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河北国家电网公司考试计算机专业技巧（441）

 事实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对于本地企业造成的污染事故，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处理上常常会“手下留情”，导致责任者逃过惩处或只接受轻微惩处。在长沙的这起事故中，天创公司由于未对第一次污染及时处理，造成了二次污染，而第一次污染之所以未及时处理，与当地行政监管部门对污染事故反应迟钝有一定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地环保机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行政处理。民间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可以使责任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对政府的行政监管也是有效的监督。

对于这起公益诉讼，法院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起案例对企业和民众来说，已是一堂生动的环保教育课。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我国的重要目标，以前那种为了经济增长而无视生态健康的野蛮做法，已经失去了市场。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仍有一些企业“顶风作案”，而一些政府为了经济数据，有时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以环境为代价进行生产，经济效益看上去是保住了，却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增长，最后反而需要社会投入更多成本治理污染。

由与污染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发起公益诉讼，对污染企业有着强大的威慑作用。公益诉讼的发起者，行使的是一份社会责任，理应得到支持。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成员，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任何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社会利益，都可把侵害公共环境利益的企业推上被告席。

在长沙的这起公益诉讼案中，远在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这也体现了政府行政观念的进步。实际上，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当企业或个人对公共环境利益构成损害时，控制无力或不能干预的行政机构，也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环保组织，以具体的案例唤醒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周俊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