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与权衡

 　【摘 要】面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冲突，本文提出既要考虑国情因素，又需结合权利性质，改变新闻自由优先于隐私权的一贯思维，约束隐性采访造成的侵权行为，从而修正两种权利在实际状况中的不平等地位。当然，在法律上给予隐私权更多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在许多情况下，解决两者的矛盾，还需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利益权衡。

　　【关键词】隐性采访 隐私权 新闻自由 人格权

　　针对《焦点访谈》通过隐性采访制作节目这一做法，《北京青年报》 曾采访过部分电视观众，他们大多认为，此类节目很有看点，能从中获得平时看不到的真实镜头，并将更多违法犯罪事实公之于众。然而，南京周末报社《星期五》和南京日报报业网曾就隐私危机这一话题做过市场调查，在调查中，市民普遍担心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其中约四成市民认为偷窥是一种犯罪。一面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一面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关于隐性采访的争议越来越大。

　　隐性采访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近年来，通过隐性采访曝光的事件比比皆是，如瘦肉精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隐性采访已然成为新闻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但是，随着隐性采访在新闻调查中的频繁使用，新闻侵犯隐私权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湖北竹山县电视台《暗访街头算命摊》这则新闻引起的纠纷。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隐私的主体希望事件不为人知，而新闻的特点则要令事件广为人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何协调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冲突关系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采访自由即采用何种方式获取信息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而隐私权则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在尊重新闻自由与保护人格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需要把握新闻自由的尺度。有人将新闻自由视为绝对价值，而将其他人权如隐私权看做相对价值，认为新闻自由是近代社会得以进步的一项重要保障，当新闻自由与其他权利相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新闻自由。针对这一观念，笔者认为，适度的新闻自由确实有益于社会发展，但是无限制的自由只会令民众权益普遍受损，社会陷入混乱状态。我国法律法规指出，凡涉及国家机密、涉及司法秘密、涉及法庭审判、涉及个人隐私、涉及阴私、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涉及商业秘密的情况均为隐性采访的禁区。其中，个人隐私是隐性采访最容易触犯的领域。由于隐性采访针对的往往是违法犯罪分子，有人便持一种观念，只要对方是犯罪行为，就不受法律保护，于是隐性采访中任何偷拍偷录都理所当然成了合法行为。这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读，新闻媒体不是司法部门，虽然目前法律没有禁止记者采用隐性采访搜取信息，但也未明确说明记者拥有这样的权利。不能因为记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就可以完全无视非正义一方的合法权益。违法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得到何种程度的尊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隐性采访虽然为公众揭露了不少违法犯罪事实，但也是隐患重重，如果不加以规范，负面效应将影响正面成果，忽视个人隐私权的倾向很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力量，导致新闻媒体侵权违法行为的频繁发生。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法规司的统计，1987 年至 1992 年底，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名誉权诉讼案件 220 余件，约占侵害人身权案件的 85%.涉及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案件占 27.7%.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隐性采访尚未被普遍使用，新闻侵权现象便已如此严重，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系列侵权事件不仅会对媒体公信力提出挑战，还将对更多公众权益构成威胁。

　　目前，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常常得到人们关注与重视，而作为社会个体权利的隐私权则更容易被人忽视。与个人权利相比，新闻自由在舆论上更占优势，而舆论往往具有影响司法的力量。这使得原本应该被平等看待的两种权利渐渐有了高下的区别，新闻自由在公民心中渐渐得到更多的支持与拥护，除非新闻侵权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意识到个人权利隐私权的重要性。所以，笔者认为，探究隐性采访与隐私权冲突的解决之道，不但不能脱离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还需对两者权利本身的性质进行考量。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虽已历经多年，尽管当今中国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但公众的法制意识与权利意识依然薄弱。同时，新闻媒体不断壮大，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记者在调查时，为了获得更多真实的信息，常常会进入个人的信息空间，个人信息与社会信息的界限十分模糊，而且往往还存在交叉的情况。判定信息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在操作上存在一定难度。一边是公众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薄弱，一边是媒体向个人信息空间的渗透，基于这一现实，法律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对个人权利如隐私权做出更多保护，以抵制新闻过度自由时带来的伤害，从而督促媒体自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有着不同的权利属性，不同的属性决定了哪一方更易产生侵害，哪一方更应受到保护。新闻自由具有公开性与扩张性，努力披露信息，使之广为人知，而隐私权则是保护信息，使之不为人知，具有封闭性与私密性。相对于新闻自由这一主动性权利而言，隐私权通常作为一种被动性权利而存在，因为它往往只有在被侵犯时才有加以保护的意义。如果被动性权利在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足够的保护，那么极易造成他人行使主动性权利时伤害过度。比如针对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往往采取批评教育的手段就能得到有效修正，媒体无需公开当事人的肖像与姓名。但是如今的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常常忽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当事人得到的惩罚远远重于他们所犯的错误。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搜索》

　　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不良现象。媒体的过度伤害将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长此以往，新闻自由非但不会给公众带来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反而会使社会情绪日趋紧张。由此可见，如果一再强调新闻自由的优先地位，势必会加剧两种权利的不平衡状态，而这种不平衡状态最终将给社会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再次，与新闻自由相比，人格权居于基础地位，是人的根本权利之一。而隐私权属于一种具体的人格权，人格尊严是人格权客体即人格利益的基础，保护隐私权就是保护人格尊严。假如法律忽视那些只属于个人领域的利益，公民将丧失人格尊严，得不到他人最起码的尊重，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与意义。此外，隐私权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自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体现为"排除他人侵害"的自由，也体现为"支配个人隐私"的自由。

　　面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冲突，应既考虑国情因素，又结合权利性质，改变新闻自由优先于隐私权的一贯思维，约束隐性采访造成的侵权行为，从而修正两种权利在实际状况中的不平等地位。当然，在法律上给予隐私权更多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在许多情况下，解决两者的矛盾，还需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利益权衡。一般而言，个人隐私不容侵犯，但是当个人隐私与一些重要的公共利益产生联系后，个人隐私就成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对于这类信息，公众需要了解，也有权了解，而媒体也有义务进行调查，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当媒体的调查无法通过显性采访顺利进行时，隐性采访就成了十分必要的选择，因为公众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利益需要为此做出一定的牺牲。

　　牺牲的底线需视付出的代价而定，个人隐私与公众利益的联系程度越高，隐私不公开的代价就越大，个体利益能够牺牲的底线就越低，隐私权能够做出的让步就越大，隐性采访被采用的几率就越高。隐性采访进行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个体利益能够牺牲的底线，尽管公众利益具有至上性，但也不应该迫使个体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比如，计划生育是一项关乎国家利益的政策，一胎政策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虽然这项政策与人权相悖，但它之所以能实行至今，原因在于把握了大多数人牺牲的底线，因为一胎政策，只是限制而非禁止，一旦禁止，突破多数公众所能牺牲的底线，那么计划生育必将走向失败。因此，个人或团体在行使自己正当权利的同时，必须对别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充分的关注。隐性采访与新闻自由不能以无底线牺牲公民隐私权为代价。

　　新闻自由没有过错，但是要有底线，隐性采访没有过错，但是要有规范。英国媒体的"窃听门"丑闻恰恰是新闻过度自由的最好例证，无约束的自由其实就是没有自由，有时候，尊重比自由更为重要。古希腊凭借民主自由而兴起，但过度的自由又最终导致其走向混乱与衰败。所以新闻媒体需要格外慎重使用隐性采访手段获取信息，因为它在揭露罪恶的同时，很容易使自己陷入违法侵权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