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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英教授的新著《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2019.5)，从商书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市场经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了先前对于商人与商业的固有偏见。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商书研究的视角扩大到与商业有关的其他文献。一类是日用类书(亦即所谓“万宝全书”)中有关商业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中的“商旅门”“民用门”等，《新刻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的“算法门”“体式门”等。另一类是有关商业的手抄本。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经营典当、钱庄、布业、木业、盐业等各行各业，既有商业实践，又有文化修养，编撰了数量可观的商书。这些商书大多没有刊刻出版，仅作为手抄本流传于世。书中记录了水陆路程、市场信息、买卖规则、行业规范、风土人情、经营技巧、商业道德等，其研究价值或许为正式出版物所不及。这一点已经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证实。

张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所能搜集到的六十多种商书作整体性的研究，涉及商书出现与流布的社会背景，商书与商业政策、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所反映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等等。对我而言，阅读这本书稿所获得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