，要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的文化创造。农民群众既是公共文化产品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者，来自基层的原生态或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文化产品，往往对农民群众具有特殊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要对群众自发举办、自编自演的文化节目进行资金扶持和专业指导，增加节目的思想内涵，并把其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纳入公共文化产品采购、配送的范围，用农民自己的文化创造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