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 发展 ，但在其 理论 基础 问题 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 经济 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 政治 学 内容 ，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 科学 是经济 研究 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 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 历史 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 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 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22，P3.）不过， 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 影响 ，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 社会 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 分析 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 现代 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 自然 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 ）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 A.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 Policy. New York：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8，P223. ）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 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s and the Public Econom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 目前 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 C.V. & 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Oxford：Martin 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 年的《公共财政学： 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 Financ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 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 "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 时代 ，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 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 文献 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 J.E. Stig-litz.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McGraw-Hill，1980， pxv & P4. ）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 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 总结 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 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 M. & 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 E.Smolensky，  ed： Modern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