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现代社会心灵的生态危机及其诊疗之方

来源：长理培训发布时间：2017-06-30 18:42:25

　　肇始于 17 世纪的现代性运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将笛卡尔的主体性宣言从欧洲布散到全球。在此过程中，"至少在这个星球的'发达'部分，一些紧密相关并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已然发生，抑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为个体追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挑战"[1]（ 1）。不可否认，"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2]（ 6）尽管这些阴暗面一开始并未织入现代性叙事的主线，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全盛时期的来临，它们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里潜滋暗长。现代性危机已经深入骨髓，它不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给现代人不间断地制造麻烦和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现代人的精神层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日益具有某种幻觉的色彩，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联袂复演使现代人对现代性许诺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图景渐渐失去信心，用当代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探讨现代人生存境况的几本相互关联的着作来概括就是：现代人在这个"流动的时代"（即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过着"流动的生活",并充满着"流动的恐惧".

　　一、"薄冰起舞": 现代社会心灵生态危机的表现

　　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已经使现代性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其深度也在由观念到现实的不断开掘之中。从韦伯对人的世俗化与工具化的现代趋势（现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的忧虑到尼采对"现代灵魂"堕入虚无主义深渊的痛斥；从海德格尔对技术围困中的"现代世界"向何处去的追问到吉登斯对现代性风险的诊断；从福柯揭露规训社会中的"人之死"

　　到利奥塔对现代性元叙事的解构；从泰勒以专着探讨"现代性的隐忧"到鲍曼对现代性从固态到液态的精细刻画……众多思想大师迅速集结到"现代性"的主题下，对这一攸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现象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方面的危机，二是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关于前者，除了应该不断强调我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严肃性外，就其具体表现而言，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与之有过深刻照面，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表象来看，这种不愉快的遇合完全是非主动的、被迫卷入的。因此，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停留太久以对自然生态危机方面的评论作挂一漏万的综述；焦点将给予后者，我们将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尝试性地剖析现代社会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相较而言，到目前为止，它远不如自然生态危机那样为人熟知，它是暗夜潜入的不速之客，在现代人警醒之前，已将危险散播一地。

　　"心灵生态"的提法若不能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作一番详细的说明，则多少难避哗众取宠之嫌；以常识性的眼光来看，它总是显得不伦不类：

　　"心灵"向来就是精神领域的关键词，而"生态"则一般被归入自然物质方面。心物二元、精神与物质对立的思想传统在哲学史上从人们开始试图理解首次提出"心灵"概念的阿拉克萨戈拉的思想起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人们从他的思想中首先拣出了心物对立的问题，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将阿拉克萨戈拉的心灵学说视为心物二元论的雏形。"心灵生态"的提法显然是试图在分立之外寻找关联，它也不准备涉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之争。如果这种关联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里就不仅仅是在玩弄随意的概念组合，而是让思想中隐秘的在场者走上台前。"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心灵生态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心灵生态是一种由现代视角向建构性后现代视角的理论转型。心灵生态学认为人类与其他所有生物是'内在关联的',我们施于其他生灵的或好或坏的影响将成为它们自身的一部分。因为人类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命之网上的一部分。心灵生态学绝非一种抽象的哲学或一套理论原则，它是一种心境、情志，一种意识，一种生活方式。"[3]

　　由此看来，"心灵生态"的涵义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以整体性原则取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整个自然界构成一张生命之网，作为生命之网上的一部分，人类与其他所有生物相互牵制、相互依偎，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类在对其他生物施加影响之时必须考虑其后果的反作用。其次，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作为"一种由现代视角向建构性后现代视角的理论转型",它试图打破现代视角的局限性，伸展出为现代视角所忽视的一个维度，即内在的维度，这种对现代性的超越不能仅停留于理论上的反思，更要注重建构性的实践。最后，就人自身而言，它要求转变人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既有的生活方式，保持一种积极、健康、自我平衡的心境、情志、意识。上述三个方面的涵义在"心灵生态"概念中是有机统一的，个体的生活方式的优化直接影响其所参与的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后果又会对自然造成影响，这一系列的影响最终又会反馈给生活在自然之中并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总之，"心灵生态"概念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关联性：人的自我的身心关联、人与社会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联。而且这些关联性是内在的、本然的，不是随意附加的，启动这一系列关联的开关就是人。

　　从而，考察现代社会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主要就是考察这些关联性的忽视与破坏程度。与当下流行的一般性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不同---这种探讨一般着眼于解决对现代人被抛状态的吸引与聚合，它侧重于此在的意义向度---考察现代社会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逻辑上应置于"意义"之后，它的着重点在于人之在世的方式及宇宙整体的有机性，即解决人应该如何与自身交往、与社会交往、与自然交往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摆置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联性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链中，人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构成时空的座架，然而，时间压缩和空间拉近的体验并未在现代人的内心形成生活的完整感、致密感，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破碎感、疏离感；在现代生活中谈论自由与安全是奢侈的，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是一切都浸淫在不确定性中。的确，与前现代相比，现代社会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容否定，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观察到的，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并未将我们带入自由王国，而是将我们推进了消费社会。行进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摒弃了在神只面前的恭顺与谦卑，却越来越深刻地陷入了对生活的牢靠性的怀疑中，洁净美观的外表下怀揣的是一份如履薄冰的恐惧。人格分裂、信仰覆灭、精神崩溃成了现代人的新的致死的病症。笛卡尔的主体性日益成为拉康的伪主体性了。

　　在前现代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组织的最小单元，天然的亲缘关系使家庭成员获得归属与认同，家庭的稳定与幸福使社会和谐得到了基本保障。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日益从传统的家庭中"脱域"出来，直接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在这方面，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现代教育的普遍幼龄化现象，幼师成为社会的人格化身，教育孩子如何按照社会的期望和要求去成长（而不是按照自身的天性和禀赋） ,受教时间越早越好的观念正牢牢把持着父母的头脑。事实上，考虑到子女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配合社会的教育机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父母唯一的选择。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必须以自身的有用性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关于如何扮演好"社会水泥"的角色的考虑使家庭观念不由自主地靠后，也许终有一日，一脉相连的温情在完全社会化的个体那里甚至会连回忆都不是，而只是弥散在怀旧作品中的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离家出走的现代人能够真正为社会悦纳、在社会中找到新的容身之所吗？照目前的情势看来，在这个严肃的问题面前给出乐观的答复必须掌握好分寸。前面已经说过，现代人必须以自身的有用性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现在需要正支配一切，并使沉沦的人类屈服于它的暴虐的桎梏之下。实用是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能也要尊崇它"[4]（ 3）。换句话说，无用即非法。当然，废弃与销毁是非法之物的天然归宿；总之，一定要确保它们不影响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手段可以是多样化的。作为社会的齿轮，现代人需要不断为社会的运转效力，然而又必须时刻面临被淘汰与替换的危机。应该说，现代人的漂浮感与无根性已经上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洪水猛兽破笼而出的景象是进步幻觉之后的又一个现代性梦境。

　　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颇富创见的成果---理性的法庭上，秉持公平正义原则的人应该为自然的自卫性反抗作一番申辩。吉登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2]（ 111）"在现代性条件下，我们面对的危险再也不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了。当然，飓风、地震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仍然在发生。但是就我们与物质世界关系的基本方面来说，与那种从前时代的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在地球上已经工业化了的地区就更是如此，但是在各个地方的程度有所不同。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2]（ 96）每天不断拉响的各种风险警报敦促现代人必须对新的风险景象给予必要的关注，在现代人征服自然的宏大企图中，历尽劫难的自然界再也不能仅靠抒情诗人的溢美之辞去安抚，宽容与忍耐都不是无限的；平心而论，自然界的适时反抗并不过分，现代性的教训与现代性的成就在人们的头脑中应当平起平坐。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作为现代社会心灵生态危机之表现的三重关联性的破碎：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征服的梦想过于强大，使得从理智之中脱缰而出的现代人敢于目空一切，单方面撕毁与自然的和谐之约；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人类知识培育起来的胆量和进取心，使建功立业成为现代人主要的兴趣点，想象力与道德感的脱节使古老的"人之常情"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伦理危机中失语；就人自身而言，现代人为了实现自我而不分昼夜地忙于与外界交往，他们的耳朵仅在捕获外界信息时异常灵敏，内心的声音却日渐微弱（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在与外界交往最得心应手的时候，他们与自身失去了联系） .在这里，我们不难从破碎的三重关联中发现某种一致性：强烈的自我意识使现代人敢于进犯自然，漠视道德，背离本性。然而，关于现代精神所燃起的是希望还是欲望的探讨尚无定论，现代人的主体性之真伪也难以辨认了。

　　二、原始冲突的新升级：现代社会心灵生态危机的病理

　　我们分析现代社会心灵生态危机的病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对现代社会作一番批评，而是为了找出关联性的断裂处---现代人是在哪里、又是因为何种原由而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失去联系的？

　　一种可能的逻辑是，"个人在世界上极其有限的存在同世界泰然自若的稳固性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使人感到羞愧和痛苦，这种冲突自天地初开以来，就是人类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了现代性的曙光来临之际，生活就是前者的短暂性和后者的持续性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的冲突，是二者间那种不可比性在每天都进行的演练。在争夺这种持续性过程中，所有取胜的机会都掌握在世界的手中，因为每一个现在生存在世界上的人都注定无法活得那么长"[5]（ 100-101）。不过，现代性的光辉普照之际，关于这场永久性冲突的历史叙事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2]（ 4）作为这场变革的首要发明和主体工程，工业化从地方到全球的迅速扩张使主体性找到了现实的附身，自然界首次由栖居之所变成了能源库与垃圾场。

　　作为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机制，资本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并使自身完成了由手段到目的的历史性升格。在研究货币哲学的过程中，齐美尔深刻揭示了这种变动，"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既是以劳动分工为标志的复杂都市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这类社会活动的表征。

　　货币最初乃是源于便利城市中的生命与交换的需要，但它没能保持作为一种单纯的手段，反倒成了独立的目的"[6]（ 15）。从这时起，资本的逻辑不再满足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平铺直叙，它开始自下而上地向高处发展，全面推进人类政治结构与精神结构的"解构-建构"事业。继而，"货币构成了客观性之网，它涉入一切现代都市交换关系。如此一来，情感的或道德的纽带就几乎无处容身。作为系统的货币矗立于都市化的人类与个体之上，作为自在的现实而与众生男女对峙"[6]（ 15）。这种"客观性之网"的编织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人的物化或异化过程。随着资本逻辑下的新的客观性标准的建立，个体作为社会组织上的齿轮也只能朝着被规定的方向发展。与现代性的开篇相比，现时代的状况似乎出现了某种历史的逻辑重叙，其可能性就建立在现代性的直线性、单向性上；不同的是，迈入现代性看起来比卷入物化或异化更像是人类自由的选择。

　　简言叙之，现代社会心灵生态危机的病理可能演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人类本性中的原始冲突---即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冲突---所构成的基本矛盾在现代性中的运动、变化、发展展现出了深刻的不平衡性。主体性与理性的双翼使无限性的一面随着人类想象力的激活而不断被高扬，起初作为辅助工具的资本却越来越显现出桀骜的本性，最终使主体与理性的无限性蜕变成了资本的无限性，资本随着现代性周游世界，并将其内在的逻辑发展为现代人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图式。然而，正是主体性与理性在物化与异化中的沉沦，使无限性的一面没有在暗而不彰的有限性面前绝对胜出。问题并未在沉寂中放弃寻找出口。当现代人开始惊叹于自己的能力与成就，在繁荣的物质国度里再也把持不住时，原始矛盾的双方又自觉恢复了平衡性。

　　不难看到，现代人与自然的分离在现代性的曙光乍现之时就开始了：毅然离家，到世界中去，观光抑或流浪。相形之下，现代人与社会的分离似乎淡褪了一些浪漫的色彩---资本的严厉性格（资本逻辑的制度化）使情感与道德承诺日甚一日地变成了他们的难以承受之重。而真正的切肤之痛发生在现代人与自身的分离上：做一个合格的现代人，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必须首先献祭出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专家系统成为主要的脱域机制之一，这些"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2]（ 24）时下盛行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古老的成人教育惨遭驱逐与流放，这在现代社会中早已司空见惯。

　　三、重归自由：审美策略作为心灵生态危机的内在诊疗之方

　　在社会形态由生产型转入消费型的过程中，商品的"华丽外观和展示性景观存在"使社会呈现出一幅"诱劝式的美学图景"（德波语） .显而易见的压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诱惑，消费神话使人们在消费社会中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和审美体验。然而，鲍曼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所得到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带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的纽带是消费；人们追逐着由社会培育出来的消费欲望，永不满足；消费盛宴和审美狂欢的背后是主体之死。维克多·马苏深刻地总结到： "正如让-约瑟夫·古和沃尔夫冈·韦尔施所指出，无处不在的价值审美化和经济机构相结合，导致的价值退化和被替代权力所接管。专精化的进步已经导致了每种价值的支离破碎……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碎片组成的王国中：

　　不同风格的表现已经成为不和谐的杂音。支离破碎的价值无法给世界一个方向，因为它们服务于从属性的目标。一个由孤立的专业行为准则所组成的伦理体系，疏远了人类的尊严。为参加表达世界的混乱而骄傲的审美，不是美或世界的理想同盟军。将不同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四处点缀，是一种文化上的尝试，可能制造良好的观赏效果，但并不能产生意义。娱乐、高速运动、高分贝、暴力性知觉和秘密的狂喜，是当代审美化的典型形式。

　　它们将世界送到我们手中，但代价是我们的灵魂。"[7]（ 90-91）沃尔夫冈·韦尔施也直白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审美幻象中"完全审美化"的结果：

　　"当任何东西都变得美丽时，就不再有任何美丽的东西。正在加剧的从美化到兴奋的转变也无济于事：长久的刺激最终导致麻木不仁。最后审美化导致了麻醉：我们不再欣赏并注意到灌输在每一个事物中的美；或者我们在体验中厌恶它，并对审美化环境的强制性封闭了自己的感官。"[8]（ 77）前面已经说过，消费社会中的美学图景只不过是一场审美幻象，它是以美学的手段推动消费逻辑实现的过程，流行的审美时尚，也不过是一场"针对消费对象的'指导性废弃'的游戏"; 这种"诱劝式的美学图景"断然不会给现代人带来非功利的愉悦感及由真正的审美活动所激发出来的心灵自由与平安。它不可能做到把人从物化或异化中解救出来并引领现代人走向自由解放的希望之地。这场幻象的真相是： "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4]（ 14-15）这种碎片化的生存境遇不仅不能给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重归和谐的机会，反而会从内部更加猛烈地撕裂人性。

　　"但是，人怎么能注定为了任何一个目的而忽视自己本身呢？难道自然为了自己的目的就应该剥夺理性为其目的而给我们规定的完善吗？因此，培养个别的能力就必须牺牲这些能力的完整性，这肯定是错误的；或者，即使自然的法则仍然那样一意孤行，那么，通过一种更高的艺术来恢复被艺术破坏了的我们自然本性中的这种完整性，这件事情应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4]（ 19）作为一种非决定性的尝试，我们拟将审美策略作为心灵生态危机的内在诊疗之方，因为"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问题，人们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 …… 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4]（ 4）。显然，我们即将展开进一步阐述的"审美策略"完全不同于前文所述的在消费逻辑实现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审美手段。诚然，"策略"的提法已经暗示了审美活动在主体重归自由的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首先起到桥梁的作用，但是我们试图说明，这种桥梁作用只是作为一种逻辑序列上的过渡，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它们与自由是同一的，即是说，当我们预备着手于以审美的方式去续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久已失散的关联时，我们就已经在领受"自由"的晨光，因为我们内在地走出物的围困而重归自由的决心就是自由的开端---美即自由。自然而然地，我们在描述"审美策略"中所使用到的关键词（诸如"美"与"自由"）也俨然不同于它们在消费社会语境中被赋予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它们更为亲近在古典美学中的意蕴，毋宁说，途经现代性（至少正在此路上）的审美策略意欲实现复归古典的美学图景。当然，这种复归不会是直线式的往复，而是在对现代性的建构式反思中的否定之否定，因此，这里的"复归"也就具有了超越的意味。"默默创造的生命，自发的平静创造，遵循自己法则的存在，内在的必然性，自身的永恒统一。它们是我们曾经是的东西，它们是我们应该重新成为的东西。

　　我们曾经是自然，就像它们一样，而且我们的文化应该使我们在理性和自由的道路上复归于自然。"[4]（ 149）"真正的道路不是外在的，而是在自身中开凿出来的。"[9]（ 26）因此，我们试图将审美策略作为一种人类自身内在的努力，借以恢复我们在现代性中被破坏了的自然本性中的完整性。这种努力既是内在的，则要求我们首先能够从片面的、繁复的物质关系中超拔出来，主动弃绝种种"伪造的理想"①[10]（ 61-62），以审美的态度去关心内心的救赎。用张世英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实现"由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的转向""由在场到不在场的超越""由显现处超越到隐蔽处"[11]（ 30）。"我以为哲学乃是教人超越（不是抛弃）主客关系，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复到不分主客、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整体，亦即从宇宙整体的内部体验到一种物我（包括人和己）两忘的境界，这就是最高的审美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其中很自然地也包含了一种'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的感情和意志。"[11]（ 38）张先生在这里所倡导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中被遮蔽的方面出场时的景象，处在此种境界中的个人重新恢复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重新体验到长久未在内心中涌动的原始"激情".②[12]（ 4）从本质上来看，这种通过转变现代人的既有的生活方式而达到的审美境界就是现代人再次与内在的自我取得联系的救赎之地，在非功利的愉悦之中，"个体灵魂的生命气息"被召回了，它体验到一种真正的自由。

　　我们力图在审美策略中始终遵循内在性原则，并将恢复内在心灵的完整与自由作为首要的步骤，只有首先让个体培育出一种积极、健康、自我平衡的心境、情志，将"碎片化"的人化育为完整的人，进而将现代心灵生态的重构推向社会与自然的层面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社会中的个体不再仅仅受到欲念和利害计较的强迫，而是以一种健全的眼光和审美的态度去参与社会的实践活动时，资本就会被重新归置到手段的位置，与之相伴的是消费社会的祛魅过程，个体从诱惑中醒悟，再度回到自由与解放的旗帜下。这里可以设想：由审美的人所组成的和谐社会必然会掀起一场盛大的集体还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个体重新感受到自身与万物的内在关联性，整个自然界所构成的生命之网将成为所有生物的共有家园。

　　一重现实的困难使我们意识到现代心灵生态的审美式构建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一项必须分阶段推进的宏大的社会工程。为了避免进入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们不便在作为首要步骤的个人心灵生态的完筑工作尚未全面开启之前对以后的阶段做跳跃性的精细描画。这重困难就是，现代性的建筑结构依然坚固，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制度性束缚环环相扣，突出重围的缺口在哪里？

　　这恐怕又是一个操之过急的问题---突围的意志与决心准备妥当了吗？毕竟，告别消费自由中的沉沦不太容易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因此，笔者一开始就申明了，这里的审美策略只是一种非决定性的尝试。但是那些"关心内心救赎的人的灵魂"和"对现代深感绝望"的"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使我们在这重现实的困难面前依然看到了前景中的光亮：是这些高贵而静穆的审美灵魂已经在孤独中为我们的社会工程奠基，他们的耳朵最先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乐音：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欢庆"自由"回归的盛会，"它是生活本身的游戏，它超越了匮乏和外在的强制，它是没有恐惧和烦恼的实存的显现，因而就是自由本身的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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