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一条大河”为什么能够传 唱至今

 作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　奚洁人

音乐，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属于文化的范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红色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具有一般音乐文化的美学内涵和特征外，红色音乐文化在存在方式、情感体验、创作主体、审美鉴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性。从根源上弄懂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才能准确把握红色音乐文化的基本性质。

红色音乐文化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它是动员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它激活了民族音乐、地方音乐的厚重遗产，激发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可以起到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点燃革命激情、激发奋斗精神、歌颂英雄人物、传播先进典型、服务人民需要与团结教育群众等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对于音乐学院来说，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把学生培养成为继承红色传统、担当时代重任以及德艺双馨、可堪大用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接班人，成为弘扬红色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

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旋律激昂高亢，充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激励无数爱国人士投身抗战洪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这是用音乐做武器的典范;红色音乐作品的创作素材，基本取材于现实斗争实践。《淮海战役组歌》是在战场上诞生的经典歌曲，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任务，一首接一首地诞生。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文工一团仅创作歌曲就达40余首;许多红色音乐作品是中国近代民族音乐作品的瑰宝。无论从中国音乐史、音乐理论教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典型作品的教学分析来看，都是宝贵教材。有些作品，如交响乐《黄河颂》和《红旗颂》等，还是中西结合的典型教学案例;广大红色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坚持尊重群众、学习群众，善于将民间素材加工提炼为音乐精品。同时，在创作和表演中，又不忘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和提高群众的专业使命。继承红色音乐文化传统，能够防止和纠正不良的审美倾向。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获取幸福生活的思想文化武器

五四运动是红色文化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近代新文化划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并指出：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从发生学角度来看，红色文化应该特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文化，“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文化，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红色思想”。李大钊同志曾于1918年豪迈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赤旗，就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红旗。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这种红色文化传播和影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北京、上海成了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祥地。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要素：文化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的;文化的主体属性——群众性，即人民大众的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文化的社会功能和革命目标——反帝反封建，即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服务于人民解放与人民幸福。

因此，这种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功能，概括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获取幸福生活的思想文化武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精神纽带。尽管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任务和目标有所不同，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有所变化，但其基本性质、特征和功能及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始终没有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加多元、要求更高。我们更加需要凝聚文化的力量，更加需要发扬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文化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服务的方针和目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爱人民，并且“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作品要经受人民的评价和检验;要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使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富于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基础，更具感染力和战斗性

红色音乐作品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理念、审美意识、情感内涵，行为导向等方面，都承载着特有的内涵。

第一，红色音乐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体现了音乐作为斗争武器的重要功能，这是红色音乐的首要标志。

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旋律激昂高亢，充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激励无数爱国人士、热血青年投身抗战洪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这是用音乐做武器激励人民奋斗的典范，体现了强大的动员功能。

在价值取向上，红色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往往呈现出工作任务的目标性和创作的目的性。比如，川藏公路的修建，是一部英勇悲壮的革命建设史诗。川藏公路全长2400余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建设条件十分艰苦。西南军区战士文工团专门创作《歌唱二郎山》这首歌曲，以慰问、歌颂和鼓舞筑路部队。事实上，相当数量的红色音乐作品直接产生于火热的战斗第一线，是鼓舞士气的时代战歌。

第二，红色音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大众化特点以及多样性地方文化色彩。

井冈山、闽南、延安、大别山等革命根据地，是红色音乐作品的集中首发地。这说明，红色音乐文化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基础。同时，大量革命歌谣、民歌、秧歌、地方剧，还吸收和融入了许多地方性音乐元素，有利于将政治动员内容改编为便于传唱的歌曲、音乐剧等，更具有感染力、鼓动性和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