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从前朦胧诗时期的“共名写作”写作到“童话写作”:顾城诗歌中的复杂世界

 从前朦胧诗时期的"共名写作"写作到"童话写作":顾城诗歌中的复杂世界

　目前我们看到的顾城诗歌作品主要可以通过三个版本：《顾城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顾城诗全编》（顾工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以及最新出版的《顾城诗全集》（顾乡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一本流传最广，而后者上下两大卷，给所有喜爱顾城诗歌的人重磅冲击：他的诗歌写作数量几乎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顾城的诗歌面貌因为这个"全集"版本的出现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写。许多忽然涌现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冲淡、甚至是颠覆了以往形成的阅读印象，批评也必须随之发生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发现顾城"文革"期间及其稍后一段时期里的写作，和他后来的"童话诗歌"非常地不同，带有非常强烈的"共名写作"特征。由于这种写作主要发生在"朦胧诗"成为一个概念之前，发生在它成为一个潮流、成为顾城自己的主要写作倾向之前，不妨用"前朦胧诗时期"来命名顾城这一类型的写作1。这促使我们思考顾城诗歌的复杂性，甚至连"童话诗歌"本身也将在这个视点下被重新透视出非常不同的面貌来。 
（一）、"共名写作"之一：顾城 "前朦胧诗时期"的"寓言故事诗"： 
"全集"中首先让人突出的印象是， "寓言故事诗"在 "全集"中单独作了分类。这些作品的写作，从1971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中间（1972-1974年及1976年）有所中断，计有90余首。1985年后才停止，也可能是编者没有单独列出，因为从内容上看，有一些非常类似于寓言故事诗者，编者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没有编入此项。也就是说，对"寓言故事诗"的热情，几乎延续于顾城差不多整个前半段的黄金写作时间。 其实，恰在离世前的半年左右的时间，顾城出版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2，足见在他心里"寓言诗"地位之重要，只不过被广为流传的"童话诗"淹没了他内心深处的认同罢了。 
其第一个类型是"文革"中及其稍后时期的"政治跟风型"。紧跟时事政治和社会关心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对它做出批判性的反应，或者按未来的方向对它欢呼和歌颂，是顾城"寓言故事诗"一个突出特点。随着政治具体语境的变化和消失，这类诗歌的具体所指将不知所云。顾城现存最早的寓言诗是写于1971年的《疯狂的海盗》（见"全集"上卷第84页），据编者云该诗初题为"沙文武士"。如果没有这个记载，我们不可能知道其所指。这首可能是回应当时中苏交恶的环境和事件，具有强烈的时政色彩。此外如《大蚊和小孩》中写道："据说，有一只绝大的蚊虫，/它经常冒充蜻蜓把人蒙混。/有次它追上一个天真的小孩，/叫着：'嗡……我是益虫，专吃蚊蝇。'"（1977年，"全集" 上卷第188-189页）孩子上当受骗，相信了它，但却被它叮咬，于是明白了："'原来你不是什么吃蚊的益虫，/而正是专门吸血的害人精！'/说罢挥起双手，/拍死了那只狡猾的大蚊。"按照编者的注释，我们才知道，"这是作者为所自单位庆祝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编写的演出节目"，随后在区工人文化馆主板的《西城文艺》发表。 
顾城"寓言故事诗"的第三个类型是"人生哲理型"。这类诗歌涉及面非常广，有的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人生道理的复述，有的是对青年人爱情的教诲，有的是对儿童讲述启示性故事。例如《得意的知风草》（1978年，载"全集"上册，第232-233页），讲述墙头的"知风草"嘲笑墙角的扫帚不懂"处世之妙"："认准风向一下升上云霄/，你看那么多松柏杨柳/，长了多年也没我高"，但最终它被风暴冲走，扫帚将它和其他垃圾一起清扫。这对那些得意一时的人予以否定，对踏实工作的人充分地鼓励和肯定。《台灯与路灯》（1979年，载"全集"上册350-351页）、《轻浮的泡沫》（1979年，载"全集"上卷355页）主题与此几乎一模一样。《鱼缸中的惨案》（1980年，载"全集"上卷第590-591页），告诫导致毁灭的正是人们自己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