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

 --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

 
 
 
 
 
 
 
 
 
大气中现存二氧化碳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 工业 化时代时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 历史 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图1）。
图1  富国在累积排放中占主要份额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 http://content.undp.org/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自己的）问题。无论排放源于纽约还是上海，气候变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按OECD国家水平，一个地球不足以承受人类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表1）。[2]
表1  按照OECD国家的碳足迹，人类需要几个地球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 http://content.undp.org/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布莱尔报告也指出，"那些在造成气候变化上责任最小的群体，即贫困和脆弱人群，所遭受的负面影响却是最大的。"同样，那些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贫困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却要承担气候变化的成本，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适应能力也是最为脆弱的。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依靠联合国的制度机制是无法达成世界各国一致同意的治理框架。布莱尔报告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的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只对少数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约束， "软约束"、"软指标"、"软机制"的约束而已。在现实条件下，只能由主要大国（指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主动来提供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共同达成政治共识，再进一步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哥本哈根协议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协议：建立一个通向2050 年目标的高水平方向；以合适的短期目标和中转点的方式，使世界走上发达国家达到目标、发展中国家平等贡献的正轨上；创建一系列有效的扶持机制和组织；并且创造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学习而使协议不断改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检验的是，是否该协议所促使的投资、决策、以及资金流动会使得21 世纪走在一种新的低碳的路径上。实现这样一个成功结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它将需要最高级别的领导--从八国集团开始。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从排放流量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排放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是前五大排放国，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前十大排放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0％以上。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但少数大国或集团的国家或多边行动（如，八国集团、欧盟、中国和印度）所造成的排放量在总排放流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从温室气体排放增量上看，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7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在参考情景中，2005－203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上升57%，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占增排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将占增排量的最大份额，印度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第三大排放国。1980－2005年期间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图2）。根据布莱尔的报告，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
图2  G8+5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能源部信息署（EiA）Country Energy Profiles 计算 。
布莱尔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碳足迹最深，因此发达国家应带头明确承诺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被列入承诺减排义务的时间表，并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明确减排的总量上限和实现减排义务的时间表。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3]
真正的困难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是需要大量规模空前且相互协调的政策和制度的干预"。因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只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政策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参照。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转型和自主能力提高来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2008－2010年是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公约或全球性协议的关键时期。中国在打破气候谈判的僵局，积极推动全球气候良治（Good Governance）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是反对而是支持全球治理，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是逃避而是承诺减排义务，不是免费搭车而是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应当充分利用两次机会窗口：2008年7月G8峰会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尽快达成未来的气候保护协议，为低碳经济的发展确定方向。
减排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长期收益可观。
1．减排的损失十分有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成本区间在GDP1%的收益和5.5%的损失之间。这意味着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IPCC 设计的情景大部分是在近几年能源价格上涨之前做出的，而且是以未来能源价格比现有水平更低为假设的。因此，布莱尔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到下列因素，减排对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比这些研究所显示的更低。
      ◆ 平均而言，美国在冷战时期(1950-1990)用于国防的资金占GDP 的6%。
   ◆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在 金融 领域的全球成本预计将达到GDP 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