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论引导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

 一、消费与 经济 增长关系的 理论 说明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消费需求是构成 社会 总需求的重要方面，在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 消费需求的贡献最大，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需求对GDP 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50％以上（庄健，1998）。二是消费（如 教育 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对人力资本的创造，为经济增长提供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其本身的直接拉动，也有通过消费变量而诱导出来的其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即间接拉动。所谓消费直接拉动，即是通过它自身，而不是通过别的变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消费低迷，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远远少于潜在的产量，生产能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如果消费过热，超出了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约束，只会形成经济的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所谓间接拉动，是指消费作为初始变量通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增长，如引致投资就主要是由消费的增长等经济行为诱导出来的投资，被消费诱导起来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

　　二、 影响 消费者需求的财税因素

　　1.税收变量。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是由非财政部门的消费需求C、 投资需求I、与政府部门支出G三部分组成，即AD＝C＋I＋G.其中消费需求C是国民收入Y和税收T的函数，即C＝C（Y，T ）；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即I＝I（R），因此， 社会总需求的公式又可以进一步表示为：AD＝C（Y，T）＋I（R）＋G.在这里，假设I和G都不变，只改变税收T ，在C是T的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扩大；反之，则缩小。不过，不同的税种对其影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 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不过，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对富裕阶层增税，其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所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程度要低于对其收入的影响程度；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在现阶段， 中国 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还较低，但富裕阶层的人数及收入却迅速增长，居民的纳税意识也在增强，个人所得税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2）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增税，减少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税增税，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3）消费税。消费税增税， 民间产品的含税价格水平上升，因而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民间消费支出减少，尤其是消费税是一种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率高的大众税，这是就国外而言，我国有所不同。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大大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反之，则较大程度地扩张消费需求。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尤为如此。

　　2.收入分配政策。

　　消费是收入函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同生产力的 发展 、收入水平的增长基本同步或略有超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改革开放20年的情况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了消费结构的巨变，实现了第一次消费革命，庞大而快速增长的居民消费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动力；到了90年代，特别是"九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的增幅逐年下降，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例，分别从1992年的 9.2％、5.9％下降到1997年的3.4％、4.6％（马洪，1997），自1993 年进入经济调整期以来，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是逐年提高的，但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户有所增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注：有些国内学者的 研究 表明，中国居民贫富差距已从80年代的1.7倍，上升到90年代初的4倍多，而且还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虽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这一差距本身并不很突出，但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贫富差距就如此迅猛拉大，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过的（曾令华，夏杰长等1994）。）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李实等，1998）。 低收入户的增加影响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对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收入分配政策不仅影响居民现有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也影响居民的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对即期消费支出又是极为重要的。因此，研究消费需求还必须重视对收入预期因素的 分析 。

　　3.社会保障政策。

　　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等都面临着解体的危胁，不断地给人们以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美国一些著名经

　　1.实施灵活的税收政策，调节消费需求。

　　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消费需求，流转税、 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都应有所作为。在当前面临消费不足但减税的空间又不大的情况下，全面降低税负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是较困难的，但在具体的税种上，税收政策还是有所作为的，如个人所得税运用得当就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要是把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就是用富人的钱救济穷人，如下岗工人，失业者和贫困地区的农民等，增加这部分人的消费，不仅可以带动消费的增长，而且能促进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增加中央财政在GDP中的比重， 尤其应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纳入中央税收，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个人所得税纳入中央税收之中，而我国却将之归入地方税。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将越来越重要，而企业流转税应呈下降的趋势，所以，要加快税制改革，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并创造条件，将其纳入中央税收体系，以便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基础性条件。

　　2.积极而又慎重地运用国债政策，防止政府债务挤占居民消费。

　　在居民消费不足，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如果居民消费增长是由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结果，那么就要通过减发国债来使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如果居民消费增长，是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的原因，那么，减发国债也无济于事。当然，这只是针对消费而言，就整个国家来说，如果照常发行一些国债，以国债收入增加政府消费（如增加对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拨款），或增加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可以抵消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从 目前 中国的经济态势看，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都影响着即期的消费水平，但笔者认为后者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目前一定程度地扩大国债规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会太大。当然，国债发行规模过大，既挤占了消费需求，又挤占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则是得不偿失。因此，国债政策，既要积极，又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