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22日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现行法自1993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订。24年来，我国市场竞争行为出现了哪些变化？与现行法相比，修订草案有哪些与时俱进的亮点？

　　亮点一：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

　　由于现行法没有关于互联网竞争的规定，有的互联网公司甚至质疑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互联网领域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但对互联网企业造成影响，而且对广大消费者的选择造成干扰，如司法领域已判决的3Ｑ大战、百度诉3721等不正当竞争案等。

　　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副局长桑林说，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传播快、影响大、易复制。各级工商机关也陆续接到多起基于互联网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投诉，但因为现行法律无明确规定，不能有效发挥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能。

　　参与修订草案的专家、北京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肖江平说，对于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全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现行法没有分则条款，因而法院对同种行为的案件判决结果区别较大。

　　“近10年来，至少有400多个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因为没有分则条款，法官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学界颇多争议。”肖江平说。

　　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说，根据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的客观需要，修订草案中首次增加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草案规定竞争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领域从事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并具体规定了应予以禁止的行为，将增强行政执法查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作用。

　　亮点二：对商业贿赂的范围适当扩大

　　在药品销售中，一些医院要求药厂必须接受其指定的代理机构作为销售商，否则就拒绝向某些药厂采购药品。实际上，这些中介机构对药品销售并无实质性服务，只是从中提成，再以各种方式将利益输送给医院，致使医药改革的政策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专家表示，这些中介机构既非药品买方，也非卖方，但却帮助买方和卖方之间实现了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本身也从中获利，因此也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王先林说，修订草案对商业贿赂的范围做了适当扩大，原来贿赂的对象只限于交易相对方，现在增加了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明确了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范围，并对员工商业贿赂行为的认定作了特别规定。

　　桑林介绍，商业贿赂行为一直是反不正当竞争的查处重点，但是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特点发生明显变化，由经营者之间做假账，转变成为假借第三方行贿受贿，而现行法对第三方行为未做明确规定，造成对商业贿赂的第三方难以有效规制。

　　肖江平认为，修订草案将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放进去，是很大的进步，既体现了商业贿赂的实质，又弥补了现行法相关条款的不足。

　　亮点三：细化各类恶意仿冒行为

　　当前，将他人注册商标申请为企业字号等造成市场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较为普遍，不仅损害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损害。这类案件只能在诉讼中适用基本原则予以处理，行政执法机关无法具体实施。

　　“同仁堂”既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字号，也是其商品的主要商标。但是按照现行法律，企业名称是分级注册，一些不法商人为搭“同仁堂”企业名誉和商品声誉的便车，以“同仁堂”等字号经营，往往引起消费者误认是北京同仁堂或者与其有关联。这种情形就属于基于商标、企业字号冲突造成的不正当竞争。

　　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反不正当竞争处处长杜长红表示，修订草案确定了使用在先与公平竞争并重的原则，意在对恶意仿冒行为进行制止和查处。

　　王先林说，与商标法相衔接，修订草案增加了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涉及笔名、艺名、社会组织名称及其简称、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以及频道、栏目、节目等的名称标识，不管这些误导公众的行为如何改头换面，今后都有望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肖江平说，类似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等电视节目，此前的纠纷，在知识产权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修订草案把频道、栏目、节目等名称和标识列入不正当竞争行为标的，有助于规范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行为。

　　亮点四：让违法成本恒定大于违法收益

　　在某著名药企商业贿赂案的前期调查阶段，当事人拒不向工商机关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搪塞拖延，使案件调查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商业秘密案件往往给权利人造成动辄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损害，行政调查往往耗费巨大精力物力财力，而行政处罚最高限额仅为20万元，难以做到过罚相当。

　　王先林说，修订草案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权，增加了检查、查封、扣押、查询等强制措施，还突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

　　肖江平说，现行法是1993年制定的，是针对当时的市场状况规定的行政处罚标准。一些国家的竞争立法中，竞争执法权较之一般执法权，其范围更大、权力更宽。此次修订草案体现了这个趋势。

　　“加大执法的处罚力度，应当按标的额或违法所得的倍数来罚款，让任何违法行为成本恒定大于违法收益。”肖江平说。