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支农财政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一、引　言

拥有１３亿多人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同时更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食价格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而粮食生产安全与粮食价格的波动一直都是政府密切关注的首要问题。我国在经历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粮食减产和粮价低迷之后①，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保护耕地、减免税收、按最低价托市收购、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同时从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７年锁定"三农"，加大了财政金融政策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等方面的支持力度②，切实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７年实现增产，并于２０１０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５．４６４１亿吨，比上年增产２．９％。然而，伴随粮食产量的不断得到提高，中国粮食价格并未同步趋于稳定，反而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上半年两次出现了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因此，中国粮食价格为什么会出现超常规波动？哪些因素造成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国家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维护粮食价格的稳定是否有效？这些都是目前急需深入研究的难题，也成为了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研究粮食价格波动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主要集中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分析。Ｌａｐｐ，Ｓｍｉｔｈ［１］认为粮食价格波动水平直接和间接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钟甫宁［２］进一步强调了稳定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对避免粮食价格人为波动的重要性；Ｈｅｎｎｅｓｓｙ［３］指出政府的支农政策会通过改变农户的信贷约束、风险偏好以及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的要素投入，进而对粮食价格产生影响；ＯＥＣＤ［４］的研究表明粮食的直接补贴政策，可以通过放松信贷约束和改变农户预期影响其当前生产决策与投资水平，从而对未来粮食价格形成滞后反应；Ｖｅｒｃａｍ－ｍｅｎ［５］、Ｋｒｏｐｐ，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６］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支农投入与补贴政策增强了农民的信贷水平，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激励其扩大作物种植规模，有利于粮食的产出提高和价格稳定；黄季焜等［７］通过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原因以及未来粮食价格走势证实了我国政府粮价控制政策在稳定国内粮食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粮食价格波动的其他影响因素，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波动对粮食价格的影响。Ｍｅｈｄｉ［８］，Ｕｒｉ［９－１０］，Ｍｕｓｓａ［１１］，何晓群［１２］，王秀清［１３］，焦建玲等［１４］，黄季焜、杨军［１５］，石敏俊等［１６］，张亮亮、张晖明［１７］均对农资、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二是关于通货膨胀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关系。卢锋、彭凯翔［１８］、赵留彦［１９］、谭江林、罗光强［２０］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段做过实证研究，尽管细微的结论各有差异，但在"通货膨胀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结论上是基本一致的；三是关于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的关系，Ｎｉｃｏ　Ｈｅｅｒｉｎｋ［２１］通过建立村级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粮食价格升高才是导致产量上升的原因；何蒲明、黎东升［２２］从实证的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相关分析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认为我国粮食产量与价格波动大，并且价格波动比产量波动更大，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产量与价格的密切关系体现在价格是产量变化的原因；四是关于汇率和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丁守海［２３］利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和ＶＥＣ模型，考察了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等四类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的传递关系，发现不论是从长期整合还是短期波动的角度，国际粮价的变动，都会在相当程度上输入到国内；周杰琦［２４］运用长期约束的结构ＶＡＲ实证考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结果发现当发生汇率冲击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各价格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刘艺卓［２５］运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相对较小。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粮食价格波动的研究颇为丰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两个方面入手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实施能否有效稳定粮食价格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研究。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经验研究表明，粮食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投机、游资、库存、供给冲击、连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的变化；但是，长时期内持续的粮食价格上涨必定是粮食总产量、资源要素的投入、可种粮土地面积、物价水平、汇率、宏观经济政策改变共同引起的。由于年度间粮食播种面积的波动率较小，故本文假定粮食种植面积因素不变。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本文将沿用Ｆｒａｎｋｅｌ［２６］的做法，首先建立一个产品市场的均衡模型，假定将产品分为粮食产品和非粮食产品两类，所以产品的总产出可表示如下：Ｙ＝ＹＡ＋ＹＢ（１）其中Ｙ表示产品的总产出，ＹＡ表示粮食产品产量，ＹＢ表示非粮食产品产量。由于粮食产品与非粮食产品的总产出最终都是由货币单位计量，所以非粮食产品的产出可以用粮食产品的产出的倍数来表示，故可以将（１）式简化为：Ｙ＝（１＋ｋ）ＹＡ（２）其中ｋ为非粮食产品产出与粮食产品产出之比，也即是ＹＢ＝ｋＹＡ。设定一般物价水平Ｐ由粮食产品价格ＰＡ与非粮食产品价格ＰＢ的几何加权平均数构成，由此可以得到一般物价水平的定义式：Ｐ＝θＰＡ＋（１－θ）ＰＢ（３）其中Ｐ表示一般物价水平，θ和（１－θ）为权数，０＜θ＜１。接下来继续提出如下假设：粮食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样同时也具有资本特性，因此粮食产品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资本需求和政府的购买需求；居民可持有货币、债券和粮食产品作为资本。其中消费需求为粮食产品与非粮食产品相对价格（ＰＡ－ＰＢ）的减函数，其表达式可表示如下：ＤＸ＝－α（ＰＡ－ＰＢ）（４）其中ＤＸ为粮食产品的消费需求，α可视为粮食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且α＞０。由于粮食产品与其他投资品之间具有替代性，因而本文设定粮食产品的资本需求与其他资本品的名义收益率成负相关关系，方程表示如下：ＤＺ＝－βｉ（５）其中ＤＺ为粮食产品的资本需求，β＞０而政府对粮食产品的购买需求可表示为：ＤＧ＝ωＧ（６）其中ＤＧ为政府对粮食的购买需求，Ｇ为政府的财政于农业的支出，ω＞０。因此可得到粮食产品的总需求ＤＡ为：ＤＡ＝ＤＸ＋ＤＺ＋ＤＧ（７）粮食产品的供给可设定为粮食产品与非粮食产品相对价格（ＰＡ－ＰＢ）的增函数，同时也受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所以粮食供给的表达式可表述成：ＳＡ＝γ（ＰＡ－ＰＢ）＋ξＬＡ＋ε（８）其中ＳＡ表示粮食产品的供给，γ可视为粮食产品供给价格弹性，ＬＡ表示粮食种植的劳动要素投入，且γ＞０，ξ＞０，ε表示粮食产品市场的随机扰动项。则粮食产品市场的均衡可以表示为：－α（ＰＡ－ＰＢ）－βｉ＋ωＧ＝γ（ＰＡ－ＰＢ）＋ξＬＡ＋ε（９）对于非粮食产品市场，我们假设本国所生产的非粮食产品与国外所生产的非粮食产品为不完全替代。接下来将进一步假定我国对非粮食产品的需求为我国粮食产品与非粮食产品相对价格（ＰＡ－ＰＢ）的增函数；非粮食产品的国内价格不一定与相应的国外价格相等，也即是说如果我国非粮食产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则国外对我国的非粮食产品的需求就会相对增加，所以我国对非粮食产品的需求同样是外国非粮食产品与本国非农产品相对价格（ＰＥ＋Ｅ－ＰＢ）的增函数，这样便得到非粮食产品需求方程如下：ＤＢ＝δ（ＰＡ－ＰＢ）＋ρ（ＰＥ＋Ｅ－ＰＢ）（１０）其中ＤＢ为非粮食产品需求，ＰＥ表示以外币表示的国外非粮食产品价格，Ｅ表示汇率（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币价格），δ，ρ＞０。而我国非粮食产品的供给为我国粮食产品价格与非粮食产品价格（ＰＡ－ＰＢ）的减函数，表达式如下：ＳＢ＝－η（ＰＡ－ＰＢ）＋υ（１１）其中ＳＢ非粮食产品供给，υ表示非粮食产品市场的随机扰动项，η为非粮食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且η＞０由式（１０）和式（１１）可得非粮食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如下：δ（ＰＡ－ＰＢ）＋ρ（ＰＥ＋Ｅ－ＰＢ）＝－η（ＰＡ－ＰＢ）＋υ（１２）在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其货币需求主要为信贷需求，所以实际货币需求又可表示为：ＤＫｄ＝－σｉ＋πＹ＋μ（１３）其中ＤＫｄ表示粮食生产的货币需求量，σ表示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π表示信贷需求的产出弹性，Ｙ表示产品总产量，μ表示货币市场的随机扰动项。将式（２）代入式（１３）得ＤＫｄ＝－σｉ＋π（１＋ｋ）ＹＡ＋μ（１４）而实际货币供给又可表示为：ＤＫｓ＝ＤＫ－Ｐ（１５）其中ＤＫＳ表示粮食生产的货币供给量，ＤＫ表示为金融机构对粮食生产的信贷水平，Ｐ表示一般物价水平。由式（１４）、（１５）可得粮食生产的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ＤＫ－Ｐ＝－σｉ＋π（１＝ｋ）ＹＡ（１６）化简（１６）可得：ｉ＝θσＰＡ＋（１－θ）σＰＢ－１σＤＫ＋πσ（１＋ｋ）ＹＡ（１７）由式（１２）并化简得：ＰＢ＝δ＋ηδ＋η＋ρＰＡ＋ρδ＋ρ＋ηＰＥ＋ρδ＋ρ＋ηＥ（１８）ＰＥ＝－（１－θ）（η＋δ）－θ（η＋δ＋ρ）（１－θ）ρＰＡ＋η＋δ＋ρ（１－θ）ρＰ＋Ｅ（１９）将式（１７）、（１８）代入式（９）可得：（α＋γ）－（α＋γ）（δ＋η）（δ＋ρ＋η）＋βθσ＋（１－θ）（δ＋η）σ（δ＋ρ＋η［］）ＰＡ＝（α＋γ）ρσ－ρβ（１－θ）σ（δ＋ρ＋η）ＰＥ＋（α＋γ）ρσ－（１－θ）ρβσ（δ＋ρ＋η）Ｅ＋βＤＫσ－πβσ（１＋ｋ）ＹＡ＋ωＧ＋ξＬＡ（２０）然后将式（１９）代入式（２０），可以化解掉ＰＥ；进一步在等式两边同时除以式（２０）左边ＰＡ前面的系数，然后用β１，β２，β３，β４，β５，β６分别代替ＹＡ，Ｇ，ＤＫ，ＬＡ，Ｐ，Ｅ前面的系数，得到的方程如下所示：ＰＡ＝β１ＹＡ＋β２Ｇ＋β３ＤＫ＋β４ＬＡ＋β５Ｐ＋β６Ｅ（２１）其中，因变量为粮食价格，各自变量分别为粮食产量、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投入水平、金融支农政策的投入水平、粮食种植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物价水平和汇率。上述模型表明本国的粮食价格波动受粮食产量（ＹＡ）、财政支农政策的投入水平（Ｇ）、金融支农政策的投入水平（ＤＫ）、粮食种植的劳动力要素投入（ＬＡ）、通货膨胀水平（Ｐ）、人民币汇率（Ｅ）等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在考虑变量关系时最常用的方法是ＯＬＳ法，由于ＯＬＳ法是建立在变量平稳基础之上的，如果所考察的变量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使用ＯＬＳ法就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导致其推断的结果往往是错误的，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①。ＶＡＲ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而是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用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过程中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ＶＥＣＭ本质是一个有约束的ＶＡＲ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含有了协整约束关系，当出现一个大范围的短期波动时，ＶＥＣＭ会使内生变量收敛于它们的长期协整关系。短期部分调整可以修正长期均衡的偏离，因此协整项也被称为误差项。在估计ＶＥＣＭ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这也是ＶＡＲ（ＶＥＣＭ）模型一个重要的运用。在ＶＡＲ和ＶＥＣＭ的估计中，通过ＡＩＣ、ＳＣ、ＬＲ、Ｑ统计量等联合确定最优滞后期。ＶＡＲ（ＶＥＣＭ）模型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所谓脉冲响应，是指系统对其某一变量的一个冲击（Ｓｈｏｃｋ）或新生（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变量所作出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衡量这种影响的变动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方差分解则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个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重，这样就可以定量地把握模型中变量间的影响关系①。

（二）数据说明、指标选取及模型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５２－２００９年，故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２．指标选取及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理论模型，为准确衡量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关系，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粮食价格指数（ＰＡ），各年指数均以１９５２年为基期（即是价格指数１９５２＝１００），根据年限的跨度以及我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运用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代替。解释变量包括：（１）粮食总产量②（ＬＣＬ）。（２）粮食种植的劳动要素投入（ＬＡ），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代替。（３）通货膨胀水平（Ｐ），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衡量。（４）汇率（Ｅ），本文的汇率采用的是直接标价法。（５）金融支农政策投入变量（ＤＫ），以农业贷款表示。（６）财政支农政策投入变量③（Ｇ），以财政于农业的支出表示。本文在设计计量模型回归时对绝对数量采用取对数的形式，所以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实证模型：ＬＮ（ＰＡ）ｔ＝β０＋β１ＬＮＬＣＬｔ＋β２ＬＮＧｔ＋β３ＬＮＤＫｔ＋β４ＬＮ（ＬＡ）ｔ＋β５ＬＮＣＰＩｔ＋β６ｅ＋μｔ（２３）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利用Ｄｉｃｋｅｙ和Ｆｕｌｌｅｒ提出的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通过检验发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对数值：ＬＮＰＡ、粮食总产量对数值：ＬＮ（ＬＣ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ＬＮＬ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数值：ＬＮ（ＣＰＩ）、农业贷款对数值：ＬＮ（ＤＫ）、财政对于农业的支出：ＬＮＧ这几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于是笔者对非平稳变量的处理采取差分法，其结果如表１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１％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各指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这些指标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从而反映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ＪＪ）检验来判断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检验之前必须确定ＶＡＲ模型的结构。根据ＡＩＣ、ＳＣ、ＬＲ、Ｑ统计量等联合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３。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２。由上面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１９５２－２００９年的样本区间内，ＬＮＰＡ、ＬＮＬＣＬ、ＬＮＧ、ＬＮＤＫ、ＬＮＣＰＩ、Ｅ、和ＬＮＬＡ几个变量之间存在２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就得到均衡向量如下：β′＝（１．０００００，３．２３０２４１，０．６３３７１５，０．３６９９７４，－０．２５００００，－２．４５３３６３，０．３５１１９７，－０．４２４８３６）则可以得出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ＬＮＰＡ＝－３．２３０２４１－０．６３３７１５ＬＮＬＣＬ－０．３６９９７４ＬＮＧ＋０．２５００００ＬＮＤＫ＋２．４５３３６３ＬＮＣＰＩ－０．３５１１９７Ｅ＋０．４２４８３６ＬＮＬＡ（２４）（０．２５５７２）（０．０８３４０）　（０．０４６４９）（０．４４７０２）（０．０７２６２）（０．２７４４７）［－２．４７８１５］［－４．４３６１４］　［５．４８８２３］［５．４８８２３］［－４．８３６３１］［１．５４７８１］该协整方程表明在１９５２－２００９年上述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中可以发现，１９５２－２００９年，粮食总产量（ＬＮＬＣＬ）、财政于农业的支出（ＬＮＧ）和人民币汇率（Ｅ）与粮食价格指数（ＬＮＰＡ）成负相关关系，而农业贷款（ＬＮＤＫ）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ＬＮＣＰＩ）的上升以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ＬＮＬＡ）的增长都与粮食价格指数（ＬＮＰＡ）成正相关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与脉冲响应

利用协整检验确定了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误差修正模型用来反映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而粮食总产量（ＬＮＬＣ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ＬＮＣＰＩ）、直接标价法的人民币汇率（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ＬＮＬＡ）在短期内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不明显；财政对农业的支出（ＬＮＧ）滞后１期系数为正，并且在１％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短期内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并不能起到维护粮食价格稳定的作用，说明财政支农政策维护粮食价格稳定的功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农业贷款（ＬＮＤＫ）在滞后１期对粮食价格的波动有负向拉动作用，而且其系数在１％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说明农业贷款在短期内能起到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作用。图１　财政金融政策对粮食价格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由于前面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各变量对粮食价格波动的短期关系，为进一步确定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关系，可利用Ｓｉｍｓ提出的向量自回归（ＶＡＲ）技术进行冲击反应以进一步细化探索财政于农业的支出（ＬＮＧ）和农业贷款（ＬＮＤＫ）与粮食价格的关系。为了防止ＶＡＲ模型因变量顺序变化给冲击反应函数带来的敏感性，我们采取检验两个变量间关系的一般冲击反应作为回避正交化反应变量顺序依赖性的方法，分别建立最优滞后期的ＶＡＲ模型进行分析。如图１所示，财政于农业的支出短期内对粮食价格波动有正向冲击的作用，在第４期达到最大值。农业贷款对粮食价格的冲击显示了前期为负向冲击，之后转为更大的正向冲击作用。

（四）方差分解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因此，本文利用前面确定的ＶＡＲ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ｍ个）的波动（ｋ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随机误差项）相关联的ｍ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①。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３。分析结果表明：在上述变量中，农业贷款对粮食价格的的短期效应更为明显，最高达到６．７４％；ＣＰＩ的波动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次之，侧面反映了我国通货膨胀和粮食价格波动存在强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样较为明显，最高达到５％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对粮食价格的波动影响从滞后４期开始保持在３．５％-４．５％之间；粮食产量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从滞后３期开始保持在１．５％-２．５％之间；而汇率变动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短期影响很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ＶＥＣ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长期来看，国家金融支农信贷投放、通货膨胀和劳动要素投入变化促进了我国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财政支农投入、粮食产量和汇率变化则对粮食价格上涨产生了制约效应。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劳动要素投入、粮食产量和汇率变化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国家金融支农信贷投放、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则是我国粮食价格短期波动的主导因素；金融支农信贷投放有利于粮食价格的短期控制，而财政支农投入在短期反而刺激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稳定我国粮食价格、防止其超常规剧烈波动，应当做到：（１）通过加大农业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要通过财政支农渠道提高粮食价格补贴力度，创新粮食补贴方式，确保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尽快将补贴政策制度化和法律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不同规模采取不同的补贴方式和补贴金额，优化补贴发放方式，进而有效地维护粮食价格的稳定。只有在粮食价格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况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粮贱伤农"和"粮贵伤民"，农民的根本利益才会得到充分保证，低收入群体以致全社会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保障。（２）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和粮食价格稳定必须进一步优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资金投入结构，加大生产性专项资金的投放和补贴力度；要培育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协同机制，积极探索"政府＋种粮农户"、"保险＋种粮农户"、"银行＋保险"、"种粮农户＋种粮农户"的粮食生产金融支持模式，转移和分散种粮风险，增强粮食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价格不稳定问题；要通过优化粮食补贴资金投入结构，将资金投入重点放在良种补贴、农机购置等方面，充分发挥生产性专项补贴对粮食生产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促进粮食生产与粮食价格稳定。（３）应解决好长期以来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频繁波动、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尽快构建并健全确保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国家财力增长和金融发展而合理地持续较快增长的体制与机制；财政支农政策作为维护粮食价格稳定的政策主渠道要充分发挥其粮食价格保护功能，防止粮食价格短期内剧烈波动要充分重视金融支农政策手段的应用，确保二者在维护粮食价格稳定中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