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闽东北土地革命下畲汉人民的融合研究

 　　民族融合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民族融合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时间跨度上看从古代到民国。关于此一主题的主要文章有：古代（李淑兰，1995;李月辉，2004;张京华，2007罗新慧，2011）、春秋（徐兴祥，1999;）、秦汉魏晋南北朝（李晓斌，2002）、汉唐（陈长琦1996;）、北朝（庄丽霞和周海燕，2006）、宋元、元代（包鹏，2000;颜广文，1995）、明代（刘祥学，2006;）、清代（任崇岳和冯明臣，2004;）、清末民国（杨帆，2007;马先彦，2002;李良玉，2011）等。从空间上看全国大部分多有涉及，主要集中西南、西部、北部、东北等。关于此一主题的主要文章有：北京（李淑兰）、滦河流域（李月辉）、广西（唐凌等）、岭南（严雪晴）、云南（李晓斌）、康定（赵勍和何文华）、中原（任崇岳和冯明臣）、三峡（刘容）、甘肃（包鹏）、东北（景体渭和张振华）、广东（练铭志）、温州（盛爱萍）等。从文化范畴上考察主要有神话（田兆元）、文化（朱筱新，赵伟）、观念意识（王红）、宗教（何光沪）、语言（景体渭和张振华，曾剑）、姓氏（汤锦程）、移民（杨华山）、通婚习俗（赵勍和何文华）、丧葬习俗（李佳静）、武术（旷文楠）等。从经济范畴上考察主要有矿业（韦浩明）、农作物品种（唐凌）等。从推动融合主体上考察主要有政府力量（唐凌）、会馆（陈炜和吴石坚）等。关于综述和概念辨析类：
　　
　　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孙进己）、概念辨析（刘戈，陈通明，李龙海）、民族经济融合史研究论纲（唐凌）、民族融合新论（田孟清卢辉）、融合特点（何星亮）、融合的作用（方芳）等。其他类主要有：从个体体质上考察（邓建富和周玉蓉）、强调共生效应（陈天育）和民族兼容性（同利军）等等。可谓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近年来单见诸中文期刊数据库的较有代表性相关文章即有：唐凌农作物引进和推广的角度观察广西民族经济融合，从政府为巩固政权而发展经济的视角论述广西民族经济融合。韦浩明从矿业开发引发大量人口的迁入，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的应用促进各族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论述了桂东民族的融合。庄丽霞和周海燕基于汉族婚姻"六礼"得到鲜卑等民族接受，进而民族间的通婚频繁，婚礼习俗彼此融合对民族融合问题作出论述。陈炜和吴石坚则从商人会馆这一角度探析民族经济融合的动力。包鹏从元代墓群出发对元代的经济和民族融合作出探讨。杨帆从桂越民间边贸的角度探讨民族融合问题，等等。与此同时，李龙海根据当前民族融合概念界定歧义出发，对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和民族文化融合概念作出较为系统的辨正分析。但这些研究中，东南沿海的民族融合研究成果却很少，涉及东南沿海畲汉民族融合关系的更少；且针对民国时期国共纷争为主题的民族融合研究则更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国民时期东南沿海的闽东北，共产党在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为主题，对本区域畲汉民族的融合做出探讨；文中民族融合内涵相当于李龙海先生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界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的火种之所以能在闽东大地传播，革命的力量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得以保存和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的团结。很多革命老前辈，都是畲族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
　　
　　闽东北国共纷争指第二次国共内战，即1927年至1937年间，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间的战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国民政府称之为"剿共",共产党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
　　
　　本文所谓之闽东北即福鼎、霞浦、福安、宁德、罗源、连江、古田、屏南、周宁、拓荣、寿宁十一县。这一区域的畲族人数是全国的四分一以上，居住特点：地处深山，大分散、小集中，许多村落是畲汉杂居。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闽东北山区的畲汉民族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融合趋势。
　　
　　一、闽东北土地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揭开了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序幕。
　　
　　针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共产党开始建立新秩序的探索，即通过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一切革命因素。1929年福安、连江等县建立共产党组织，闽东北地区进入新时期。在叶飞、邓子恢、陶铸等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浪潮在闽东北掀起。畲汉人民一起，投入革命洪流。这洪流，以福安、连江为中心而展开，遍及十一个县的533个乡、5967个村，人口达592744人。[1]（P225）
　　
　　1.土地革命概况
　　
　　1933年5月，洪塘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在长龙畲汉各村实行土地改革，长龙总洋等畲村不论大小每人平均分到水田4斗（相当2亩），为革命牺牲的烈十亲属分到双份田。[2]（P155）1934年，连江县、罗源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分田大纲，制定"畲汉同等对待"的分田方案，领导各乡、村（包括畲族乡、村）苏维埃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分田运动，规定按原耕分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贫雇农分好田，烈军属优待，地富分子坏田，逃亡地主不分田。[2]（P177）1934年3月，闽东革命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苏维埃政府颁布："地主和反动派的家属分坏田，反动逃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的田地比地主稍好些，中农和贫农按原耕土地的肥沃程度抽肥补瘦，分配给一些好田，畲、汉两族平等对待，对红军家属给予一定照顾"的分田政策。[3]分田程序大体如此：没收畲、汉地主的土地，交由苏推埃政府统一进行评产，按段插标，然后以村苏推埃为单位，按人口进行分配。[4]（p34）1934年5月，霞鼎县委召开区委、区苏主席、土地委员联席会议，发动土地革命运动。会后，分田运动在上西、下西和上万分区首先铺开，西胜地区龙潭、五斗和崇儒地区上水、石亭（属下西区）、虎龙坑（小东区）和外西坑（上东区）等畲族村均站在分田运动前列，各村苏维埃政府，根据闽东苏维埃政府《分田大纲》和"福安柏柱洋分田经验",组成评议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首先通过贫农团划分阶级，经评议委员会评定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成分，接着由分田委员会，按照分田大纲，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并写上牌子，插到地上（即插牌标），让分得土地者认领，其中田地较少的龙潭、五斗、三斗、马地、龙虎岗等5个畲村，每人也分得7分水田。6月，第一期分田结束的乡、村，在柏洋陈墩举行"庆祝分田胜利大会",欢庆土地还家，并当众烧毁了地主的田契和祖宗的债券。1934年8月，分田运动全面铺开，散居于各苏区的畲村多完成分田或进入插标认领阶段。[5]（P354）为领导土地革命，闽东北11个县畲族聚居地有3个区、21个乡、300多个村成立起苏维埃政府[6]（P13）。民国26年左右，闽东9县人口1434118人，[7]（P218）依据民国版《福建通志》载：民国26年（1937年），连江221565人，罗源106051人，那么，闽东北11县共有1761734人，约50万人进行分田分地，占总人口数的28%,可见当时土地革命在畲汉地区具备一定的普及面。
　　
　　2.特点
　　
　　关于闽东北十一县土地革命特点如下：（1）时间和范围。1933年---1935年的闽东北十一县。（2）领导机构。县级苏维埃、乡级苏维埃和村级苏维埃。（3）分田原则。畲汉同等对待，根据阶级成份分田。（4）分田步骤。颁布分田大纲，领导各乡、村包括畲族乡、村苏维埃政府，宣传动员，通过贫农团划分阶级，评定成分，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土地；写上牌子，插标，让分得土地者认领。（5）取得成果。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北方圆七百里范围内广泛建立了共产党、政、群团组织，领导了约五十万人口进行分田分地。[8]（P32）其中，福安山头庄、小岭村畲民人均分田一亩，霞浦五斗、龙潭等畲村人均分水田七分，连江总洋畲民人均分得水田四斗（相当于二亩），[6]（P14）罗源县的西兰等村畲族群众人均分得土地一亩多。[4]（P35）从以上罗列材料显示：闽东北土地革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畲族聚居的山村、畲汉杂居村和这些村落左近区域。由畲汉民族组成的苏稚埃政府制定并颁布"分田政策",组织人民，按照政策，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土地革命。全区11县占总人口28%的人民卷入分田分地之中。特别是畲汉人民在一定组织架构内以分田分地为媒介，为分田分地进行讨论和交流，并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制定政策；畲汉人民根据政策，组织人民分田分地，即在执行政策中需要沟通、协调、解释等；在分到土地后还需要处理各种各样因分配问题或分配过程中引起误解等问题进行协调，以及由于土地杂处，在耕种、除草、施肥、收割等劳作中的交流等等，因此，闽东北11县人民中28%的人口，主要集中畲汉杂居区域，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实现了与其他民族人民近距离、积极主动的接触，实现了生产力与土地的最佳结合，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互相的学习和提高，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二、闽东北武装斗争1929年到1937年的闽东北十一县，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对抗国民党政府轰轰烈烈。关于闽东北畲汉人民的武装斗争可以分成开展抗捐抗税、举行武装起义和发动游击战争。大体如下：
　　
　　1.开展抗捐抗税1929年6月中共连江县地方组织领导全县上万农民涌向县城开展抗税抗捐斗争。1931年10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到连江县的透堡开展秋收减租斗争，取得胜利。[2]（P153）1931年后，共产党在福安县凤阳、大山下等畲村建立了贫农团组织，发动群众采取"以拖为抗"的办法抗缴租粮，限制粮食外运。[4]（P36）福安凤阳村畲族共产党员钟阿添先后在大山下、长潭、小贝、溪塔等72个畲族村建立了农会组织，保证了'"五抗"运动的顺利开展。[9]（P118）1932年春，在共产党领导下，福安、福鼎、寿宁，连江、宁德等县的畲、汉农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鸦片捐的斗争浪潮。在福安上西区成立抗捐委员会并一致通过：不交一文鸦片捐、组织农民自卫队、收缴反动武装保证斗争胜利等决议内容。在福鼎县，当地畲民团结起来，聚守山头、路口，阻击武装军警到双华畲乡强缴鸦片捐，使其一无所获。[9]（P119）在连江县，畲、汉农民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烟捐斗争，各区农民召集代表会议，达成协议。[10]（P17）闽东北11县的畲汉人民联合的"三抗"、"五抗"、反鸦片捐等抗捐抗税是在中国共产党根据闽东北实际情况，精心策划、组织领导畲汉人民进行的；是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闽东北畲汉民族摒弃民族前嫌，对付共同国民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各族人民敞开胸怀，平等互助，团结协作，取长补短而取得胜利的一场抗争。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融合大趋势的同时，也掀开闽东北人民抗击国民党统治的序幕。
　　
　　2.举行武装起义1931年12月21日夜，特支书记杨而菖率透堡农民自卫队举行武装暴动，激战3天3夜，终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2]（P153）1932年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举行兰田暴动成功。1933年10月下旬，在曾志等领导下发动福安甘棠镇暴动，消灭驻甘棠镇海军陆战队一个排，缴枪20余支。[9]（P119）1933年11月15日，青皎、八堡两地区红带会21坛，畲汉两族群众千余人，在施霖、詹建忠分别领导下，举行暴动，镇压了反动地霸30多人，没收大批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烧毁了大批地契、债据。1934年1月5日，施霖，率领青皎红带队400多人，进攻盐田海关和镇公所，摧毁碉堡2座，没收盐田地主粮食2万多公斤，胜利凯旋南塘。[5]（P356）1934年1月7日，甘棠镇畲汉红带会、赤卫队员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第五支队发动了"赛歧暴动",消灭了赛歧镇伪民团，占领寨歧。缴枪83支，打开官商的盐仓和粮仓，将盐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11]（P216）1934年2月上旬，福鼎章家山村钟阿寿、钟阿奎、李学愚和坑头村雷朝城等农民100多人，在福鼎灵峰寺举行武装暴动。[11]（P217-218）11月下旬，施杨仓与杯溪36村红带会，举行杯溪暴动，捉获地主豪绅20多人，没收地主汤太谷等粮食一二百担，并当众烧毁了所有债据、契约。[5]（P355）闽东北11县武装起义队伍一般由畲汉人民共同组成，如福安甘棠镇起义是由畲汉红带会赤卫队员一百余人组成，霞浦青皎起义的队伍则是2000多名畲汉红带会队员组成，赛歧暴动则有1000多名畲汉红带会、赤卫队员配合。一次起义从组织策划到实施，再到成功不仅表现领导者各方面的能力，同时队伍的同心协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中间有思想工作的力量，但更多的体现在队伍成员在同一组织框架下的沟通与交流，从起义的胜利可以看出队伍内部人员的磨合沟通与配合协作的程度，窥一斑见全豹，可以推断畲汉民族组成部队的较深的民族融合程度。
　　
　　3.发动游击斗争1933年春中共安德县委书记阮英平来到周墩贮园坪（即大前坪）畲村组织贫农团，成立交通站，使竹州山九个畲村连成一片，成为红军游击队经常落脚的宿营地。在掩护红军游击队后方机关转移中，雷成波率领畲民游击队坚持战斗在贮园坪左近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9]（P120）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贮园坪曾是闽东红军独立师的后方医院、修枪厂和"土豪厂",成为闽东三块重要的游击战争依托地之一。[8]（P32）1933年，兰阿心受派遣，回家乡建立"以畲民为主的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至1933年底，闽东畲、汉人民已有了7支工农游击队和大小数十支赤卫队、义勇军等工农革命武装。[9]（P116）闽东北各种武装的组成、具体任务等如闽东北十一县（霞浦县）畲汉武装分类一览表所示：
　　

　　
　　
　　
　　1934年8月，在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畲、汉人民的配合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后攻克罗源县，穆阳镇、拓荣县等。1934年9月底，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宣告成立，叶飞为政治委员，冯品泰为师长，全师共1500人，是时，闽东革命武装（含县工农游击队）共有5000多人，其中不少是畲族兄弟。[13]（P68）中共连江县委也在合山畲、汉聚居村建立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有100多人，近一半是当地畲民。[13]（P65）钟阿余等同志发动溪北洋72个村庄（多属畲族）的群众参加革命，有的几乎全村人都行动起来。如甘棠小岭畲村，四十多名青年加入赤卫队，十二人参加了工农红军，其中五人加入共产党，二十多人加入青年团组织。[14]在霞浦县二十个革命基点村中，属畲族聚居地有龙虎岗、纸池山、三斗、五斗、龙潭、马地、田螺述、下长岗、外西坑、虎兰坑、后溪、后章、溪幸乾楼等十三个。[8]（P32）1934年底起，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围剿闽东红军，连江县在当时牺牲建国后被追认为畲族革命烈士的有32人，罗源县19人。[2]（P163）据统计，当时全县革命根据地住户计19655户，其中畲族2753户，占15.5%,参加革命斗争4万多人，其中畲族7000多人，占17.5%.[5]（P3549）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击队红军的畲族计达197人。[5]（P352）等等。此外，畲汉地方武装配合地方正规部队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仅配合地方红军行动，据不完全统计达47次之多。[2]（P153-176）[11]（P214-220）[5]（P342-358）闽东北11县畲汉人民与国民党政府间的抗捐抗税、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无论是游击队、红带会、赤卫队、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等，都以官兵平等、互助互爱、团结协作为原则组成畲汉人民的革命队伍，且畲族人民占很大比例。为了完成共同使命，畲汉两族人民组成的革命队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结下的深厚情谊得到充分体现。在战斗中畲汉人民以共同解放为目的加深相互了解，加速融合进程。
　　
　　三、闽东北根据地建设
　　
　　1.闽东北根据地概况
　　
　　从1929年开始，在闽东北十一县，在叶飞、邓子恢、陶铸等的领导下，依据福建省委指示："把福安、寿宁两县区建成根据地，以此根据地为中心向宁德、霞浦和福鼎等县发展，主要向宁德、罗源和松溪、政和方向发展。省委认为目前要以连、罗交界处来做我们的根据地，不要无阵地的东打西打，使能够有计划地向外发展。应该彻底分配上地，发动工人口常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实现根据地的必须的任务。"[12]（P276）的精神，建立了许多根据地。为畲汉民族提供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空间，可见一斑。关于闽东北十一县主要根据地如闽东北十一县根据地一览表所示：
　　

　　
　　根据地的建立标准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当然还有辅之以相当数量的红军。在闽东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民族聚居区设立了3个区级苏维埃政府，21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和30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10]（P38）在土地革命时期，闽东北畲族所分布的2346个自然村中，70%多的村庄是老区，其中109个畲族聚居村系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散居的和一般老区村未计在内）。[8]（P32）而且，闽东绝大部分畲族山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据对福鼎、寿宁、福安、拓荣、霞浦、古田、屏南、宁德、连江、罗源等11个县统计，80%以上畲族村庄解放后都被评为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6]（P15）总计在当年，整个闽东地区有70%以上的畲民乡村都是红军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10]（P45）据1949年5月统计，闽东北11个县份共恢复建立畲族支部37个，共产党小组28个，拥有共产党员453人，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261人。[10]（P14-15）共产党十分重视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吸收了大批畲族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的管理工作，闽东苏区11个县中，共建立畲族共产党支部20多个，发展共产党员200多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干部近2千人。[6]（P13-15）据以后的统计，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闽东苏区各级干部的畲族人民的代表达2000多人。[10]（P41）
　　
　　在1442个畲族革命老根据地村庄中，革命斗争历史较长的老区重点村有：福安县的凤洋、竹洲山、山头庄、杨梅洞、采花桥、细日山、孟尾、林洋、城阳茶洋、松罗茶洋等；霞浦县的龙潭、后章、溪域楼、三斗、五斗、田头洋、南山、青皎等；福鼎县的瑞云、双华、牛煌下、白石、田头、章家山、牛屎墩、龙潭面、梅竺洋等；宁德县的小石、八斗、高山、上东岗、天丰院、巫家山、猴盾等；古田县的石桥头；寿宁县的四家坂、坪岗、长观头等；周宁县的竺园坪畲族村等共135个，占闽东老区重点村总数的20%.[11]（P214）
　　
　　2.苏维埃政权组成
　　
　　1933年5月后，随着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中共连江中心县委贯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创造出闽东新苏区的决议》，领导在连江县、罗源县、闽侯县五区（桂湖地区）成立县、区、乡、村包括畲族乡（村）苏维埃政府的工作。1934年1月，连江县在透堡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连江县苏维埃政府，辖5个区苏维埃政府、174个乡苏维埃政府、296个村苏维埃政府。[2]（P165）
　　
　　自1933年8月1日福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地逐步建立苏维埃政府。在霞浦，1933年冬的革命暴动后，建立起来的岭头、陈档、五车、湖头、石亭等乡苏政府，许多畲族农民担任工作人员，其中钟进才、雷阿喜分别担任岭头、陈档乡苏主席。革命烈火遍及畲族较集中的双华、佳阳、瑞云、浮柳、牛云呈下等五个民族乡。福鼎县467个畲村，百分之八十多是老区，其中的大岗头、双木洋、览头、横坑、龙潭面、牛屎缩、章家山、岭门后、水尾、章家岭等畲村为革命基点村（注：基点村，指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过共产党、政、群团组织，有革命武装，斗争历史长，遭敌摧残特别严重的村庄）。福安县的凤阳、山头庄、小岭，连江县的长龙，宁德县的南岗、半岭，霞浦县的龙潭、五斗、草岗，以及罗源县的八井、西兰等畲族村庄都建立了村苏推埃政府。福安县的金洋等畲族村还建立了县、区苏雄埃政府。1934年春，闽东苏推埃政府宣告成立。许多畲族农民担任了村苏推埃政府以及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如连江县长龙等七个畲汉两族杂居村的苏推埃政府主席（兰依三、兰如苏、雷乃旺、雷礼旺、兰礼在、兰扣珠、兰礼寿等）以及安福县下西区苏推埃政府的主席雷付弟、秘书钟廷春和财粮委员霜进兴等都是畲族。[4]（P32）至6月，全县计建立8个苏区。[5]（P352）
　　
　　乡苏下均设主席、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土地、军事、交通等委员和妇女会、共青团、工艺团、互济会等组织。至6月止，先后成立了岭头、陈墩、石亭、五车、湖头、草岗等乡苏政权，计有畲族51人担任乡苏干部，其中雷阿喜任陈墩乡苏主席、钟进才任岭头乡苏主席。其中下西、湖岭、里洋、陇头等区，均有畲族分布，畲族13人担任区苏干部，草岗村畲族雷日朝被选为里洋区苏主席。[5]（P352）在连江、罗源两县所辖的区苏维埃政府之下，建立乡、村包括含乡、畲村苏维埃政府。乡、村苏维埃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以及组织委员（部）、土地委员（部）、财务委员（部）和书记、交通员、宣传员等。连江县38个畲乡、村均先后成立乡、村苏维埃政府，畲族人民担任乡、村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的共有10多人。罗源县八井乡率先成立苏维埃政府，全县共建立21个畲族乡、村苏维埃政府，许多畲族人民先后担任领导职务。[2]（P165）
　　
　　1934年6月成立的福鼎县第一个民族乡---瑞云乡苏维埃政府，乡主席、共产党支书、肃反队长、文书、财政、财粮委员等都由畲族农民担任，并成为中共霞鼎中心县委活动的主要中心点。[8]（P32）牛埕下1935年全村只有八十户，七十八户都有人参加革命。[15]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闽东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在根据地政权结构中的分布情况，有乡、村苏推埃政府主席、共产党支书、肃反队长、文书、财政、财粮委员、一般作人员；组成的比例也很大，仅村苏维埃干部就2000余人，还有县级、区级、乡级等和畲族人民的代表。在苏维埃政府里，这些畲族干部与汉族干部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加深了解，增强友谊。并且通过他们的模范、榜样、向导等的作用，把对相互信任的信息延伸到基层群众，于是，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促成闽东北大地上畲汉人民大融合的趋势。
　　
　　3.闽东北根据地畲汉人民团结互助掩护支援在闽东北国共政权对峙、冲突中畲汉人民互相掩护支援事例比比皆是。主要如下：
　　
　　第一，救助干部脱险。1933年冬至间，叶飞在福安狮子头负伤，经营救后，连夜护送到曲坑雷云锉家，经7天抢救，终于脱险，后转移到杯溪将军潭钟文寿家治疗，经精心护理，基本康复。[5]（P342）1934年至1937年，下厝坪畲族妇女钟淑兰以认亲办法，掩护福霞县委妇干吴鸿琴等在家中安全养伤。[5]（P349）1934年5月28日，施霖、詹建忠等在郑澳村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郑建利掩护，安全转移到七箩洋。[5]（P346）1935年1月，南山村雷石样被抓获，为保护同志，诱敌向相反的方向追去，至将军潭时，毫不犹豫跃入潭中，英勇就义。[5]（P344）连江总洋蓝元进被捕并关押在汉族老大娘家中，准备枪杀他，老大娘不顾生命危险将他放走。[12]（P78）
　　
　　第二，运送安置伤员。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8月14日解放罗源县城后将300多名伤员留在连江治疗。潘渡、丹阳、长龙一带的畲族群众把伤员从潘渡山区经长龙运往坑园、官坂的红军医院治疗。畲族群众用白米、鸡蛋、布鞋慰问红军，组织护理队护理伤病员。[2]（P155）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闽东红军独立团胜利会师，留下一批伤病人员，龙潭、马地、五斗、三斗、济池山等5个畲村，出动青壮年75人，组织担架队，运送伤病员达80多人到龙潭畲村红军医院。济池山畲村组织妇女，为伤病员洗衣、煮饭。[5]（P342）1934年秋，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福安穆阳镇留下一批伤员，龙潭附近的后章、溪跳楼等6个村庄还组织78人的畲族担架队，运送伤病员到龙潭后方临时医院，一些群众自带粮食住到龙潭医院帮助放哨和护理伤员，畲族妇女帮助烧饭、煎药、缝衣、洗衣等。[11]（P219）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围剿"福安竹洲山一带6个畲族村。国民党军撤退后，群众一齐动手，把后方医院的红军伤病员抬到周宁黄殿村，再转移到宁（德）古（田）屏（南）一带。[11]（P220）
　　
　　第三，购送药品物质。1934年10月后樟村钟宝英冲破封锁，将75公斤粮食、医药、日用品等，安全送到龙潭地区。钟宝英还冒险往国民党控制区购买游击队急需用品，暴露被捕，6月24日，被杀于福安松罗岭头村。[5]（P347）1935年11月，福霞县领导人红霞等30多人，到龙潭岗畲村开展游击斗争，因受封锁，粮食和日常用品中断，龙潭等村群众利用上山砍柴、烧炭机会，支援游击队。三斗村畲族妇女吴眉妹冒险购买游击队急需的日用品被抓获，打断牙齿了，仍不吐半句真话。[5]（P345）1935年秋，福安岐山村畲族妇女钟勤淑掩护村苏干部安全转移时，右胳膊打伤，伤口治愈后，又四出活动，筹粮备款，后被捕。[5]（P345-346）1936年初，国民党实行了"移民并村"政策，龙虎岗村畲族蓝成怀等3户被迫搬迁时，将剩下蕃薯米100多公斤，送到秘密楼接济游击队。[5]（P345）
　　
　　在白色恐怖时期，畲汉群众不惜自己的生命，保护共产党员、红军伤员、革命群众，为游击队购买军需、药品、支助粮草，帮助红军转移枪械修造厂，此外，还有担架队，运送伤病员，烧饭、煎药和缝、洗衣服等等，这些行为说明了畲汉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已经建立起了相互的信任，且达到一定程度，与此同时，在互助进程中更加深了畲汉民族的融合。
　　
　　四、结语与余论
　　
　　总而言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闽东北的畲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并进而为扞卫土地革命成果与国民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武装斗争，在此过程中畲汉人民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合，民族间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进而引发畲汉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畲族对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认同和汉族对畲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出现民族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与此同时，民族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为融合提供了文化层面的保障。通过吸取各方精华的组织各种水平得到较为迅速的提高，推进闽东北土地革命的大发展，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趋势也保证了闽东北土地革命的胜利。
　　
　　由此，可以引发更进一步思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南地方的畲汉是否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这一现象在当时是闽东北地方的特性，还是具有普遍性？其他省份民族杂居地区的情况如何等等问题，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毫无疑问，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闽东北畲汉民族融合对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注释：
　　
　　[1]福建省老区建设委员会编印：《老区工作文件汇编》，1969年。
　　[2]张天禄主编：《福州市畲族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3]叶飞：《闽东---最后建立的苏区之闽东五百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篇》，《纵横》，1986第36期。
　　[4]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畲族小组：《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民族研究》，1960年第4期。
　　[5]霞浦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组：《霞浦县畲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6]吴用耕：《闽东畲族的革命斗争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福建共产党史月刊》，1991年第5期。
　　[7]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德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8]缪慈潮：《略述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的发展及特点》，《共产党史研究与教学》，1983年第9期。
　　[9]钟思斌：《畲族人民对闽东苏区革命斗争的重大贡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10]钟大湖：《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中国福建省委宁德地委共产党政办公室编，1984年。
　　[11]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12]《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连江县委信---敌军进攻与我们的对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1年-1934年）、1934年3月22日。
　　[13]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14]施联朱、陈佳荣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料》，1958年。[15]林辉山：《林辉山回忆录》，《福鼎共产党史资料》，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