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市场经济”滥用于上层建筑的消极影响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改不断取得成功的同时，仍出现将市场经济滥用于上层建筑等非经济领域的现象，造成了思想混乱和严重损失。本文针对该问题做出了分析，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市场经济 滥用 体制改革 
　　 
　　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的总合。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的总称。社会发展史、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基础的，而政治学、军事学、教育学、文化艺术学科是研究上层建筑的。我们曾有一段过分强调政治，天天搞阶级斗争，弄到吃不饱饭的贫困境地。其实这也是因为不懂得上层建筑要以经济基础为本而造成的不良后果。1978年，我国纠正了这个错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抓住了根本。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家富强，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体育事业有了经济支撑，才能蓬勃发展，屹立于世界之林。 
　　 
　　市场经济主要是用来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 
　　 
　　国家办经济要有相应的章法。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正确政策，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稳定安宁。后来上层建筑及其决策扭曲失误，把经济拖到了破产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步推行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纠正放弃计划经济体制，1992年起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渐进改革，我国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市场经济"滥用于上层建筑的消极影响 
　　 
　　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改不断取得成功的同时，有些人看不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本质区别，误把市场、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思路、政策、办法硬搬到上层建筑等非经济领域，造成了思想混乱和严重损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军队军费开支原本应该全靠财政承担，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随意开口子，让军队搞创收补军费，结果出现了军舰、军车武装走私等极为反常的危险情况。中央迅速进行了及时整顿，吸取了教训，才未造成更大的危害。 
　　教育应当主要由国家承担费用，上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某些教育机构以收费作为大学以至中小学的主要经费来源，特别严重的是9年义务教育也向家长收学费、杂费、书本费，择校生、差分生等均须交高额费用才能入校等影响极坏的现象。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不到3%，比印度的4%还少。最近教育部长才公开声称教育不是产业，才在农村开始9年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和书本费。 
　　再比如卫生医疗行业，本应该具有社会公益事业的特性，是社会公共产品，却也引入创收等市场机制。结果是国家创办的较完备的医院，成了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谋利的稀缺资源，造成回扣、红包等不良现象泛滥，神圣的白衣天使成为挣扎于死亡线上病患者诅咒的对象。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开认定卫生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而卫生部至今也还没有拿出一份科学的正确的体改方案。 
　　至于卖官、买官、跑官等现象在党政官员中也屡见不鲜。最近中央组织部在一份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的通知中公开提出严禁卖官、买官、跑官等行为，可见官场也搞"市场化"并非谣传。　经济体制呼唤上层建筑的相应改革 
　　 
　　我国现在的经济体改是到了最急迫需要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是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良性反作用的最佳时机。政治改革早已提上日程，但步履维艰，收效甚微。一个差额选举，一项村民自治，反复折腾也未见真正效果，还侈谈什么政治民主化！政治不改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政企不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对经济基础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阻滞、腐蚀破坏作用越来越突显，令全国人民忧心忡忡、怨声载道。公共事业追求金钱，社会保障无力，工会等组织不作为，社会风气颓废，拜金主义横行，均在暗中损害我国还不强大的经济基础。身为经济学者耳闻目睹如此种种，实在忧心如焚，自当大声疾呼，为民请命。 
　　现在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3万亿，可以改成以公共支出为主，特别是把走入歧途的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等公共事业拉到以财政支持为主的正确轨道，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福利事业。比如把教育经费占财政开支的3%的过低水平提到5%以上。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系。这样，全国人民特别是8亿农民沉重的教育、医疗负担就将大大减轻，消费结构将明显改善。有了一条福及13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线，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将缩小，这是社会安定团结的最好保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总结 
　　 
　　1980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后，笔者曾写了一篇长文，阐述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赞成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1949年前，笔者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了四年本科和两年研究生，还在中央研究院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1949年后，笔者长期在党政机关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1979年后，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专门做了20多年经济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者，笔者虽然一直赞成市场取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却未曾明确阐述市场经济应有的边界。几年前对此有所思考，但未正式形成文字公布于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当时笔者正随中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匈牙利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此决定极为赞赏，并印发到全国基层单位参考。这个《决定》的基本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笔者认为"有计划的"主要是宏观调控，有了宏观调控，就基本上可以防止商品经济的越轨和滥用。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要防止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泛化和滥用问题，这是笔者作为一个老的经济学人的失职。特别是199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朱基（时任副总理）和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征求经济学家意见时，笔者忝陪末座，主要讲了市场经济往往会导致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严重弊端，希望文件应有针对性的提醒，但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的两重性或市场经济的边界等原则性的意见。如果这个决定明确写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应用于经济活动或社会经济基础，必须防止随意套用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一类的意见，相信对于警惕和防止近十多年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错误走向会起一定预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