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制药企业税收优惠效应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现代经济竞争也逐渐演变为科技实力的竞争。面对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即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其企业创新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创新的边际效益，必然造成企业不愿意进行更多的创新，造成社会新资源投入的不足。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在创新的某些方面表现出失灵，才有了政府在这一领域进行干预活动的理论依据。在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中，财税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促进科技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力度远远不够，财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特别是税收政策，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某些阻碍企业自主创新的负面作用。[1]目前我国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鼓励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强对这些产业的政策支持，引导对其的投入，以达到激励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2]

二、文献回顾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对优惠政策效果的考量；而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描述讨论的阶段，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并未给出经验证据，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数据不全面，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Bernstein 用这种模型考察了加拿大 R&D 税收激励措施(包括 R&D 投资税收抵免和特别研究津贴)对 R&D 投资的影响。他使用 1975 年至 1980 年期间 27 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典型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他评估了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税收激励措施，研究每损失 l 美元税收收入对 R&D支出增加的影响，发现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 1 美元，会带来多于 1 美元的新增 R＆D 资本[3]。Bloom 等人（2002）通过对 OECD 9 国 1979年-1997 年 19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税收激励能够提高企业研发强度的结论，他们发现即使各国具有不同的特点，税收改变对研发水平具有明显效果[4]。夏长杰、尚铁力(2006)利用散点图对 1996 年至2003 年中国企业 R&D 支出变化率与企业所得税变化率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我国使用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对 R&D 投入的激励效应，但是效果并非十分显著[5]。张济健、章翔（2010）对 95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现行 R&D 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 R&D 投入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现行 R&D 税收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R&D 投入具有相关性，但不显著[6]。邵诚、王胜光（2010）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深圳软件产业基地的软件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存在明显而复杂的促进作用[7]。徐伟明（2009）利用 1996 年至 2004 年上海市125 个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上海市科技政策对高技术企业 R&D 投入影响与效果，分析了科技政策与高技术企业 R&D 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各种资助政策工具对高技术企业 R&D 投入的作用以及政府各种资助政策工具之间的交互效应。本文发现，政府的资金资助和税收减免都对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提高自身 R&D 投入强度的决定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政策的稳定有助于增强政策的效果，但政策工具之间可能存在系统失灵的问题[8]。

三、实证分析

1. 研究假设的提出由于企业 R&D 存在公共性、外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特点，其企业创新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创新的边际效益，必然造成企业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造成社会新资源投入的不足。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在创新的某些方面表现出失灵，才有了政府在这一领域进行干预活动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政府的 R&D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 投入具有正的影响，即政府税收与企业 R&D投入负相关。从征税的渠道来看，企业的流转税是对企业的交易行为进行征税，而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的所得进行征税；从企业税收的负担来看，我国现阶段是实行的流转税为主，企业所得税为辅的复合税制结构，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应该高于企业所得税税负，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是：假设二：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不同的作用。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政补助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研发项目而言的，因此企业可能会相应地增加一部分资金配合政府的财政补助进行企业的研发投入，所以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三：政府财政补贴将促进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2. 变量的选取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排除其他因素，重点考察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取以下五个变量：(1)企业 R&D 投入密度。企业 R&D 投入密度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指标，能够正确反映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 R&D 投入情况。这里采用企业 R&D 投入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计算。(2)流转税税负。流转税对 R&D 投入有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企业的流转税税负作为解释变量。增值税是流转税的主要税种，而我国目前流转税方面对高新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方面，因此把增值税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3)企业所得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直接影响企业的收入，从而可能对企业的 R&D 投入有影响，应作为解释变量。(4)政府补助。我国政府针对企业从事研发投入的重点项目都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因此本文也将政府补助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计算。(5)企业规模。不少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表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所占的比例就会越高，本文将取样本企业的净资产的对数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分析。

3. 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在上述变量基础上，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Y=A+αX1+βX2+γX3+εX4+μ其中 Y 指企业 R&D 投入密度即企业 R&D 支出/企业销售额，为被解释变量，A 是常数项，α、β、γ、ε 是回归系数，X1表示流转税，X2表示企业所得税，X3表示政府补助，X4表示企业规模，μ 是估计误差。本文进行实证分析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是取自大陆沪、深股市上市交易的公司，根据财富证券划分的生物制药概念板块的部分公司。由于该生物制药行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等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并且相对其他高新技术行业而言，该板块上市公司在对研发费用的披露上做得相对完善，披露口径也相对一致，数据比较容易获得，所以本文取生物制药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部分生物制药行业内的部分企业在 08-10 年报表的数据做分析，共取得 53 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表中能直接获得数据为年度的研发投入资金，所得税费用，财政补贴，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以及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本文中流转税是通过计算企业的教育附加或者城市维护建筑税间接获得。流转税税负=(教育附加税税费/教育附加税税率)/主营业务收入或者流转税税负=（城市维护建筑税税费/城市维护建筑税税率）/主营业务收入

4. 模型计算结果

将收集所得数据运用 eviews6.0 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通过表 2 我们可以得到：Y（研发投入密度）的平均值为 0.106294，X1（流转税税负）的平均值为 0.023460，X2（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平均值为0.052017，X3（政府补助）的平均值为 0.007586，X4（企业规模）的平均值为 9.108372。通过表 3 我们可以得到：X1（流转税税负）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2.99，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0.0044，在显著性水平 α=0.1 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税 X1（流转税税负）对研发投入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2.177328，说明企业的流转税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2.18 个单位。X2（企业所得税税负）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2.06，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453，在显著性水平α=0.1 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所得税 X2（企业所得税税负）对研发投入 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875187，说明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0.875187 个单位。X3（政府补助）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 2.01，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505，在显著水平 α=0.1 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财政补贴收入 X3对企业研发投入 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 2.574901，说明企业获得的财政补助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正向变化2.574901 个单位。X4（企业规模）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 1.08，标准化检验的 P 值为 0.2877，大于 0.1，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结果是在 α=0.1 的显著水平下，企业规模X4与企业的研发投入 Y 相关性并不显著。t 检验对单个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进行了推断，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包含多个解释变量，它们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也需作出判断，即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进行检验。从表3.3 中可看出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 F 统计量4.097，P 值为 0.006168，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回归方程不显著），表明回归方程是整体显著的。由于解释变量X4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检验，为排除 X4（企业规模）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将其排除后再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即此时再次构建多元回归方程模型如下：Y=A+αX1+βX2+γX3+μ再次将 Y（企业研发投入密度）、X1（流转税税负）X2（所得税税负）X3（财政补助）用 eviews6.0 软件进行处理，获得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通过表 4 我们可以得到：X1（流转税税负）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2.80，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0.0073，在显著性水平 α=0.1 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税 X1（流转税税负）对研发投入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1.978981，说明企业的流转税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向相反的方向变化，1.9789818个单位；X2（所得税税负）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1.96，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552，在显著性水平 α=0.1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税 X2（所得税税负）对研发投入 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834513，说明企业的所得税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0.834513 个单位；X3（财政补贴）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为 1.72，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920，在显著性水平 α=0.1条件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流转税 X3（财政补贴）对研发投入 Y（研发投入密度）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 2.029294，说明企业的流转税每变化 1 个单位，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向相同的方向变化 2.029294 个单位；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删除 X4(企业规模)后，其他 3 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检验统计效果并未发生改变，即 X1、X2、X3与 Y 之间的线性关系依旧显著，且他们的相关系数的变化也在理论上符合它们分别与被解释变量 Y 之间的经济关系。两次回归结果尽管方程的 p 值和 F 值都比较理想，但是可决系数都比较小，也就是说明实证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化的解释力度不大，即税负水平和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力度不大，这有可能是因为在影响企业研发过程中财税政策并不是影响企业研发的主要因素，但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而且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是流转税、所得税还是政府补助对企业的研发都存在合乎理论的显著影响。

5. 实证结果分析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首先企业的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的研发投入都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可以知道税收优惠效应是能刺激企业对研发投入增长的，这也是由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公共性、外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特点，企业无法最终从对研发的投入相应的收益，必然造成企业不愿意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在创新的某些方面表现出失灵，所以税收优惠政策效应能表现为刺激企业增加对研发的投入。税收优惠效应的程度与具体优惠税类和优惠方式有关。从税类方面看，流转税对交易行为征税，所得税对所得额征税，两者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有不同的影响首先，影响技术创新的途径不同。流转税优惠会转嫁给交易双方，使交易价格根据供求弹性的大小而改变，通过干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来促进技术创新。所得税是对交易所得而不是对交易过程征税，可以避免对价格机制造成的干预。其次，两类税负对企业的重要性不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复合税制结构，所以流转税优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更加重大。再次，企业所得税优惠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国内外高新技术行业都习惯于将盈余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到企业研发中去。这就使得所得税的优惠对高新技术行业研发具有较大的影响。高新技术产品都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给予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优惠更多是给予创新主体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优惠，相对应其他行业而言，高新技术行业流转税税负低，销售越多企业得到的优惠就越多，这使得高新技术的注意力集中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上。所以流转税的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较大的影响，并且有利于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本次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原因可能是，国内的财政补贴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单个研发项目所发放的，而企业因为获得政府在某项目上的财政补助后可能还会本身提取一部分资金对该项目进行配套支持，所以我们推论政府的财政补助也将引起企业自身对研发投入的一定增长。另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是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仅仅由企业的净资产来决定，企业资产负债率、销售利率等财务指标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会有影响，所以本次回归分析中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对策建议

1. 实现直接优惠向间接优惠转变。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利用税收优惠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弱化直接优惠方式，强化间接优惠方式，是各国税收优惠措施发展的共同趋势。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上，但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流转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所得税对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也就是说所得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并没有企业流转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明显。并且直接优惠方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它侧重于事后优惠；而间接优惠则重于事前优惠，有利于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取向的体现，有利于 "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的形成，同时也利于公平竞争。我国目前主要是以直接优惠方式为主。随着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提升，直接优惠功能逐渐减弱，并逐渐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更多地采取加速折旧、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投资抵免、亏损弥补、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激励企业增加对科技和设备更新的投入，促进科技发展。

2. 扩大流转税优惠的种类和流转税优惠的覆盖面。目前流转税优惠的种类一般仅仅局限于增值税对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优惠，其他相应税种比如消费税、关税等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考虑对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免征或降低税率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以达到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方面的投入。同时目前增值税对生物制药产品的优惠也只针对部分生物制剂产品，可以考虑联合科技部和税务部门设定一套合理的审批制度和标准，对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进行考察审批，对符合标准的产品可以列入享受税收优惠的范围，扩大增值税优惠的覆盖面。

3. 从所得税优惠为主向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并重转变。所得税和流转税是现行我国各税种中与科技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或可能发生联系的两个主要税类。其中，流转税主要有增值税、关税、消费税；所得税主要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负转嫁是流转税的特征之一。生产企业和提供劳务企业只是名义纳税人，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的企业或个人才是实际纳税人。政府对这些由名义纳税人代替实际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不征收或全部征收，也就是将这笔税款部分或全部地让渡给名义纳税人，同时纳税人就得到了相应的资助，政府实施了相应的支出，实际上是政府以税收支出的形式积极推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它们是可以作为对科技发展实施税收优惠的税种的。由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名义纳税人和实际纳税人是一致的，其税负很难进行转移。然而，我们政府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为目的，运用税收手段，减免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这样就可以达到对那些从事科研并取得了相应成果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事后激励的效果。同时，由于所得税税前扣除和投资抵免等税收相关优惠政策的推行，政府在推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扶持和防御风险的作用。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流转税与所得税均可成为 R&D 的税收优惠的税类。然而，现阶段，我们的 R&D 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的是针对所得税的减免，很少涉及到流转税方面的，这不但与我国双主体税制结构有所背离，同时还与 R&D活动投入大、成果慢、风险大的特征不匹配。因此，要想 R&D 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我们在关注所得税的时候还应在流转税上做做文章，从而全方位地为科技创新事业保驾护航。

4. 加大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助。通过本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影响力度较大。为了更好地推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决策当局应该出台相应的系统的条款，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进行扶持。例如，可以规定由企业就某个具体的研发科研项目申请政府补助，再由财政、税务联合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批，对审批合格项目发放项目补助，执行部门还要对研发补助经费设立单独的账号，对此经费的使用严格监控，防止政府补助资金的滥用和流失。而我国目前在对科研项目补助方面还未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所以这也是目前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