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宁夏国家电网校园招聘考试技巧（389）

 即便商家在接单之初，还不清楚买烟者的身份，可在配送之后，必然与买家有一定的接触，难道配送者看不出，有一部分的买烟者属于未成年人吗?或许商家自行配送，出于利益关系，不会自揭其短。可外卖平台下属的送货员，与烟草买卖没有半分纠葛，他们就没有责任监督和举报吗?说到底，外卖的监管力度终究还是差了些。

商品购买者并不只有烟民，倘若外卖平台能在醒目位置标注“禁止售烟，举报有奖”，想必商家也不敢轻易售烟。而推出针对性的措施，对平台来说，也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成本。一些大型网购平台，在过去也曾遇到以“暗号”售烟的灰色买卖，可在完善监管机制后，此类现象也基本得到了遏制。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外卖平台通过相关的智能分析技术，强化针对性的管理，依旧可行。

笔者就曾亲眼见过，有的买家在备注中写明“购烟暗号”用等额的付款购买;有的商家用茶叶盒包裹烟盒，伪装茶叶蒙骗快递;还有的商家以外卖为广告，推介微信联系，避免平台干预。然而，面对商家的种种规避举措，平台也并非毫无办法。只要不断提升违反成本，进行严厉惩罚，让监督力度持续向商家、买家、送货员等末端延伸，外卖售烟的空间必然会越来越小。

当然，对这类不法业务的调查，也不能仅限于外卖平台。事实上，超市和便利店经由外卖平台售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网上餐饮服务，它更贴近于日渐兴起的“跑腿服务”(时配送服务)。在新型零售业态火热发展的当下，一些不法倾向也会随之出现，相关的法规制度和自我监督若不及时跟上，必定会给“跑腿服务”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文/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