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湖南医学招聘-公共基础备考要点——“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下）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贡献

“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1、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邓小平直接地把“一国两制”构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道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并认为实事求是乃马克思主义精髓。当邓小平把实事求是运用于祖国统一大业而形成“一国两制”构想时，其理论贡献在于：

(一)、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民族主权国家历史并没有结束，国际法主体主要的仍然是主权国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仍然是外交关系，外交关系是以主权国家的相互承认为基础与前提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主权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为这是我们保存、获取和使用其他资源的惟一合法依据。民族主权国家存在是当代世界的普遍事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发展为全部历史承载的。邓小平反复指出，国家主权和领土必须统一，统一是中国伟大历史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所以“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

(二)、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抉择。

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时，实际上就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不能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那就不能形成“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在以民族、宗教、领土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还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中国都是身受其害、身受其苦的，超越这些对抗和冲突的愿望是十分强烈和自觉的，邓小平正是在批判和抵制两极强权中提出了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战略抉择。这一抉择，不但为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世界伦理的基本原则。也在处理国家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为消弭对抗、突破僵局提供了一种政治伦理原则。          

2、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

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他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其理论思想价值在于：

(一)、把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准则转化为一种政策运筹原则。

在政策运筹中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同各方利益融合在一起进行统筹考虑，把各种利益都摆在明处权衡，形成多元一体的利益观，在国际以人类为统一体，以国家利益促进人类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中促进各国利益，在国内以民族为统一体，以政治利益促进民族利益，在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中促进各方政治利益，以此做为整个政策运筹的基础。并成功地把政策运筹转变为寻找新的体制、寻找新的法律秩序。“一国两制”就是在和平共处意义上的一种新的体制，新的法律秩序。

(二)、把和平共处准则转变为化解矛盾的方法。

过去，我们对关于世界存在的对立统一状态及其发展的矛盾解决方式的传统观点，总是持下述立场：(1)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或者说一个吃掉一个;(2)旧矛盾体完全瓦解代之以新矛盾体的出现，或者说同归于尽;(3)对立面融合成一个新事物;等等。而在处理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如果僵持这些立场，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好的办法。因为两种制度可以共处一个矛盾体中，但不可能融合成一个新事物，舍此就只能是或者一个吃掉一个、或者同归于尽，但这又是各方都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就可以找到矛盾发展的和解办法，即矛盾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都得以共存、得以继续发展下去，而取一种和平共处的化解矛盾的办法，即寻求矛盾双方的斗争在不导致矛盾发展到冲突和分裂的情况下而保持其矛盾同一性。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哲学结果，是在世界存在的对立统一和世界发展的矛盾解决中提出了：对立面在“和”中共存、在“和”中发展。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或会必然出现的。矛盾双方， “和而不同”、“和而解”。这也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客观格局。“一国两制”就是这种格局。和平共处就具有这样的哲学价值。

(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一国两制”刚刚在香港、澳门开始实施，虽然还未能作为既往历史经验形式来加以论述，也有待以独特的国家组织形态列入国家制度史，但无疑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国家理论、国家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清晰地表现在国家的法制史方面，即香港基本法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方面;也卓越地表现在国家政治史方面，即科学处理“一国两制”中的诸多国家问题的复杂关系方面，这些关系包括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国家主权和治权、国家结构单一和多样;国家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国家阶级、社会属性和民族属性。

基本法对香港问题的产生及其历史性的解决做了法律性的总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了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的实施。国家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国家的基本方针变成一项国家的全国性法律来加以施行，“一国两制”以法治形式进行，这在国家制度史和现代宪政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邓小平说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密切地联系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重要方面，为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