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军考：究竟为何年轻军人想着转业

 　　今天，我们谈谈为何年轻军人想转业。

　　根据《粟裕回忆录》的描述，1928年，南昌起义部队边打边散，部队开始是一个一个的溜走，后来是一个班一个排的走，人越来越少，只剩800多人的时候，眼看队伍就要垮了，朱德走到队伍前的一个土山上对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演讲，完了说，谁不想干了可以走，不用偷偷摸摸的，我们发路费，结果没有一个人走，他们中包括林彪和粟裕和另外上百位开国将军，林彪走了一天还是回来了。如果朱德当时说，谁都不准走，谁要走就枪毙他，估计夜里就都走光了。为什么过了近90年，从800人到了200多万人，加入它从被绞杀到无上光荣。居然不敢说一句当时说过的“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们给路费”，而要靠不准转业留人(“偏不让你走，就是拖着你，看你怎么办”)，中间发生了什么，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是的，我们我们年级轻轻就想离开，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还算年轻才想离开。是的，我们每年都有几个年纪轻轻就转业/复员/义退的。真的是我们吃苦意识差、不愿意献身国防吗?真的是我们心智不成熟，看到同学成功就迫不及待想着出去创业成功吗?我看到的大多数都并非如此。排除掉一些喊走并不一定真想走的人，对于确实想离开的人，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前途的迷茫。

　　这种看不到希望并不等同于20左右的迷茫，青春期到成年初期的迷茫在心理学上叫“自我同一性的寻求”阶段，是每个人心理的必经阶段，到25岁之后30岁前都会最终确定下来。因此不要用“谁的青春不迷茫”来混淆概念。在部队的迷茫是你到了40岁，面对岗位调整、走留问题依然迷茫。

　　曾经和一个刚调的团副政委(本来是希望调主任，因为副政委基本就是转业过渡的)聊天，他那种失落与迷茫溢于言表，居然和我一个任职不久的副连级军官称兄道弟，聊着转业的话题，戏剧性的转变是半年后他转到了上级机关的一个领导岗位，再见面时，他脸上的气色已经完全不同，显得容光焕发，我们再没有像之前那样详谈，只是简单的问候，他勉励我好好干，当然，再也没有称呼我为兄弟。

　　自然，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见过几个调职不顺被迫转业的领导，看起来那样的失落。他们并不是能力比别人差，有两个非常有才但走得很突然，“盯着的位置被上级机关调来的人占了”，“因为大单位首长换了，就把分管单位的领导换了几个”，“官运太差”……大家私下这样议论。如果不年轻的时候离开，那么多年后的我们也会这样的纠结迷茫，当然，更可能轮不到我们去纠结，因为能走到那些岗位的都是百里挑一，大多数人无非是在营级就蹉跎掉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说实在的，对于大多数普通军官，部队的前途就像抽签，你不知道自己会是上上签或是下下签，最要命的是，签都是别人帮你抽的。于是我们想，与其隔三四年迷茫一次，还不如乘着年轻还有点劲，主动离开。

　　第二，价值感问题。

　　告诉我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防建设，拔草真的也在其中吗?刷墙也在其中吗?我们写的那些新闻，开过的那些会也都在其中吗?我们一直这么干，国防建设就会好吗?如果在基层单位干这些就是献身使命，无上光荣，而大家又十分希望献身国防，那为什么都不想一直留在基层呢，为什么又要找机会离开基层去大机关呢?

　　是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天天扫屋就真的可以扫天下吗?我们其实不怕吃苦，都是从士兵从学员走过来的，要说苦，苦的是战士，军官的绝对劳动强度也没那么大，比起任职之前轻松多了。但缺失的，是自己的价值感，有我在没有我在没有什么不同，我努力做的与国防建设，关系也不那么大。我们不是不想献身使命，而是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没有动力了，不如把岗位让给更有干劲的人，毕竟，我们不想做拿国家钱混日子的人。

　　第三，附加成本大。

　　走到30来岁，也逐步走向了中年危机，夫妻的的分居问题，儿女的养育教育问题，父母的照顾问题，接踵而来。夫妻沟通不畅、儿女不听话/身体不好，父母生病等等，这些问题只要出现一个，整个生活节奏就乱掉。当然，自古忠孝难两全，一旦国家有事，自当忘却妻子父母来成全对国家的忠，但是，当国家相对和平，岗位也有人可以替的前提下，而家中确有现实问题要解决时，我们是否也有权利暂时放下单位，来成全做子女的孝呢。而更现实一点的成本是，薪酬待遇仍不够留住人，我们觉得当前的工资待遇还不能够弥补自己的附加成本。

　　以上是抱怨，扪心自问，着眼改革，如果想真正意义上栓心留人，部队应该有些什么改变呢?

　　其实最核心的只有两个，改革用人制度与考核赏罚制度，这可能需要有大的改变。

　　先说用人，当前标准是“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在这个宏大的标准下面应该细化其操作性。例如善谋打仗。这里是指个人跑的快还是参谋业务强，政工干部怎么评价打仗能力，三个连长在一起，你的跑步快，我的教学组织好，他的参谋业务好，我们3个谁更善谋打仗，只有一个岗位，应该先提拔谁?又比如实绩，做了一些表面工作得到领导表扬算不算实绩，做打基础工作费了大量精力但无法量化怎么办?考察历代兵制，战斗力强的军队都用很大的力气来规范这个事。

　　例如秦军强悍，一举荡平六国，结束数百年诸侯纷争。他们就是把国家的所有人分成不同级别，如果想升级，就必须要有军功，所谓军功就是敌人的头。秦法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几颗敌人的脑袋可以可以升几级的问题，大致和今天游戏中打怪获取经验值升级类似，只要杀敌足够多，即使是出生卑贱也可以有机会成为万户候，而且规定军功是晋升的唯一途径，如果拿不到敌人的头，那么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是寒微，不能继承父亲地位。所以在这个制度里，想有成就，非常简单，多杀敌人，不要被敌人杀。

　　所以当时许多贵族也将自己的爱子送上战场、送上前线，不是他们不宠孩子，而是只有这样孩子才有一个好的未来。而且秦法还讨论了两个人合作杀死敌人的头颅分配、集体冲锋时杀死敌人的头颅分配等具体问题。因此，秦国不论贵贱人人尚武乐战，冲锋陷阵锐不可当。后来汉唐也基本都是继承了秦国的杀敌立功制度。

　　明朝也有一支很有名的军队——戚家军，让倭寇闻风丧胆，创造过击毙倭寇数千而自身无一阵亡的骄人战绩。经过大小数十战，在短时间内平定为患百年倭寇之乱。戚继光在他的《练兵纪实》中详细的描述了他编练戚家军过程。其中的晋升篇幅也是不小，他们用比武晋升，例如，有一项是举石头，上个月可以举起50斤的石头，这个月可以举起80斤，就可以增加饷银，相反，如果上个月可以举80斤，这个月只能举50斤，则减少饷银不算，还要被捆打，算是对这个月不努力习武的教育。军官还有比武对战，赢的升级，输的降级，如果连输数场，也要被捆打。

　　如此，戚家军人人习武不敢懈怠，才有了比日本武士组成的倭寇更强的战斗力。这两个例子，是希望我们的军队也有这样的用人制度，公开透明可操作，只要能达到这个制度要求就晋升，达不到就不晋升甚至降职。那么我想部队不会再有混日子的人。

　　第二个要改的是考核评定制度，这个与用人制度本应该是一体的，但在当前我军中基本分离的，因此分开讨论。

　　比如，如何考核评定一个排长呢?冷兵器时代好办，大家一起比一场，战争年代也好办，计算歼敌人数和己方伤亡即可。那现在呢，班排长或许还可以用射击精度，跑步速度等个人军事素质来勉强衡量。那连长，营长，团长呢?跑得快、打得准不一定就是好团长，陈毅元帅说我们解放军个人军事素质不如国军，战术素养不如国军，甚至整体的班排战术仍不如国军，却能屡屡打赢，就在于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战术尤其是战略上比国军强。

　　苏联英雄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战略素养是一个指挥员不断积累与思考而形成的。而我们当前缺的也是这个，班长检查后可以说，战士军姿不好，被子内务质量不高，这是一个称职的班长，团长检查依然只说军姿与内务，即使说的再好，也只是班长水平，而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团长。而我们当前经常把个人军事技能等同于一个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甚至营级、团级指挥员依然如此，把一个单位抓内务抓军姿队列呼号的水平等同于一个单位的全面建设能力。所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外国人才会评价说我们是一流的战士，二流的装备，三流的指挥。

　　现实中也是如此，不听指挥的操蛋战士很少，但喜欢拍脑袋瞎指挥的领导不少。这个作战能力不好量化，但可以通过演习对抗等方式实现(从《朱可夫回忆录》可以看到，100年前苏军就在这样干了)，如果在一个基地设置战场，从A军与B军中各抽调一个团进行实战化对抗，如果谁赢，指挥员就可以升职，而输了就降职。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再愿意作假，即使两个团长是亲兄弟，也不会互相让对方一分吧。

　　而对于战士、班长、排长等基层指战员，如果一起进行军事科目的对抗，进步的、优秀的赏，加工资提待遇，退步的、不合格的就罚，降工资降待遇。我想，应该不会再有谁会在训练中混吃等死了吧。

　　当然，以上的想法并不是具体的制度，但我相信，只要愿意，我们是可以按这个原则制定出适合我军实际的政策的。

　　其实只要部队用人制度和考核赏罚制度严明，让大家看到，只要够努力练军事技能、钻研战术，就有机会成为将军，反之只要军事技能不好，战术指挥不行的，不论是谁的儿子都没法晋升，加之工资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再加一句，不想干的随时可以走，不能干的随时赶你走，又有几个人愿意离开呢。

　　只有让“年底转业”成为军官最大的惩罚，成为军官心中心中最恐惧的诅咒，部队建设才可能发展，如果“年底转业”成为了一种奖励，一个单位可能建设好吗?

　　孔子说，如果肯定能得到富贵，那么即使是当马夫我也愿意，如果不是，那我还是做一些我想做的事吧。大部分离开的人本质上都是类似的心理吧。最后要说一个淡泊名利的问题，韩非子说，军队就是要赏则行，罚则惧。有人问，有人赏也不喜，罚也不忧怎么办，韩非子说这样的人应该 杀 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