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完美结合

 摘要：
　　在维护财产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将资本的租金变为国家的税收--本质上属于资本的社会化连续租赁方式，从而实现资本或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操作上，首先股份公司应作为企业的法定存在形式。在此基础上，以公司股份的市价总值为税基，按全社会统一的税率进行征税。税率具有客观性。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资本，效率，公平，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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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得到的应该等于他所创造的。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个人利益只能取决于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不能凭借垄断甚至特权而坐享其成。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认同他人利益，才会体现出真诚与友爱，才会全身心地从事于社会的进步事业。从而使社会体现出和谐，使经济体现出效率。公平与效率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不应该是某些人纷乱虚妄的主观情绪。经济效率也不应该与生产效率相混淆。在合理的制度与操作机制下，公平与效率应该具有量化的客观标准。
　　官僚特权所造成的不公平远过于资本垄断。这是对金钱利益直接的强占豪取，甚至不需要任何资本转换过程的掩饰，当然更不以社会财富的创造为前提。不仅如此，特权的存在会引发人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国还有个专用名词叫"挂靠"。出现为谋取或维护特权利益而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等丑恶现象。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无为浪费，更严重的恶果是人性的扭曲与社会公德的沦丧。
　　社会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边际收益，绝非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让某种投资的规模达到追加的单位投入与由此增加的产出相等，则此时的边际收益率必然为零。那么与其如此，不如将部分资源转投到边际收益率更高，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项目上。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创新的空间却相对是无限的。就劳动创造而言，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越高，说明资源的使用效率越高。
　　私人对资本的所有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资源从低边际收益率向高边际收益率流动。当某些人的利益来源，逐渐从资本创新演变为资本垄断，他们也就逐渐从开明的创新者蜕化为保守的垄断者。垄断者掌握了资金，也就掌握了资源。既得的垄断地位，决定他们的资源投向，更具改良性而非革命性。正因为如此，那些对现存资本具有毁灭作用的高新技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大多不能得到及时的实施。
　　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以至环境恶化，市场价格的非确定性以至经济不定期的膨胀与崩溃，等等诸多无效率现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不公平的资本私人所有制。
　　私有制社会的不公平，决不在于私人能够占有那些纯粹是自己劳动创造的，或以此等价交换的他人劳动创造的产品。创造归创造者所有，天经地义。这是道德与正义的准绳，法律与秩序的基础。是保证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存续的最基本的原则。个人财产无论多少，无论是消费性的或是生产性的，只要不是用作剥削他人利益的资本，就神圣而不可侵犯！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设想过于天真了。
　　经济史实表明，私人资本的数额差别，自身具有正反馈作用，可以不断加大这一差别。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公有制理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其实，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憎恶私有制而主张公有制，正是因为那些在现有科学水平下社会还无法扩大供给--甚至根本不可能扩大供给的耐久性经济要素--它们或者是有形的自然资源，或者是无形的技术知识，以及在自然资源与技术知识基础上，衍生积存的各种生产手段等，却被某些私人所垄断，使之成为自己借以不断剥削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本。由此而造成社会竞争条件的不平等。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共产党宣言》
　　个人主义的辩解是，既然资本与劳动同样是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那么资本必然也要参与其产品的分配--虽然资本家得到了由资本所决定的产品分配份额，但是资本家在取得资本时，已经根据资本的交换价值，支付了相应的代价。意即资本的分配份额恰好等于其交换价值，因此这是一个公平的等价交换过程。
　　鉴于价值与价格概念的混乱状况，在此作如下澄清：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是总价与单位价的关系。一定量某种商品的单位价值，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之，这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的乘积，就是此一定量商品的价值。资本的使用价值，是指一项资本在实际运营中，由该项资本的经济效用所决定的，从而为其所有者带来的收益的贴现和。就经济学而言，各种商品的具体效用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能带来多大的利益，从而可以相互比较。价格通常特指交换价格，而非使用价格。
　　必须指出的是，资本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大多是不相符的。事实上，资本的使用价值常常超过其交换价值，且交换价值较高的资本，其使用价值一般更高--不等价交换由此出现，这正是所谓的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
　　当然边际生产力理论会告诉我们，如果某种要素可以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就会加大这种要素的投入，而减少其它要素的投入。直到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为止。然而实际的生产情况常常是，资本具有整体性，是无法任意分割调节的。资本与劳动亦具有相关的配比，换言之，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资本的一部分。另外边际生产力不代表整体生产力。即使从抽象意义上讲，各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也并不必然证明，其各自的整体生产力相等。
　　实际上，在非合理的制度下，处于协作中的各种资本，其各自的生产力是无法直接衡量比较的，即只能间接地分析判断。
　　再生性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几乎是无限的。风景宜人的海滨，水产丰富的湖泊，生长着名贵植物的园林等。无论以何种可能的价格得到它们，长期看都是物超所值。因为其相同价格的产出，即使能够贮藏，也终有用尽之日。而得到这些资源，就意味着得到了大自然源源不断的无偿馈赠，可以长久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由于资源当前的产出数量总是有限的，人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模仿复制它，即具有垄断性。从而使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他的子孙，能够持续地得到一种具有剩余性质的租金收益。
　　另外象经济发展形成的各种商用土地，社会普遍认可的各种饮食秘方等。其使用价值同样可以看成是无限的。而象油田，矿山等许许多多耗竭性自然资源，法律赋予的各种专利权或版权等，其使用价值虽然不是无限的，但也往往大大超过其交换价值。资源的价格之所以是有限的，仅仅因为货币的数量是有限的。
　　拥有了某项财产，便绝对拥有这项财产所带来的一切。这是一条古老的法则，然而却是一条错误的法则。
　　人人都是只身来到世上。自然资源与技术知识，是先我们而存在的。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绝对地属于某个人或某个种族。对资本先入为主的陈规陋习，是一切不平等，种族仇恨，以至敌国战乱的根源。个人固然可以进行资本创新，但是任何创新，都是在现有资本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个人智慧，都是前人智慧的升华。因此，资本创新只是资本的一个有限的，一次性的增值过程。超过资本增值部分的，由其剩余使用价值带来的租金收益，将之无偿地据为己有，显然有失公允！
　　榨取资本租金的资本家，就如同榨取土地地租的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但要注意的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并非是属于工人的劳动，而是属于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人类，全社会的资本租金。劳动者只能出租而不能转让，即工资是劳动者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因此不可能存在价值剩余。
　　以往将要素及其报酬分为：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租金。这是针对厂商的生产成本而言的。而且这里的资本，确切讲应称为资金，因为利息属于信贷成本。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同土地一样，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租金收益。因此，从社会的经济协作关系的角度讲，要素及其报酬应分为：劳动的工资，创新的利润，资本的租金。土地也是一种资本。
　　租金属于资本的垄断过程。是资本的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超过其交换价值的剩余部分。资本均具有耐用性，其产出是相对稳定的，因而租金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利润属于资本的创新过程。是创新者的使用价值。创新一旦停止，利润也就消失。其产出是相对不稳定的。因而利润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当然，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如果创新能够不断地进行，利润也是持续的。
　　理论上资本都可以出租获利，因而租金应该是商品生产之前决定的。当所有者亲自经营其资本时，可视为自己向自己租赁。如果自营还不如出租的效果好，那是因为被自己的愚蠢的负价格所抵消的缘故。
　　创新者的利润不同于管理者的工资。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是企业租用的人力资本。因而工资是商品生产之前决定的。而利润，无论是显含的或隐含的，都是资本所有者的决策性价格，是扣除其它要素贡献后的余额。因而是商品生产之后决定的。发明家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的经营创新等等，不仅其构思的过程难以预测，更由于无先例可资借鉴，其成果的物化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利润也是一种风险性价格。
　　工资源于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是其劳动创造的价值体现，理应归劳动者所有。利润源于创新者的天赋与拼搏，是其资本创新的价值体现，理应归创新者所有。租金源于资本本身的经济效用，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全社会共有的资源与世代扩展、更新、积累起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以某种方式回归社会。
　　取消私人的资本垄断，并不需要取消私人对资本的财产所有权。因为只要各种资本之间不存在相对的垄断租金剩余，则各企业的垄断程度必然相等。那么实际上垄断也就消除了。所谓公有制，应该是资本的公有制而非财产的公有制，它只能体现为国家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更需要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创见性。这既不能通过数学推演解决，也不能通过投票选举解决，最终只能落实给具体的人。如果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不明确，那么经营中的风险与个人价值也就得不到补偿与体现，则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
　　就所有制而言，首先在于资本收益权的拥有，因为取得收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资本使用权的拥有也很重要，因为个人的才能与价值，必须有机会使用资本手段，方能得以体现。在非合理的制度下，资本收益与个人价值很难区分。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私有制。私人企业的资本收益，总有一部分要成为国家的赋税。而国家的赋税，即使在奴隶制社会，也总有一部分要用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这种国家对资本收益的所有权，必然使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公有制的性质。世界上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领导比普通工人，显然拥有更大的资本使用权。而且领导与领导之间，甚至工人与工人之间，其资本使用权也各不相同。这种因资本使用权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的资本收益权上的不平等，必然使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私有制的性质。
　　经济公平的标准，在于资本收益权与使用权的严格对称：个人能够得到但只能得到自身带来的收益；个人必须承担但只须承担自身带来的损失。经济公平的偏差，必然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即资源的非生产性应用。
　　极端的私有制经济，总是表现为收益权大于使用权。即企业所有者得到的利润，并非全部是自己的决策价格或风险价格。其中还隐含着资本垄断带来的租金收益。历来的税收机制，都无法将其全部提取出来。而极端的公有制经济，总是表现为收益权小于使用权。即企业经营者不但得不到资本垄断带来的租金收益，甚至连原本属于自己的决策价格或风险价格，也被税收机制取走。而当出现经营亏损时，也由政府承担，他本人并没有补偿的责任。
　　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的失败，乃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正确地实现过。或者说它从极端的私有制走到了极端的公有制。其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经济，而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
　　极端的公有制等同于公无制，只能引起混乱与效率低下。既然资本的使用权与使用者的自身利益不相关，他没有理由为资本的增值而努力。不仅如此，通常他或多或少会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个人利益。于是特权泛滥，牺牲企业以中饱私囊，自然成为极端公有制经济的常见现象。债转股更不可能改变低效的国企运营机制，它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另外国企领导的产生是基于政府选择而非社会选择，从而使企业特权扩展为政府特权。长期而言，极端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具有必然性。
　　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政府出于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都能成为个别人捞取私利的凭借，成为特权泛滥的借口。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个别企业，也许可由政府推荐经营者，但作为一种普遍方式必然行不通，因为推荐者本身也需要推荐。事实上推荐也是一种特权。
　　福利分配也好，转移支付也好，以及事业性工资等等，凡是割裂了资本收益权与使用权联系的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是无效率的。
　　中国目前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功，正是因为加强了企业使用权与收益权的联系。即企业的公有化正在减弱，而私有化正在加强。但这种转化仍是基于政府的主观努力，而非制度上的进步，因此难以持久。与其如此，不如进行真正的转化，比如以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那些优秀企业家以永久的控股权。而经济的公有化性质，则应体现为国家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什么样的人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任何领域的成功，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
　　那些凭借特权或垄断，能轻易地获取金钱利益的人，往往并不擅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愿意从事风险投资。尽管这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愿意从事社会财富的真实创造，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因为没有资本而无法付诸行动。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那些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即使能够有所作为，也必须付出许多不必要的代价。
　　艰苦的环境也许会造就一两个天才，但更多的天才则会因此而埋没终生。
　　为什么严重的衰退与萧条过后，总是迎来更加显著的繁荣。为什么战败后的德国与日本，却能迅速成为经济巨人。纵观人类历史，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也总能经历一段强劲的增长吗？官僚的特权，资本的垄断，以及各种社会恶势力等，历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清除它们的过程，历来都是艰巨而残酷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金钱，往往左右着政治选择。所谓不破不立，正是这个道理。
　　私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这是资本的不等价交换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反过来，贫富两极分化却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东欧转型国家遭受的经济挫折，原因就在于其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实际上让那些邪恶的投机分子，轻易地得到一个快速获取金钱的契机。但他们获取的仅仅是金钱，并不代表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些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必然招致国家的衰落！
　　发展的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但成功的原则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仅能使个人快速致富，而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经营活动。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将精力放到专利技术开发等促进社会实质性发展的事业上。
　　商品能否被垄断，主要不在于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并不存在绝对的行业。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容易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只有一个供给商，也具有竞争性：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介入，他必须通过规模效益，取得成本与价格优势。其供给因而扩大，收益率因而下降。事实上集中行业的收益率仅略高于分散行业。反之，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无法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它被众多的供给商分割所有，其供给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即具有垄断性。
　　自然垄断行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并非是因为存在所谓规模效应。包括农业在内，只要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就必然存在规模效应。正如其名称所指，垄断出于自然因素。表象上在于它们的资本：输变电网，通信线路等不允许被模仿复制。但这种不允许与特权不同，确切讲，是不允许在城市中极其有限的商用土地上模仿复制。因为模仿复制的社会收益，要小于被用于模仿复制的商用土地的机会成本。可见其垄断性源于商用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不应笼统地认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因为土地与土地并不相同，就象人与人的能力不同一样。任何两项资本，只要有任何一点差别，严格讲就不是同一种资本。凡是一种持续性效用，若其数量不因需求的增加而能相应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固定供给要素，就具有垄断性。商用土地之所以能构成自然垄断，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只能使其增值，而无法使其贬值。
　　资本的垄断程度，是由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决定的。资本供给的垄断程度，不仅在于供给的数量能否变化，还在于此资本的效用，能否被其它资本替代。因为"替代"是一种变相的供给扩大。资本需求的垄断程度，不仅在于需求的数量能否变化，还在于此资本的构成，能否转换为其它应用，因为"转换"是一种变相的需求扩大。替代的可能性越小，或者转换的可能性越大，则垄断程度越高。
　　垄断的危害，在于垄断者能无偿地占有其租金收入。而绝非是垄断者减少了商品的供给数量，造成所谓社会福利净损失。所谓哈伯格三角，是资源的节约而非浪费--至少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产权界限合理而明确的前提下，市场决定的数量应当是最佳的。任何人为的干预，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 
　　现实世界上，任何不可替代性要素都处于分权竞争状态，个人根本无法垄断。真正是生命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如阳光，空气和水，甚至是免费满足供应的。而且从发展的角度看，任何资源的稀缺性，都是可以被科学进步所解决的。即使象大城市的土地，其有限性也是人为的，人们需要这种有限性。而一般性土地，至少目前并不短缺--也许永远都不会短缺，因为我们可能找到新的可居住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